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给辞职官员一个理性“出口”

文_本刊记者

如何看待官员辞职现象？官员辞职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听听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吴传毅，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虞崇胜等专家的剖析。

庄德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辞职官员

我们没必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那些辞职官员，而应理性地尊重他们的职业选择。

中央高压反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公务员尤其是官员的寻租空间，让一些官员的权力不能再任性，更让一些官员感到不自在了。于是，一些官员开始抱怨“官不聊生”，甚至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一些官员则利用人脉资源下海经商，尽快实现“权力变现”；一些官员则打算辞职“开溜”，试图跳到高薪部门。但不能说，所有的公务员辞职都是反腐造成的，反腐压力和收入减少并没有削弱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反腐只是提供一个契机而已。

长期以来，做官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官员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拥有权势的阶层。随着社会深入发展，职业选择正在呈现多样化，当官并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资源日益分散化，不同阶层人员均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都是为了追求权力，也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能获得一官半职。公务员尤其是官员辞职现象若能持续，无疑会冲淡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提供价值条件。

如果官场无法满足官员的发展需求和实现个人抱负，他们值得付出辞职的代价，选择与其才能相匹配的新职业。我们没必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那些辞职公务员，而应理性地尊重他们的职业选择。

从公务员队伍建设来说，政府应建立公务员能进能出的人才机制，让公务员队伍充满活力和生机。官员辞职是社会人才自然流动的结果，官员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在官场遇到“天花板”效应时主动选择辞职，寻求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领域。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是对公务员系统封闭性的一种冲击，有利于人员流动和智力发挥。与此同时，政府应提高公务员系统的开放性，开辟公务员与社会优秀人才的流动渠道，让社会优秀人才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让公务员能够进入市场领域。

出走的“娜拉”还会回来吗？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如果政府改革不触动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群体的固有利益，那么，辞职的公务员很可能还会重新回来。这个现象并不鲜见，在几次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职能繁多而人员缺乏，精简出去的人员仍以各种理由重新被招募回来，让政府改革陷入恶性循环。这跟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行政垄断和权力本位是相关的。因此，“娜拉”会不会回来，是政府改革成败的风向标，政府应当实现自我改革和发展，充分释放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让辞职官员不再依靠行政权力而生，而是依靠能力而活。

吴传毅：公务员辞职彰显社会进步

从很大程度上讲，社会优秀人才选择创业，这个国家经济就很有希望。

公务员辞职原本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因为公务员原本是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职业，一个人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几次选择。但是，作为中国的公务员群体，似乎有些不平常，原因在于中国官员群体有一些特殊性。在中国社会大众的认知当中，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不错，职业性质决定不需要求人，办私事也会相对方便，特别是这个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强，做官似乎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中国公务员辞职在社会可能产生反响，被称之为“中国式辞官”。

应该说，公务员这个职业有光鲜的一面，但也有苦涩的一面。往往很多时候，人们只看到光鲜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苦涩的一面。事实上，中国公务员也有一些难言之隐。比如说，个性不适合官场的发展，可能更适合读书、思想和观察，适合做学问；因为从商天分高，更适合从商；官员的职能晋升有很多左右不了的复杂因素在内，领导评价往往左右官员以后的人生；官场中的个人自由发挥空间小，个人能力作用发挥受职位影响；现在官员责任压力很大，但收入与高薪职位相比少了很多。在基层做公务员工资收入少，要养家糊口难，等等。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一些官员产生过辞职念头。当然，要真正迈出这一步不容易。

公务员选择下海或辞职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几次“下海潮”或“辞职潮”。近两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并且一些官员选择了“辞职”，原因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干部作风建设上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从实施“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到明确“好干部”的标准，再到“三严三实”，到“六类人”不列入考察对象，公务员原有的福利少了，特别是灰色收入可能没有了。而与此同时，工作压力大了很多。当然，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也有很大关系。

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下海或辞职不是什么事。每个人在选择职业时，往往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偏好，抑或说价值取向，觉得做这份工作适合自己，抑或有成就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选择职业的标准有所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官员选择下海或辞职，这说明社会进步了，社会多元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也说明“官本位”思想正在我国淡化。从很大程度上讲，社会优秀人才选择创业，这个国家经济就很有希望。

在一些法治国家，公务员仅仅是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制度去做事，它不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然，我国现在的情形有些复杂，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增长进入“换档期”，公务员面临的压力较大，特别是担任了一定职务的公务人员，要抢抓发展机遇，要敢于啃“硬骨头”。所以，官场需要优秀人才。但是，优秀人才都集中到官场，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

虞崇胜：关注官员辞职背后的深层问题

公务员辞职应是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但如果规模过大、频度过高，就值得反思了。

公务员辞职大都属于合法行为，符合人才流动的规律和要求。官场因官员合理流动而吐故纳新，而那些贪官、庸官、冗官也因人才的正常流动而被淘汰，可见，公务员正常流动有利于增强官场活力，有利于营造适者留、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官场生态。

然而，对公务员辞职弃官的深层原因也必须重视。表面上看，官员辞职一定程度上与“反腐”“八项规定”有关，也与“收入低、消费高”“晋升制度不透明”“体现不出人生价值”等有关。如果往深层看，官员辞职虽各有其个人原因，但也暴露了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公务员辞职应是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但如果规模过大、频度过高，就值得反思了。如果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既留不住能力出众的官员，也是党政部门的损失。因此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提升从政为官的职业化水平。与其他职业比较，为官从政是一件责任心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还要有专门政治管理智识和精良的治国理政本领，现代社会发展更是提出了政治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对于那些既不熟悉也不热衷于从政的官员，就应当让他们进行新的职业选择，调整到适合其特长的职业中去，以便做到才尽其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本来就有些人并不擅长从政为官，而是根据组织安排或某种需要而走进官场，因此，他们对于从政为官既不热衷，又感到力不从心，就应该及时将他们调整到各自热衷的行业、专业、职场中去。

建立健全官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当下中国官场，被人们诟病最多的莫过于晋升渠道不透明，晋升条件不明确，晋升程序不规范，严重影响了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官员看不到公平的晋升机会时，自然不愿继续在体制内浪费时间。因此，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健全官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机制。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对公务员队伍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重视，并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员培养考核制度，畅通晋升渠道，有效激发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建立健全国家公职人员科学合理的利益机制。现在党政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作都很辛苦，但收入不高。因此，既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坚决堵住“偏门”，同时也要打开“正门”，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应该建立正常规范化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并使之法制化。目前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太过单一，主要参考的依据还是工作年限及级别等，这就造成了同一级别的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特别明显，对有上进心的人的激励作用也不够。

对辞职官员进行严格的“离任审计”。凡是辞职公务员，必须对其在任期间的行政举措与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辞职后，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还应“终身追责”，避免拍拍屁股走人。严格的离任审计制度，既是对离职者的要求，也是对留任者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