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河+李乾坤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以加美流动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国际援华医疗队为主的医疗卫生组织和一些国际医学友人纷纷募集医疗物资，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和中国军民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与险阻，不仅开展了战地救护、卫生防疫、抗击日本细菌战等直接救中国军民于水火的救死扶伤工作，而且还积极创办医院和卫生学校，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不可多得的医学人才，从而推动了战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获得了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称赞，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与怀念。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际社会;援华医疗队;医疗援助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30-07

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以加拿大、美国、印度等国家的志愿医务人员为主体所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及大量的国际医学友人纷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创办医疗卫生机构，从事战地救护，防治疾疫流行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学界虽有关于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医学友人的零散分析与探讨，但在整个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的研究方面仍付之阙如。本文结合抗战时期卫生工作史的有关资料，试对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国际社会援华医务人员概况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怒。1937年9月14日，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向新闻界发出声明：“对这一悲剧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这也许对印度本身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①除在印度各大城市掀起声援中国的浪潮外，国大党第五十二次会议还通过了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战的决议。1938年7月，正在英国访问的尼赫鲁把自己的妻弟爱德医生从西班牙国际纵队调回印度，并迅速组建了一支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队员柯隶尼斯、巴苏和木克吉等5位大夫组成的援华医疗队。②9月17日，该医疗队到达广州，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和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印籍侨民等2000余人到码头迎接。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游行中，巴苏医生向宋庆龄表达了医疗队打算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工作的愿望。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医疗队于9月29日抵达汉口，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医疗队先后在武汉、宜昌和重庆工作了半年。在重庆，负责接待医疗队的中印文化协会的谭云山教授为爱德、卓克，柯隶尼斯、巴苏和木克吉分别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12日抵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姜齐贤部长的热情接待。随后，医疗队的医生先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和相关根据地的卫生学校，开始了其艰苦的医疗服务工作。③

比印度援华医疗队还早一点到达中国的是加美流动医疗队。1938年1月，在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了一支由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任队长，美国医生帕尔斯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为队员的加美流动医疗队，携带一批医疗器材，到达中国。除美国医生帕尔斯留在武汉外，白求恩、尤恩及在西安临时加入的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医生一道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白求恩在延安停留一个多月后，于当年5月份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军区开展医疗工作。④

1939年至1940年年初，另有一支由16个欧洲国家的医生所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分批来到中国。该医疗队后经重庆，乘汽车翻越娄山关，渡过乌江，最后到达贵阳图云关。因其分属不同的国籍，又都来自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参加过反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战争，且将西班牙语作为其间通用的交流语言，因此被统称为“西班牙医生”⑤。因该医疗队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和资助下，并没有建立正式组织，因此在贵阳市郊图云关被统一纳入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资料，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列有21人。其中，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等人来自波兰，克兰兹多尔夫、克兰兹多尔夫夫人、杨固等人来自罗马尼亚，玛库斯小姐、贝尔、顾泰尔、白乐夫等人来自德国，沈恩来自匈牙利，甘扬道来自保加利亚，富华德、肯德、严斐德、王道等人来自奥地利，基什来自捷克，何乐经来自苏联。⑥另据英国友人克莱格、德国友人顾泰尔等人的回忆，还有3名来自德国、1名来自英国、2名国籍不明的队员未被列入纪念碑名单。⑦在图云关6年的烽火岁月里，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把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不断运送到战地救护最急需的地方。

除上述医疗队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际医学友人先后来到中国。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伯尔乐医生、何尔姆医生携带药品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香港办事处。4月23日，两位医生起程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不久被分配到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⑧1939年初夏，“由美国自动来华加入红会工作之外科医生有五名，同时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多名”，亦加入到了对华医疗救护工作队伍中。⑨

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不久，即积极参加了“救济滇缅路上被日方炸伤之平民”的医疗工作。据《申报》报道，这支救护队有队员50人，救护车10辆，并有流动手术室、消毒器、发电机及X光机等设备。⑩1941年9月4日，美国医生柯恩女士乘轮船抵达香港，而后前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服务，她是“美国赴自由中国服务女医生之第一人，系美国医药助华会所派遣”。“伊所订之合同，期限为二年，在此期间决集中全力扫除肺结核症，该症在战时难民缺乏营养之情况下，极为流行。柯氏因恐内地牛油缺少，携有维他命A片甚多。”1942年4月20日，美国医药助华会又派遣一支由内外科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华，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担任医药指导及医师双重职务”，“帮助中国克服目前因缺乏有训练之医药人员所引起之困难”。1942年l0月15日，据《新华日报》报道：“为响应救治中国伤兵，英国红十字会特派遣医院工作人员一队来华，现已抵达长沙，即将在该处设立后方医院一所，以应需要。该队包括医生八人，看护十二人，X光技术员一人，会计一人。该队除长沙之后方医院外，并计划在湘潭设立医院，且已成立流动医疗队，以便在前线附近工作。”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中国抗日战场的医疗救护事业“因有不少外籍医生之加入，效率大见强固”。

另外，除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外，还有美国医生马海德、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德国医生米勒、朝鲜医生方禹镛、苏联医生阿洛夫、奥地利医生傅莱，以及荷属东印度医生毕道文等一批国际医学友人先后到达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救助工作。

二、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工作

国际医疗队来到中国后，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各种艰难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战地医院不仅缺少救护工作所需要的病房、手术室、药品架等基本设施，而且救护人员数量少、素质差，加上生存环境恶劣，各种疾病流行。尽管如此，各种国际援华医疗队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国际医学友人仍然克服困难，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医疗救助工作。

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让他们早日康复，重返战场，彻底击溃日本法西斯，是国际援华医疗队及各种国际医学友人的光荣使命，也是其对华医疗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国际援华医疗队的20多名医护人员分批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阳市郊的图云关后，因当时湖南、鄂西、江西一带战事吃紧，他们随即“纷纷走上前线，在部队建立医疗队，负责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勤务工作”，并且与中国同行一起历尽艰险，出生入死，夜以继日地救治伤病员。每到一地，他们便先忙着去看望伤病员，了解病情，抓紧时间做手术。遇到危重病人，他们既是医生，又是护士。他们还深入前线，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和医疗救助工作。其中，德国医生白乐夫带领的医疗队来到江西修水的第30集团军驻地之后，经过细致调查，发现军中各类急性、恶性、慢性疟疾患者总计15000人，占所有患者的30%;约有95%的患者均有疥疮、痢疾，流行性感冒更是泛滥成灾，而且缺乏必要的盘尼西林、奎宁等药品。白乐夫大夫克服重重困难，每天看病200—400人次，并且要做五六台手术。整个医疗队的工作主要是为伤病员消除脓肿、消炎、扩创、截肢及骨折之固定，并为伤病员置备木制“飞机式”夹板，以减少其痛苦。

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年底在东南亚发起攻势后，滇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凸显。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外籍医生们迅速奔赴云南。其中，保加利亚医师甘扬道带领第十二医务队驻守安宁;德国医生白乐夫领导的021医务队配属远征军，驻扎云南楚雄;奥地利医生肯德带领第二十二医务队在湖南常德扑灭鼠疫后，又转到云南镇康;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和他的妻子柯芝兰领导第三十一医务队驻守云南建水;波兰医生戎格曼带领第四十一医务队配属第二军，驻守云南顺宁;波兰医生甘理安和他的夫人甘曼妮率领第五十一医务队驻守云南保山。其间，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个人清洁，减少疫病的孳生与传播，防止斑疹伤寒、回归热等疾疫的传染与蔓延，各医疗队采取了各种卫生措施，如改造厕所，用竹子做成抵挡蚊子袭击的“竹帘帐”，改变士兵们的不良饮水习惯，在各部队建立起“灭虱站”，用炉灶、铁锅蒸煮衣物，等等。奥地利医生肯德还因陋就简地设计出“太阳沐浴器”，为士兵们清洁安全地洗澡提供了方便。为弥补西药的严重不足，他们还积极地学习运用中医中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西医的有机结合。正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和我在中国遇到的任何其他外国人都迥然不同。尽管政治上的分歧肯定是有的，但是他们作为反法西斯战士而团结一致。”“他们全都看见了中国在卫生条件和科学知识上的落后，但是他们能从正确角度去理解这种状况，并且以尽可能肩负一分重担的行动作出反应”。

由于不同时段各个战区的情况各异，各种国际援华医疗队及国际医学友人所从事的战地救护工作也各有侧重。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医疗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医疗人才奇缺，来到这里的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很快就成为所在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主心骨，其医疗救护任务十分艰巨。1938年5月，抵达延安不久的白求恩大夫主动请缨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在他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6月，白求恩在部队战士的护送下，穿过同蒲封锁线，直奔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县的第一周，他检查了住在河北村、松岩口、河西村三个村庄的521名伤病员。此后，连续四周动手术，做了147次。”11月19日，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到三五九旅后方医院检查伤病员，并于黄昏时抵达医院驻地。他立即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当天即检查了255名伤员，并为7名伤员做了手术。21日，白求恩到达三五九旅卫生部驻地下石矾村，共计检查伤员20多名，随赴串岭峪临时休养所检查伤员27名。在灵丘抗日前线，白求恩又先后救治了三五九旅上千名伤病员。由于他技术高超，伤员们很快得以痊愈，重返前线。不仅如此，白求恩还利用其卓越的医疗技术，在根据地总结推广其著名的“消毒十三步法”，严把细菌感染关，保护了伤员的健康;亲自设计图样，和木工、铁匠一起制作了大批“托马式”夹板，用于治疗骨折，使很多战士免于残疾;首次推行输血法，亲自化验血型，组织义务输血队，使危在旦夕的伤员起死回生;主动为驻地患有疝气和兔唇的农家孩子及身体畸形的农民做矫形手术，治疗各种常见病;等等。在其生命最后一年的1939年，白求恩还主持了为时23天的手术工作，使300多名伤病员转危为安，恢复健康。

1940年3月，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医生、巴苏华医生离开晋东南，来到白求恩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晋察冀根据地。8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即将开始时，柯棣华、巴苏华分率两支医疗队到达战地。柯棣华在检查治疗了几个“医院村”的几百名伤员后，于9月23日带队在涞源乌龙沟开设手术站，直接负责东团堡战斗中的救护工作，创下了13天内接收800余伤员、手术558例的战地医疗记录。巴苏华也把救护所设在离火线仅2.5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连续两天两夜共计治疗250名伤员。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行程近5000公里，沿途做手术1000余人次。此外，德国医生米勒和一部分医务人员也于1940年秋天百团大战正酣之时，组成了临时战地医院，先后随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八五旅行动，参加了正大、榆辽战役和消灭管头村敌人据点的战斗。该战地医院设在距战场很近的村子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天有上百名伤员被送到这所医院医治。百团大战结束后，米勒又奉命到重伤医院工作，和同事们一起对300多名重伤员进行了手术治疗。1941年，米勒还担任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流动手术队队长，主要任务是在晋东南一带为重伤员做手术治疗，在艰苦战争条件下为保证各种重伤员的生命与健康安全。

为摆脱战线过长的困扰、打击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从1940年开始在中国疯狂地发动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继1940年10—11月日军飞机在浙江衢县、金华、义乌、宁波等地撒播鼠疫杆菌、危害广大军民后，1941年11月又在湖南常德投下许多谷麦絮状物质，后被证实为“鼠疫细菌弹”，很快引发了当地的鼠疫大流行。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对日军不顾信义和人道的骇人行径强烈地予以谴责，并派出包括10名外籍医生在内的大批医务人员奔赴常德，积极参加扑灭鼠疫的行动。日军空袭警报解除后，有人将日机投掷物送交常德医院，交由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队长钱保康偕同奥地利的肯德医生进行研究。但囿于当时的战时环境和落后条件，日机投掷物究竟为何种细菌一时无法确定下来。11月11日，常德当地开始出现可疑病人和死鼠，次日一个女孩发病，并很快死亡。经肯德医师和谭学华医师检验，死者血液中的两极染色杆菌与鼠疫杆菌图谱完全相同。肯德和中方医生随后又对一些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证实上述投掷物属于败血型鼠疫菌。

其后，肯德医生积极撰写了《鼠疫横行在常德》的报告并在当地报刊发表，揭露日本发动细菌战的丑恶行径：“常德有鼠疫横行！这使人心惊胆战的传染病，在常德市竞成了铁的事实。这类病菌来自那不顾信义人道的东方强盗。我们怒发冲冠之余，感到更加振奋起来。日本敌人，不能用快枪利炮占领我们的常德，却将举世所不欲为、不忍为的毒菌战加诸常德。”他呼吁常德展开一场反“毒菌战争”。他说：“为了战胜敌人，我们要不顾财力、物力的牺牲，应该办的都要详加考虑，务使计划完成，实行步骤马上就要发生效能，尤其是常德全体市民，要立即动员起来，用防鼠疫之常识，反侵略的精神，服从纪律的美德，勇敢的情绪，大家一起从事于防疫战争，好再创造灿烂卓新的胜利史。一般军政官吏，身为民族领袖，更应当大声疾呼，开导民众知识，宣传鼠疫危险和防御的重要，不然大疫所至，恐怕玉石俱焚的呀！”肯德还就鼠疫防控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第一步须要捕鼠，彻底地实行灭绝鼠迹，将杀死的老鼠焚烧或用水浸淹，好使鼠体附着的蚤虫同时灭绝”;“另外要谨慎食物万不可使老鼠染指。屋内不时要施用石灰或者其它的消毒药剂，以为摧毁病菌潜伏的窠巢”;“在一面杀鼠，还要一面注射鼠疫之疫苗”。肯德的报告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高度重视。总队立即与战区有关人员研究了防疫纲要，并在管理、预防、隔离、疗治、检疫、宣传、器材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其中，总队第六中队经过协商，决定将第一一一医疗队调到常德建立防疫北站，第四七二医疗队建立防疫西站，第五二二医疗队协助隔离医院工作，并在邻近的桃源县设立防疫分站。由于措施及时、得当，常德鼠疫终被扑灭，肯德医生完成了医务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与战地救护、防控鼠疫等直接救治军民的举措相比，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各种国际援华医疗队及国际医学友人还积极倡导并参与了中国战区卫生学校和医院的创办，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一批难得的医护人才，留下了“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其杰出的代表首推白求恩大夫。刚到晋察冀根据地不久，白求恩就向军区卫生部提出建议：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一则可以更好地治疗伤员，二则可以对全根据地的其他医务工作起示范作用。后经毛泽东批准，晋察冀军区任命白求恩为卫生顾问，并同意了他改进军区卫生工作的意见。1938年9月15日，白求恩完成改造松岩口后方医院的工作，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第一个模范医院。在医院落成典礼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医治伤病员，“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为了使病人舒适，白求恩不仅积极介绍上药、动手术、给病人洗澡、扶起病人等方面的技巧，采用固定伤肢、扩创术等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还编写出《战伤治疗技术》《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等技术教材，在晋察冀以至整个八路军中推而广之。他还依据其在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写出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一书。聂荣臻称赞此书是白求恩“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具体的困难条件，把他在战地实际工作中最可珍贵的经验和他广博丰富的医学造诣融汇在一起”，“是他一生最后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给予我们每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个指战员和伤员的最后不可再得的高贵的礼物”。

白求恩逝世以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1年1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下达命令，任命印度医生柯棣华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柯棣华在任期间除担任院长职务外，还在繁重的教学和医疗工作中积极发扬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参加了大量的医疗救护工作。仅在担任院长的两年间，他就施行手术900多台，并编写了《外科总论》《外科略论》等数十万字的讲义。此外，在1942—1944年两次反“扫荡”中，奥地利犹太医生傅莱一边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担任传染病教学工作，一边积极地与学员一起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并且克服重重困难，在根据地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的问题，为此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其他国际医学友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医院和卫生学校的创办，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指导下，他们首先在各自所在部队帮助改善医疗条件，在尚无医疗机构的部队利用南方地区丰富的竹子和秸秆打造简易病房和病床，装备上他们带来的医疗物资，很快就在其所在部队建立起有足够规模的师级医院，且能实施较大的手术。据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回忆：“战时的医疗条件是非常差的，在救护总队部里设有许多医疗小组，由于医务人员很少，每个组只有一个医生。”“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他们就开办医疗训练班进行教学。他们还训练担架队。没有医院，他们就和中国军民一道，用竹子、茅草搭起了战地医院。他们还向老百姓和士兵宣传卫生知识，让他们知道怎样灭虱，怎样进行食用水的消毒。”罗马尼亚的杨固医生等在实施战地救护的同时，又多方筹措资金，建立了师卫生学校，并亲自编写教材、制作教具，从每个团里挑出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和军官进行卫生保健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以战地救护为核心而展开的粉碎日军细菌战、创办医院和学校、培养医护人才等工作，构成了抗战时期国际医疗队和各种国际医学友人支援中国抗战工作的主体，生动反映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援华抗战工作的概貌。这也是所有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为抗战胜利而认真工作、无私奉献的缩影。

三、国际社会对华医疗援助的贡献及意义

抗战时期各种国际援华医疗队和国际医学友人大都有高等医学学历，而且经历过其国内战争的洗礼，经验丰富。他们的到来，不仅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所在战区和部队死亡率的非战斗减员数量。有资料表明：“在一次疥疮大流行时，柯列然用石灰与硫磺调和制成涂剂，经过多次的试验终见疗效，又采用煮沸衣物的办法以杜绝传播渠道。在他所在部队里，最先消灭了疥疮的祸害。这种涂剂推广后，治愈了四万多例疥疮患者。”另据记载，在云南楚雄，白乐夫队长及公谊第三队之外科，甘理安队长及甘曼妮之化验工作，倪桐华队长之看护训练班等的工作记录统计如下：内科住院52058人;外科住院86936人;门诊106266人;手术1140人;化验13544例;特别营养44414例;预防接种18300人;X光检查176人次。虽然上述记录没有提及这些外籍医生的具体工作量，但是他们在这些工作中的贡献不可小觑。另据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10个大队还在外籍医生的配合下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军人及逃难民众进行伤病治疗，门诊救治军人2481685人、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外籍医生竭尽全力地解除病人痛苦，为中国人民战时救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白求恩、柯棣华和其他国际医学友人，也都贡献良多。据白求恩于1938年12月8日写给马海德的信中说，仅11月份，他即行军422.5公里，做了113台手术。11月29—30日，白求恩等在离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八团作战前线12.5公里的第一支前线手术队展开工作后，40小时内完成了71台手术，其中33%的手术4天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另据白求恩生前的最后一封长信记载，他于1938年共计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共做手术762个，检查伤员1200名。他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3本教科书，建立了1所医疗培训学校。正如1942年聂荣臻在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国内外的医药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从国际方面来说，白求恩、柯棣华等对边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广大队员和其他一些国际医学友人将他们的美好时光献给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9年11月12日，加美流动医疗队的白求恩医生因在一次手术中手指感染中毒，转为败血症，后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1942年3月，日本又向广西投掷了“鼠疫细菌弹”，红十字救护总队闻讯，迅速筹备并组建医疗队赴广西扑灭鼠疫，英国籍医生高田宜自告奋勇参加医疗队。就在临行前，她因感冒期间匆忙注射防疫针，引起了过敏反应，不到24小时便撒手西去。1944年3月14日，第三十一医疗队的罗马尼亚籍女医生柯兰芝在云南昆明参加防疫时，因感染回归热而光荣牺牲。

上述国际医学友人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做诸多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与称赞。1941年，救护总队第二中队的肯德医生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鼠疫现场，直接参加鼠疫防控工作。他还奔赴前线，在白螺矶战役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为此，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特致函救护总队为其请功：“查贵会救护总队731队长肯德及队员等，在本军各部队对于卫生业务热心推进，尤其于白螺矶战役，协助本军军医处长张鸿范赴前线组织手术组救护治疗，使负伤官兵得以早愈。复据116师师长赵镇藩、130师师长张玉铤先后报称：肯德队长及队员等，协助战地卫生工作异常热心，星夜劳瘁，请予嘉奖。”救护总队接到公函后，特发电给第二中队：“731队队长肯德工作努力，仰转嘉慰。”1944年3月14日，罗马尼亚籍柯芝兰大夫因感染回归热病逝后，滇军第二十师官兵庄严地给她布置灵堂，用花圈装点其灵柩，并致挽联：淋惠遽云亡，南国同声失慈母;伤残未尽起，西方何处觅美人。如今，她长眠于她曾经战斗过的云南建水城北门外普庵寺附近的墓地里。另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出版的《救护通讯》记载，1944年6月2日，国民政府曾下令褒扬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队长韩正义“以外籍人员在华从事医疗队工作有年，急难扶伤，忠勇任职，于湘豫等省早著令誉，远近受其惠者，为数非其少，博爱存心，良深嘉尚。迩因调动繁剧，积劳病逝，特予明令褒扬，以彰异绩，而永仁声。”

1939年11月，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的白求恩大夫殉职后，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致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挽联是：“万里跋涉，树立国际和平，堪称共产党员模范;一腔热血，壮我抗战阵垒，应作医界北斗泰山。”聂荣臻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吊唁文：“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白求恩同志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随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致白求恩大夫家属电中说：“加拿大共产党之优秀代表白求恩大夫，为维护正义和平，援助中国人民之解放事业，不辞艰辛远道来华，曾在敝军服务，两年于兹，功绩卓著，深得全军爱慕。”其光荣牺牲“不仅我国抗日战争一大损失，亦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之一大损失也。”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共中央决定将白求恩创办的模范医院于1940年春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沿用至今。1942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因积劳成疾病逝后，毛泽东亲笔致信其兄弟姊妹道：“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里，正当我们迫切需要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械之际，您的兄弟来到我国为我国人民做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工作。我亲眼看到，您的兄弟怀着自愿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从死亡中拯救了我们不少的伤病员。在抗日后方根据地，我曾和您的兄弟工作过一段很长的时期。因此，我认为我完全有权称您的兄弟为我最亲密的战友。今天，我心中如此敬爱的您的兄弟和我们永别了”，“他那种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气，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您的兄弟将永远活在中国革命人民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铭记抗战时期国际医学友人们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不仅出版了一系列纪念文集，召开过许多纪念会议或专题学术会议，而且建立了一些纪念馆、陵园与纪念碑以供中国人民瞻仰和学习。在1954年建成的第一个烈士陵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陵墓和纪念馆，柯棣华大夫的陵墓和爱德华大夫的纪念碑等，均赫然在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来此瞻仰、学习他们的国际主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198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中共贵阳市委和贵阳市人民政府在图云关救护总队旧址树立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的上方有一个地球形状的红色大理石圆浮雕，其上刻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徽，象征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一座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它耸立在山冈上，耸立在人们心中，并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踏着他们的足迹勇往直前，书写国际互助与世界和平的新篇章。

注释

①李雪英、任鸣皋：《宋庆龄与印度援华医疗队》，《人民政协报》2010年5月13日。②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中国南亚学会编：《中印友谊史上的丰碑：纪念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138页。③④邓铁涛、程之范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596、595—596、596—597、595—596、595—596页。⑤[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⑥⑦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12、15、60、61、61—62、96、125、129、227页。⑧《瑞士同情我抗战派两医生携药物来华》，《申报》1939年4月19日。⑨《外籍医师纷纷来华参加救护工作》，《申报》1939年6月19日。⑩《英美加合组救护队来华》《美人组救护队来华服务》，《申报》1941年5月31日、6月21日。《美医药助华会派女医来华服务》，《新华日报》1941年9月5日。《美籍医师来华服务》，《申报》1942年4月22日。《美派大批医师来华服务》，《新华日报》1942年4月22日。《英籍医师来华服务》，《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5日。曹德权：《在延安战斗过的不为人知的援华洋大夫们》，《文汇报》2005年2月1日。李筑宁：《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贵阳市档案馆，1995年内部印行，第81、11—13、67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1页。灵丘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灵丘革命老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4页。王雁、察哈尔：《纪念白求恩》，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8、50，105、109，12，63页。叶丽瑹：《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112、110、110页。[奥地利]肯德：《鼠疫横行在常德》，温新华译，《桃源民报》1942年4月22日。《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史》（1939年—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19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414—415页。秦宝琦：《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4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0页。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218—219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87年7月内部印行，第24页。刘勇：《援助中国抗战的罗马尼亚医生》，《党史博览》2006年第5期。徐崇恩：《远征军救护概况》，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1944年第26期。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45、50页。刘新芝、李恒山、王慧：《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老一代革命领导人对卫生事业的关怀》，北京医科大学，1998年，第113页。贵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编：《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第62、66—67页。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19、42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大夫》编写组编：《柯棣华大夫》，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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