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为了心底那个理想

文_本刊记者

一个普通基层公务员的辞职，不可能成为“头条”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相对那些“厅官辞职”“县长辞职”，基层公务员才是体制“吞吐量”最大的那部分。基层的公务员，“新人”多是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老人”也已在岗位上坚守多年，为什么有一些人却要离开这不易进入的体制，放弃已经得到的稳定，选择从头再来？

因为心中还有梦想

“我喜欢到外面跑，趁着年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是整天坐在这等明天。”

只待一纸批文，田静（化名）就将离开她已经工作快三年的环保局，正式脱离公务员体制。

1990年出生的田静是湖南某地级市环保局的一位基层科员，2013年从湘潭大学毕业后参加当年的公务员考试考入该市环保局。“刚毕业时我并不是十分想考公务员，一方面是因为家在这，方便照顾父母，另一方面同学朋友考的人多，自己也来凑凑热闹。”田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2013年前后，正是中国公务员热的顶峰时期，田静在那波大潮之下被簇拥到了公务员的岗位，然而这并非是她真正喜欢的职业。田静大学时学的是新闻专业，因此她想做一些与传媒相关的工作，并非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打印材料，整理会议记录。

“我喜欢到外面跑，趁着年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是整天坐在这等明天。”田静坦言，她有着一个四处旅行的梦想，她想用自己的相机、手中的笔做一个社会的记录者。

现实却大相径庭，如今的她被困在了体制里。“去年自己就曾和家人提出过辞职的想法，但父母坚决反对。”田静无奈地告诉记者，父母反对是她辞职最大的难题。

然而，事情在最近出现了转机，“父母变得不再坚持了，至少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强硬。”田静告诉本刊记者，事情缘于近期的一张《湖南日报》，该报报道了湖南某北大毕业的副县长辞职一事，让一向对公务员体制充满期待的父亲开始变得理性起来。

“过年时，一些和我关系较好的朋友和同学来我们家玩，父母也问了他们的情况，他们都不是公务员，工资都比我高。”田静说，这可能也是父母不再反对的一个理由吧。

这场酝酿已久的“说走就走”，让田静有些兴奋，却也有一些莫名的恐惧。“感觉就像原来身上有一层保护膜，虽然不是很舒服，但让人安心。现在把这张保护膜撕掉，人是自由了，却总是觉得不自在了。”田静玩笑似的解释这种感受。

如今，田静的辞职报告已经写好保存在自己的电脑里，她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离开。

对于辞职后干什么，田静的回答倒是很干脆，“去广州，新媒体。”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田静就曾在广州某网站工作，她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网络编辑或者内容运营，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是她喜欢的工作。

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决定辞职前，赵光华曾再三反问自己：“到政府工作这两年，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在离职半年之后，赵光华就买了一部30多万元的顶配君越，现在他已经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月收入超过两万。就在两年前，还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的赵光华选择了辞职。

在当时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辞职感言中，赵光华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辞职：“在我的价值观里，工作无非是谋生的手段，要么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水平，要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更好的是二者皆有。而我呢，两者都没有实现！”

2011年6月24日，赵光华正式就任石宝镇副镇长，本以为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大有作为，为老百姓办事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在体制里摸爬了两年后，他变得有些心灰意冷。

决定辞职前，赵光华曾再三反问自己：“到政府工作这两年，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有一次，赵光华接到举报，有人偷采煤矿，到达现场后发现是某村一个肖姓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在采煤。村干部问赵光华，怎么办？赵本华陷入沉思，上面让他消灭小煤窑，却不考虑本地煤价偏高，一些群众用不起煤只能偷采的现实。

“那是冬天啊，我们那里才下雪，她们浑身一片漆黑，又冷又怕，有点发抖。村干部介绍她老公好像是打仗还是怎么回事牺牲了的，家里穷得很。”最后赵本华只是告诉这个女人以后不要再采了，太危险。并告诉村干部给这个女人和孩子上低保。

让赵光华困惑的，不止这些上级不切实际的工作要求，还有一些在他看来不合理的工作压力，比如维稳。至今他都还在思考，维稳是真的维持稳定，保证地方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为了保帽子？赵光华曾总结道，基层政府工作就是每年花两个月搞资料应付检查，平均4个月维稳，两个月是无聊的开会、整风、搞运动、学习，最多余下4个月给你干正事，而且还不保障会不会有突发情况出现。

与工作相比，生活也是一道难过的坎。一方面是在单位和家里两头奔波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则是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他一家人的生活。在他的辞职感言中，赵写道：“我不抽烟不打牌不自己买酒喝，生活跟着父母混。如果不是以前搞点倒房的生意，不知道怎么过得下去。”

然而，这一切在2013年7月1日出现了转折，赵光华离开了体制。刚辞职时，他并没有选择辞职感言中所说成为律师，而是接受了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的邀请，远赴杭州成为吉利旗下某单位的负责人。但半年后，他再次选择了辞职，先是就职于某律师事务所，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而家人的态度从此也发生了变化。在辞职之初，同是公务员的父亲对张光华的行为坚决反对。两年过去了，看到如今的他事业有成，经济条件改善，辞职时的分歧早已烟消云散。

上学是为了什么

因为在当下，很多人还是觉得民不如官，还是会无条件地迷信体制，认为体制内福利好、待遇好，而且是铁饭碗。

梁晶晶选择辞职是一个必然，一方面是她酝酿已久，另一方面当公务员本来就是被迫的。

2013年7月，梁晶晶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毕业，通过层层笔试面试，最终被国内某知名日化企业录用，工作地点在广州，薪水也非常不错。“在大企业有非常严格的奖惩制度和浓厚的企业文化时刻影响着你，想不进步都难，那时候虽然很辛苦，但很充实。”梁回忆说。

2014年年初，梁却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过完年刚到单位，家里就给我打电话，一定让我回家。我不回去，他们（父母）就要来广州把我绑回去。”其实，过年的时候，已经有这方面的信号。父母建议她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家乡考公务员，一方面离家近，另一方面也能给父母脸上添点光。梁晶晶当时与父母进行了争辩，并未当回事。没想到刚到单位，父母的态度急转直下，强烈要求她回家。

无奈之下，梁只好辞掉工作，回到老家备考，并顺利考入了该县民政局。

“刚开始不适应，去了整天就是给人端茶送水，打印文件和扫地。”梁晶晶不理解，自己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辛辛苦苦学了十多年，结果就是干一个初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办公室里，同事也基本是喝茶，看报，聊天，很少有忙碌的时候，这让我很不适应。”梁坦言，她不想这样混日子，那时起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过了一段时间，梁被安排了具体工作，统计全县的贫困户报表，这时梁晶晶才觉得自己确实是在做事。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被下派到了该县的一个镇政府的民政所。该镇处于该县与其他县的交界处，十分偏僻，但想到可以逃离家庭的束缚，梁还是有些期待。

但好景不长，基层的工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这里是民政战线的最前沿，面对的是最贫苦的群众，原来只是面对一组组数字和报表，现在看到的却是一张张渴望帮助的面庞。梁虽然有心帮他们，但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从该镇回家，每次都有四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父母要求她每个星期必须回家一次，来回的奔波加上对无助群众的歉意，使得她身心俱疲。

2015年3月，梁晶晶终于做通了父母的工作，选择了辞职。理由是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单位里没有适合自己的年轻人，自己想要处对象结婚，除非父母让她一直单着。父母权衡再三，最终妥协。

如今，梁晶晶在西安一家策划公司上班，之所以选择在西安上班，是她父母同意她辞职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其实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培养我们上大学、甚至读研究生，难道就是为了等毕业再把我们收回去，困在家里？”梁晶晶所说的现象在她的家乡有一定的普遍性，她的一些同学或朋友都是大学毕业后即被要求回家考公务员，有的考了一两年都没考上，家里却依然不允许他们去工作，而是在家继续准备考试。因为在当下，很多人还是觉得民不如官，还是会无条件地迷信体制内好，认为体制内福利好、待遇好，而且是铁饭碗。

然而，随着十八大后中央实施一系列的举措和整顿，当下的体制清澈了一些，灰色收入少了，福利少了，吸引力似乎也有所减弱。据媒体调查发现，在2014年的国考中，山东报名人数降幅超过10万，浙江直降9万人，河北减少8万人，安徽减少近3万人。而据《京华时报》报道，2015年度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中，成功报名人数仅26629人，这相对于前几年五六万的报名人数下降了一半多。因此，一些已经进入体制的90后选择离开，在这种大背景下是符合逻辑的。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