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兴”问题历代解释纠缠不清，《毛诗正义》虽没有卓然创见，但在遵循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扩大了“兴”的范围，又引“象”释“比兴”，详尽考查“兴”与“象”的关系，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实用的理论借鉴。但是，《毛诗正义》中的比、兴不分而且不断牵引进其他问题的做法更使这两个概念纠缠不清，后人越发难以分辨，比、兴并称遂大行其道。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毛诗正义》中的比兴观并非绝对正确，比和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人尽管区分不够明晰，但从来也没有否认它们各自的独立性。

关键词：《毛诗正义》;比兴;兴象;混淆;区别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37-05

《毛诗正义》（以下简称《正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①的说法很好地解决了“六义”中若干难题②，但对“比兴”自身特征这一问题，该说法却未能成功解决。事实上，“比兴”问题直到今天也未能真正形成定论。朱自清云：“风雅颂的意义，历来似乎没有什么异说，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渐有新的解释。赋比兴的意义，特别是比兴的意义，却似乎缠夹得多;《诗集传》以后，缠夹得更利害，说诗的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③本文的目的是企图从“缠夹得多”的各种理解中考查《正义》“比兴”说的渊源及其具体特征，并由此进一步探明其对后世“比兴”思维的影响。

一、《正义》前诸家“比兴”说

先秦文献中言“比”言“兴”者甚众，《周礼》首言“六诗”，然未见有释，《左传·文公七年》载：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相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④

此之言“比”，杜预注云：“谓诗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可见此乃“比喻”之“比”。但《王风·葛藟》首句“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后，《毛传》注：“兴也。”也就是说，在《毛传》看来这是一首兴诗，而不是乐豫所说的“比”。对于二者的认识差异，《左传正义》解释说：

彼《毛传》以之为兴，此云“君子以为比”者，但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与兴，深浅为异耳。此传近取庇根理浅，故以为比。毛意远取河润义深，故以为兴。由意不同，故比兴异耳。

这里以为因取义深浅有别，比兴可随语境不同而转变。我们认为，《毛传》改《左传》之“比”为“兴”，与其所持“兴”意观念是有直接关系的。《毛传》标“兴”之诗，南宋吴泳计数甚清：“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十六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也。”⑤《毛传》不注比、赋的原因，刘勰认为是“‘赋同”“‘比显而‘兴隐”⑥，《正义》亦赞同此说。这就是说，《毛传》不厌其烦地将116篇兴诗标注出来，是因为这类诗含意比较隐晦，不易辨析。

《毛传》标注“兴”诗的特点大致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传》曰：“兴也。喓喓，声也。草虫，常羊也。趯趯，跃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毛传》曰：“兴也。习习，和舒貌。东风谓之谷风。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

这些诗所兴之意，单从诗篇的表面意思难以看出，需要发注而后见。《关雎》乃兴后妃之德以风化天下，《草虫》所兴为卿大夫之妻依礼而随从君子，《谷风》乃兴夫妇和睦而家丁兴旺。观《毛传》所释“兴”意，皆不出礼仪纲常等教化范围。依此标准，再看《左传·文公七年》所引《葛藟》之诗，该诗《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毛传》认为该诗是以葛藟得河之润泽而茂盛，以刺平王弃其九族。这恰与其所持“兴”之观念相吻合，故释《葛藟》为“兴”诗。

倘照此理解，比、兴就可以很明确地区分开来：“比”仅为比喻物象，“兴”则寄托教化理想。然而，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毛传》一开始就将比、兴混淆在一起了。陈奂云：

曰“若”、曰“如”、曰“喻”、曰“犹”，皆比也，《传》则皆曰“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作诗者之意，先以托事于物，继乃比方于物，盖言兴而比已寓焉矣。⑦

《毛传》标注的“兴”诗中部分有“如”、有“喻”，故陈奂言其兴中含比。也就是说，《毛传》已经将比、兴相混淆。《毛传》不仅将比、兴混淆，又将兴与政教伦理相联系，这对汉代及后世的比、兴观产生了极大影响。汉代基本依《毛传》观念释比、兴：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语：“兴，引譬连类”。（《十三经注疏》）

《周礼·春官》“教六诗”，郑玄注引郑众语：“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十三经注疏》）

《周礼·春官》“教六诗”，郑玄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十三经注疏》）

《离骚章句》王逸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又《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注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⑧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比兴”的理解既有向细微处阐发，又有不满汉人将比兴混淆而有意区别二者的趋势。《毛传》标“兴”，视“兴”重于“比”“赋”，刘勰继承了这一观点。《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谦“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

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在刘勰看来，《楚辞》仍有《诗》之“兴”义，汉代的著作则“兴”义全亡，这是违背前人法则的。但刘勰继承汉人传统，高标“兴”义的同时，对汉人比、兴不分的做法也表现出了不满，认为“比”为附、“兴”为起，诗中的“兴”往往名小义大，但“比”则没有具体的含义和程式，只要切事即可：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批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与汉人的观念有较大不同，可以看作是对汉人比兴观的一个否定。

二、《正义》深化发展“比兴”说

《正义》疏解郑玄“六义”定义时，指出其对“比兴”界定的偏颇，据此扩大“比兴”的范围，认为“美、刺俱有比、兴”，并试图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诗序疏》云：

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

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在郑司农释说的基础上对“比兴”概念作进一步解释，二是论述赋、比、兴的次序问题。《正义》从郑司农对“比”的定义中推导出凡有“如”者，就全为“比”，也认为“比”就是简单的比喻，以一事比一事即可。然而，《正义》此处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毛传》标“兴”之诗也多有用“如”者。设若全依此论，这些“兴”诗就皆须为“比”。对“兴”的解释，看似《正义》仅引郑司农言，其实是将前代诸种观点合并作解。可见，对于“比兴”含义，《正义》并没有更多的独到见解。

尽管如此，《正义》还是在遵循前人观念的前提下，较为重视对“兴”义的理解。这可以从其对《毛传》《郑笺》释“兴”之诗的梳理中看出来。《正义》清楚地看到，依照“兴”意界定，有一部分诗《毛传》是没有标出的，《螽斯》即如此。为什么《毛传》会在这类诗中不标“兴”，《正义》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诗含义较明，从诗文即可看出“兴”意，因此不必标出。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正义》将《毛传》一些没有标“兴”之诗视为“兴”诗，则扩大了“兴”的范围。《螽斯》一诗《毛传》不言其“兴”，郑玄认为是“兴”诗。《正义》借此毛、郑互异之机会，历数二者对“兴”意理解同异者八：（1）《传》标兴，《笺》言“兴者喻”;（2）二者均视为兴诗，但兴义不同，《笺》仍言“兴者喻”;（3）《传》认为是兴诗，《笺》认为不是;（4）《笺》直接将《传》之“兴”等同于“喻”;（5）《传》标兴，《笺》略而不谈（《正义》认为是其“不言喻”）;（6）二者同言兴;（7）《传》不言兴，《笺》认为是兴诗;（8）《笺》弃“兴”“喻”，以其他喻词代替。这里面除（6）外，其他均为《传》《笺》对“兴”的不同理解，可谓纷纭。相信《正义》的作者们对“比兴”是作过深入研究的，但当他们面对《传》《笺》如此驳杂之释时，也感到无所适从。正如胡念贻所说：“你把所有的‘兴辞抄列在一起，看了又看，找不出一个共同的概念。”（《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因此，大量罗列《传》《笺》释“兴”异同之后，《正义》也只能得出“虽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的结论。也就是说，“兴”是不可把捉的，难以找到具体规律和含义。

然而，《正义》这段话里有一个说法颇为重要，就是“有兴也，不必要有兴者，而有兴者，必有兴也”，意思是说有兴体的诗中可以没有兴意出现，但有兴意出现的诗中必定有兴体。这是《正义》对“兴”的独到见解，它将原本难以把捉、没有规律可循的“兴”变得明晰和具有可操作性了，这对唐代及其以后倡导“比兴”作诗提供了导向。

《正义》对“比兴”理解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引“象”释“比兴”。“象”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⑨意思是说，“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达意必须通过象，明象必须通过言。《易·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疏云：

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十三经注疏》）

一部《易经》，可以用一个“象”字来概括。“象”有多种使用方法，其一即为以物象明人事，这等同于诗之比喻。此处的“比喻”并不单指“比”，实为“比兴”。“象”的一个功能就是等同于“比兴”，是明人事的工具，《诗》和《易》的界限由此被打通。

这一思想在《正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传》曰：“兴也。南，南土也。”《正义》曰：

诸言南山者，皆据其国内，故传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国。何者？以兴必取象，以兴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

《樛木》为兴诗，《毛传》为表达后妃德盛如木，释“南”为“南土”。《正义》认为这是“兴必取象”的结果，因为兴意必须有依托的对象，必须从一般的物象中升发出来。

兴必取象，但“兴”应该如何取“象”，《正义》于此却没有明说，这一问题在其他诗文疏解中逐步得以阐发。《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笺》云：“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洁使之然。”《正义》曰：

此云洁者，本未必已淫，兴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荫，水可方、泳，犹女有可求。

以“兴取一象”释《笺》，意即“象”只要有某一方面能达兴意即可，既维护了“乐而不淫”的观念，又给出了兴如何取象的答案。《卷阿疏》“兴取一象，不得皆同”、《湛露疏》“各取其所象”也都是对兴如何取象这一问题的解答。

“象”为达意的工具这一观念深入《正义》作者的意识当中，疏文中常见仅用单字“象”表此意者：

《麟之趾疏》：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时，不为有《关雎》而应之。大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鹊巢疏》：百乘象百官者，昏礼，人伦之本，以象国君有百官之盛。

“象应”就是关雎、麟趾同善，都是起兴之物，故太师编之于《周南》一首一尾，叙者述以示法。“百乘象百官”，百乘为兴体，先兴百官，再兴国君。这些都是以“象”将兴体、兴意全部包含的现象。

《正义》对“比”的解释同样引入了“象”的范畴：

《裳裳者华疏》：喻取其象既以黄色，兴明王德纯，故以异色喻其不纯。

《车舝疏》：以喻取一象欲见其体而不得见之，则为蔽也。

《何草不黄疏》：序云“视民如禽兽”，则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栈之车，则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战士”，取其猛也。

《凫鹥疏》：因以鸟之所在，取其象类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又云：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鸟之居水中，犹人为公尸之在宗庙，故以喻焉。

《昊天有成命疏》：古人说诗者，因其节文，比义起象，理颇溢于经意，不必全与本同。

以上所引诸例皆为比中有象者。《正义》认为比皆取象，或只取一象，或各自取象，所取之象只要有某一方面类似即可。这些与“兴”之取象的原则和方法完全相同，可见《正义》确实不注重区别比、兴之不同含义。

总之，《正义》对比兴的概念并无多少创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对比兴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出入，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正义》的无所适从。而其比、兴不分而且不断牵引进其他问题的做法更使这两个概念纠缠不清，后人越发难以分辨，比、兴并称遂大行其道。

三、《正义》“比兴”观的影响

《正义》释“兴”，其第一站位是经学立场，强调“兴”高于“比”，“兴”是与政治、教化相联系的，尤其是在毛、郑释“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其对“兴”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毛、郑色彩。当然，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义》的修撰时代毕竟与毛、郑不同。汉代已有将《毛传》之“兴”意扩大的倾向，而《正义》引“象”释“兴”，又进一步扩大了“兴”的范围。安性栽对《正义》的“兴”有较为详尽的检索⑩，依其列表（见表1）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正义》释“兴”问题，兹照录如下：

可以看出，《正义》视为“兴”的诗篇要多于毛、郑，这是其扩大“兴”意的表现之一。“兴”字的出现次数，《正义》在毛、郑的基础上成倍增长。这可以说明：一是汉代注《诗》慎用“兴”字，汉人多认为“兴”关涉伦理、教化，不能随意比附，必须有圆满的解释方可。《正义》尽管也认为“兴”关教化，然而由于其时儒学思想并不独尊，“兴”的地位毕竟不如汉人神圣;二是反映了《正义》对“兴”的重视。“兴”之神圣地位下降，并不代表对此问题不作关注。事实上，《正义》常在一首诗中不止一次言“兴”，其对“兴”的探讨热情甚至高出前人，这种热情可能更多倾向于将“兴”作为艺术手法。毛、郑多在首章首句标“兴”，《正义》则多将位置后移。如此一来，“兴”之范围随之扩大，更有将“兴”扩大到整首诗篇者。安性栽认为：“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之一的‘兴，这种本质性变化就代表着它开始不但不拘泥于一部分，还涉及整个文章脉络——即是从政治化逐渐转向文学化。”这恐怕仅仅只是一种客观倾向，而《正义》作者要维护的只是《毛诗》的经学传统。不过这种文学化倾向在《正义》颁行之后，却迅速在诗文领域燃起变革烈火，这恐怕也是《正义》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通过检索《全唐文》和《全唐诗》，发现至少有50篇文章和4首诗将比、兴连称并用，这似乎可以说明唐人在《正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比、兴混用的事实。这些作品除述论《诗》之比兴外，还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将比兴作为诗文创作的最高标准，大加推崇，如苏颋称赞卢藏用说：“学贯儒墨，词精比兴。”二是以比兴标准评价《楚辞》。唐玄宗说：“读楚诗之比兴，能传则丽。”崔祐甫也认为：“屈原、宋玉怨刺比兴之词，深而失中，近于子夏。”三是延续《正义》思路，探索比兴手法如何运用，陆希声《北户录序》云：“诗人之作，本于风俗。大抵以物类比兴，达乎情性之源。”“以物类比兴”就是对《正义》“兴必取象”“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的简练概括。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所举仅为最浅显之部分，唐人更多是把比兴转化为一种精神，贯穿于诗文创作中。徐正英曾将唐代比兴观念概括为四大变化：一是唐代首次将比兴两种表现手法甚至风雅比兴浑言为一个概念;二是比兴由表现手法演变成了诗歌的政治内容;三是一般从通篇上考虑，而不再顾及个别语句上的比兴;四是唐代作家视美刺的政治内容为比兴，用进步的社会眼光倡导文学干预社会、干预生活。这就是说，从陈子昂“兴寄都绝”、李白“寄兴微深”开始，唐代诗人追求的多是一种诗文创作的比兴精神。陈子昂《感遇》组诗、李白《古风》组诗均为试验其“比兴”观念的作品。稍后的杜甫、白居易、韩、柳等众多诗文家的著作均可归入此列。

唐代诗文创作保持着浓厚的比兴崇尚，这一风气的形成，《正义》有不可磨灭的推进之功。《正义》在继承前代学说的基础上扩大“兴”的范围，指出“兴必有象”，不再刻意区分比、兴概念，都为唐代诗文创作提供了借鉴和指导。前辈学人多从陈子昂开始讨论唐代的风雅比兴，实乃将这一时段的文学与经学割裂，没有注意到陈氏之前，《正义》已经对这一问题做过大量工作了。

只是，《正义》的比兴观并非绝对正确，比和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人尽管区分不够明晰，但从来也没有否认它们各自的独立性。《正义》则基本取消了彼此界限，造成二者的进一步混淆。唐代诗文常“比兴”合称，从根本上不再对二者进行区分。这一做法引起后世的强烈不满，比、兴的不同在宋代再度被讨论，严粲、朱熹、郑樵等均有新说，兹不赘述。

注释

①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②赵棚鸽：《〈毛诗正义〉“六义”观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③朱自清：《诗言志辨》，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④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45页。⑤王应麟：《困学纪闻》，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23页。⑥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326页。⑦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六），中国书店，1984年。⑧洪兴祖：《楚辞补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⑩安性栽：《论〈孔疏〉之“兴”》，《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2534、249、4193、8551页。徐正英：《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