刘道平

谈党的集中统一

刘道平

集权与分权，是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政治治理方式。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只能根据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判断。集权也罢，分权也罢，只要是从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国家有序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治理方式，就是好的治理方式。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了一系列集权措施。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并付诸行动；确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废除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并着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八项规定”并聚焦“四风”问题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力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推动法治建设；设立改革、安全、网络管理最高权威的领导小组；提出强军目标；党员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强调对党中央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净化舆论氛围等。在中国当前特殊环境下，实施这些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裴然成效。实践证明，这样的集权是必要的，是得民心的。

面对中央一系列集权举措，一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忧虑”，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担忧威权主义长期下去并得到固化之后，国家治理走向新的极权主义道路；二是担忧以民主法治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机遇并延缓进程；三是担忧形成官僚集团惰性，地方活力不足，经济持续下滑，从而积累甚至引发重大社会冲突。这“三忧”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成分，但在今天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要严防“三忧”不在中国成为现实，就必须首先防止以“三忧”为借口阻碍中央在当今特殊历史阶段的集权治理，严防各种干扰打乱中央的战略布局，中断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所以党内外应当真心拥护、全力支持中央行使集中统一领导。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国情，决定了国家治理必须施行强人政治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凋蔽，诸候征伐，战乱不已。秦始皇统一全国，做到“六国毕，四海一”，由此奠定此后两千三百多年以集中统一为主导的政治治理方式的基础。强调集中统一，主张强人政治，决不意味着要为封建集权张目和讴歌，而是提倡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历史现象。在封建时代，虽然集权体制弊端重重，常常导致难以摆脱“历史周期律”宿命，但它还是周而复始，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历史也反复证明，中国没有强力的统一中央集权，必出乱子。东汉末年，以汉献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弱化，导致群雄并起，使中国分裂长达数百年之久。几乎每个朝代末期处于权力更替时期，除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以外，大都与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主弱臣强、干弱枝强有关。中央集权弱化既会带来社会动乱，也将给分裂割据创造条件。尤其是，一旦中央权力权威弱化，无暇顾及边疆时，就一定出现要么外部势力乘虚而入、要么边疆趁机独立的局面。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入我国本土，日本入侵中国，都曾导致国内分裂势力抬头。英国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尽管得到控制）。这些都是铁证。在“疆独”、“藏独”、“蒙独”、“台独”较为活跃的当今时代，如果中央权威弱化，后果将不堪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正因为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抵御住各种外部压力进而巩固新生政权，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奠定现代工业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开发北大荒、建设新疆、农村土地承包、国企改革、裁军一百万，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业，没有一件不触及个人利益，只有在集中统一领导下才得以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教育上的疏忽，加上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大民主”挑战中央权威，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此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掌控下，避免了全国大动荡，局势逐步稳定，实现了此后二十多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尽管有人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推动的，但在中国这个没有商品经济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国家，三十多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两百多年的历程，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中央集权的作用。

二、中国文明转型，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据研究，世界各国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始于1500年，迄今五百余年。在这个漫长且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各国均根据本国情况探索和选择了转型路径。后发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一个不是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实现的。仅就中国周边邻国来说，苏联在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苏联文明转型奠定了政治基础。斯大林推行高度集权制（当然有些过分），在1927至1937年十年间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保障了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德国和日本也都是用国家集权主导文明转型，均取得巨大成功。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文明转型关键期，民族复兴任务极为艰巨，国际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产能过剩急需消化，民族宗教问题愈益突出，干部腐败破坏党的公信力，“四个危险”近在眼前，周边领土领海争端迭起，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任务日趋繁重，新兴媒体管控难度增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繁重，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核心价值观建设还在途中，加上社会分配不公、资源环境约束等等。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处理不好或失误，都可能引发重大危机。治理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西方“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三权分立”的所谓“民主”道路，那么民粹主义就会如洪水决堤一样冲垮社会主义大坝，中国必将大祸临头，灾难无穷。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须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举。于今之计，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实行集中统一、维护中央权威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办法比这种举措更好更有效。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力避一盘散沙，才能推动中国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各种问题的逐步解决。

三、世界各国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教训更加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有效的

苏联一夜放弃苏共领导而实行多党竞选体制，导致国家解体，从一流国家沦落为二流，且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荡衰弱。东欧、北非、泰国在所谓的“民主”道路上，深陷国家内乱不能自拔。乌克兰搞“颜色革命”，领土分割，内乱不已。实践证明，一些走西方多党竞选的民主道路的国家，权力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如果不坚持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全盘西化，将会比上述国家麻烦更多、混乱更甚。如果中国乱，不仅损害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会对世界秩序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和破坏。如果中央集权削弱，中国势必分裂或割据。假如出现这种局面，在现代国际条件下，谁也不可能用战争方式使中国重新统一，未来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今天的我们也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必须实行集中统一

回顾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团结带领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道路和理论的根本依据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事实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经过百年浴血奋斗，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放弃这条道路，要么懵懵懂懂地重新探路，要么走别人的现成道路，但都是死路，都是自取灭亡之路。当然，当我们继续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时，也不会那么轻松，也将坎坷不平，荆棘丛生，有阳光也会有风雨，有险滩也会有暗礁，寄希望一帆风顺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容包涵着民主法治建设，这个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今处于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已较完善，这就存在两个制度的比较和竞争问题。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要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就必须探索建立健全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制度。然而，谁来领导和推动呢？毫无疑问，只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和推动。从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来说，民主必须受法治约束，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因而，在制度设计顺序上，必须是法治在先、民主其后。法治是游戏规则，没有游戏规则且不遵守规则的民主必定是天下大乱式的民主。大民主、民粹主义、无规则的民主必然滑向绝对无政府主义的深渊，我们应当是作好民主的建设者，而不是利用所谓“民主”成为秩序的破坏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果滑向西方“民主”道路，更容易出现混乱局面。这是西方和不希望中国强盛的国家所期待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决不能去做那些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以上这些理由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集中统一，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坚定“三个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中央集权并不是民主法治的天敌。我国在中央集权下，发展民主有很大空间。在集权保障之下通过分权扩大民主，包括向市场、社会、地方、基层甚至司法等放权是完全能做到的。目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不尽人意之处，也并非集权的痼疾，党中央正在寻找稳妥有序的改革措施，扩大党内民主，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开性以及选人用人的竞争性，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规范协商民主程序，加快有序简政放权步伐，增强地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力。用民主方式处理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理顺各方利益，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央集权实施过程中，我们党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敢于拿自己开刀，自设监督制度约束自己，用制度从严约束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大都是各级“一把手”，如果“一把手”不受制约，一旦权力骄横和失控，既可能导致大范围失误和后患，又可能阻碍民主政治建设。长期下去，就可能使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冲突愈发严重，最终导致秩序解构。

要通过民主政治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然而，谁都不想约束自己，但谁能制定并实施约束自己的制度，谁就最伟大。没有气魄、远见、勇气和牺牲精神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如果我们不愿建立约束自己的制度，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去做那些只约束别人而不约束自己的事情。日复一日，代复一代，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厄运必然降临。在建立权力监督制度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这个历史自觉，也正在付诸实施，庶民只盼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要盲目崇拜它；集权有弊端，但不要一味否定它。这就是辩证法。民主也好，集中也好，都是有边界的。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自觉支持和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本文作者：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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