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良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明朝遗民在清初的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奇逢，贡献尤其突出。在清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他始终恪守民族气节，倡导经世致用，著述明道，化民成俗，通过大量著述来重建和维护儒学正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力图以儒家传统模式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孙奇逢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德行，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孙奇逢;理学;伦理秩序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16-06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易代之际，便会出现因眷恋先朝而不仕新朝的遗民。受“华夷之辨”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朝尤为突出。明清鼎革，满洲入主中原，时遗民数量之多，可谓一大历史奇观。在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中，明遗民深感“天崩地解”、中原陆沉之痛。他们或以身殉国，或隐匿山林，或遁迹空门，或云游四方，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时，在满洲贵族“家法祖制”政治文化重压下，世衰道丧，礼乐尽废，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奇逢为代表的理学名儒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①，为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隐不在山，亦不在水，隐于举人”：

终隐夏峰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卒于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征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②，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③

燕赵一地，自古多慷慨豪侠之士。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④，“常欲赫然著功烈”⑤。他事亲至孝，曾为父母庐墓六年，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天启年间，孙奇逢不避祸患，毅然挺身而出，与鹿正、张果中等营救遭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其“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的侠义之举，深受世人敬佩。时“海内高其义”，称孙奇逢、鹿正、张果中为“范阳三烈士”。⑥黄宗羲对孙奇逢的义行也极为赞赏，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⑦。孙奇逢亦有军事才干，崇祯十一年（1638）秋，孙奇逢率亲友至易州五峰山双峰村结寨自保，并制定规约，将众人团结起来。如《山居约》要求大家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止、储米豆，⑧以合力抗敌;《严樵牧约》禁止“戕伐人树株，践踏人种蓄”⑨，以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在此期间，孙奇逢及同人修武兴文，备战之余诗歌唱和，使得双峰村在“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诵之风”。时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在征聘檄书中称赞孙奇逢：“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⑩这正是孙奇逢极具人格魅力和济世之才的真实写照。

遗民之义，在隐与不仕。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名闻燕赵南北。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考其缘由，大致有三：一是父母见背，不乐仕进。孙奇逢曾称自己“幼读书，妄意青紫”。说明他年轻时颇有致身庙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后因父母相继亡故，孙奇逢“痛未伸一日之养”，“形枯而神伤”，“自觉生气绝，耻事名利场”，“遂于仁（仕）进颇淡”;二是尊父遗训，不求他途。孙奇逢中举后，其父曾告诫说，“国朝重制科，不举南宫者，谓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孙奇逢先后12次参加会试，终未成进士。是以“当路累荐举，先生每引此言，坚谢不出”。并表示“愿老死公车，不敢借途求用”;三是天下将亡，不可强仕。明末社会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交困。天启初年，友人茅元仪曾告诉孙奇逢，“天下大物，将有所属”，预言明朝行将灭亡。后人亦以为，孙奇逢“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

清朝定鼎之初，需才孔急，诏举“怀才抱德，堪为时用”的山林隐逸之士。作为在京畿地区享有盛誉的乡贤，孙奇逢曾多次受到清廷官员举荐。如“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兵部左侍郎刘馀佑，以举知荐;顺天巡按御史柳寅东，以地方人才荐;陈棐以山林隐逸荐”。面对“新朝德意”，孙奇逢态度坚决，对所有举荐均以病辞。在辞疏中，孙奇逢称自己是“麋鹿之性，素不喜作官”，“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于才”，止愿“终老烟霞”而已。

“天下有隐居求志之人，方有行义达道之人。”孙奇逢认为，“贤者辟世，圣人遁世”，“辟世必隐，遁世不必隐。辟则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于天壤者是已。”他称自己是“树遁世之藩蓠（篱），差慰藏拙之门户”。孙奇逢指出，“遁非身隐乃心潜也，敛之则退藏于密，有暗然不显之意”。他认为，“遁则如天山之两相望而不相亲”，暗示着自己与清朝当局的关系，正如“天山之望”。时明遗民死节者颇多，孙奇逢认为，“学问以了达生死为极诣，然世之所谓了达生死者轻生轻死，非真能达生达死也。真能达生死者则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足取重于世”。他说：“圣人无必欲死节之心”，“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断不至进退失据”。但“如其至此”，便当如孔子所言，“杀身以成仁，无求全以害仁。”对于此中大义，孙奇逢以宋元之际的文天祥为例加以说明，“文山以箕子自处，便不亟亟求毕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灭。生贵乎顺，不以生自嫌;死贵乎安，不以死塞责”。这既是孙奇逢对先贤景仰的一种表达，更是在当时境况下对自己的某种期勉。

清军入关之初，即在京畿推行残酷的圈地政策。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无田可耕，居乏屋”，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河南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裕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遂率子弟耕读于此，终“以燕人而成豫籍”，开始了他在河南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二、“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

经世致用明清鼎革后，社会伦理秩序重建成为当务之急。在清初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理学获得政府认同，担负起指导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重任。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巩固，明朝遗民中的一些理学家在现实中放弃了反清立场，通过倡扬主敬，崇尚躬行，致力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

孙奇逢坚持理学主敬论，并从兴复礼教的高度进行阐发。他提出，“圣人以敬为传心之法”，“内圣外王，始终之要，只在一敬”，“千圣相传只是一敬”。孙奇逢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视为生平体认功课，认为“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学问之道在是矣。礼教之兴”，实有赖于此。孙奇逢提倡主敬，对臣子而言，就是要“事君之礼，无一事无一处不是诚敬之心”;对帝王而言，“则为忧勤惕厉”。主敬是孙奇逢重建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点。在实际生活中，孙奇逢提倡躬行实践，认为“学非口耳之学，其为躬行之学”，“学非躬行，说精说一，有何裨益？”“学问要从躬上得”。顺治七年，友人谓“此时诗文俱不中用，只宜著书立言，以发明理学为事。”孙奇逢答道：“莫把理学看的太板了。诗文岂遂妨于理学？若欲做诗人、做文人，终身亦不见有到家之日。若欲做学者，诗文寄兴，自不可少。但理学亦非口头讲说。古人知一分，行一分。今人知十分，行不得一分。全要在躬行上理会。”就清初社会而言，躬行的真义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儒家纲常伦理尽忠尽孝”。孙奇逢为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以经术经世务，正有用实学也”，“诵诗读书所以经世致用，嘘古人已陈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绪，方是有用之学。乃有诵诗三百而诎于言，所谓儒生俗士不达时务者耳”。对于学术的社会作用，孙奇逢有言：“学问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饮食，而有裨于纲常名教。”由此可见，孙奇逢倡导经世致用，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儒家纲常准则，进而恢复和重建传统社会伦理秩序。

孙奇逢非常重视学术发展与社会兴衰的联系，认为“世无治乱，总一学术”。他潜心理学，躬行之余，发为文章，试图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阐明学术，救正人心。孙奇逢认为，“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而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他一生致力于重建儒学正统，著述颇丰。时人称，孙奇逢“《读易大旨》成，而羲、文、周、孔之道传;《尚书近指》成，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四书近指》成，而孔孟之道传;《理学宗传》成，而后世诸儒之道亦无不传”。孙奇逢所辑《理学宗传》，“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以明道统，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11人列为理学正宗，构建起合同朱陆的儒学道统。孙奇逢注重修史，意在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社会治乱提供借鉴。所著《两大案录》“叙列从古君臣开创守成之事”，以明治统;《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叙列两地之“名公巨卿”，分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七科，“微显阐幽，大有功于世教”;《甲申大难录》叙列明崇祯帝及诸臣死事，“辑得此编明士气”;《取节录》叙列“名公硕辅，以暨农夫妇女”之贤者，以“兴豪杰而范世俗”。清人论其文章著述有云：“无一不关人心世道，脱非躬行心得者，乌能与于斯。”允为至论。

三、“教化行而习俗美”：化民成俗

晚明时期因其“专制统治的松弛化，市民社会的繁荣，反正统思潮的流行”以及长期的灾荒战乱，社会严重失序。“少凌长，小加大;淫破义，贱害贵。礼教尽失，人心陷溺又何可问？”重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成为清初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孙奇逢主张以儒家纲常重建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他认为，“内圣之学，舍三纲五常无学术。外王之道，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周孔之道，“似各不同”，“总之一归于三纲五常而已”;圣人之道、帝王之道、天地之道，皆“三纲五常而已”;“六经廿一史，皆三纲五常之事。离此，则旁门别派，其不流于异类者几希”，直视儒家纲常为世间最高法则。孙奇逢曾说：“纲纪二字，千古治乱攸关。家有家之纲纪，国有国之纲纪。无纲纪，则家非其家，而国非其国矣。”他明确指出，正人心维风俗，“只是令纲纪不坠”，“世而治，纲常在朝廷。世而乱，纲常留岩谷”，而当此之时，激扬纲常，维持世运，“端有望于岩谷之士”，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清初“人心之浇也日甚一日，风俗之薄也日甚一日”的社会状况，孙奇逢指出，“从来言治统道统，莫不骇为神奇高远之事。不知总只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盖天下最神远之事，正从最平易中做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治统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道统也”。他将治统、道统请下神坛，落实于平常生活，使人人皆知奋发而有所为。孙奇逢说，“道莫大于兴孝兴悌，事莫重于养生送死”，“风俗之厚，士君子与有责焉”，表示要以元代大儒姚枢、许衡在苏门化民成俗之心，“兴孝、兴悌、兴仁、兴让”，倡扬和躬行儒家伦理道德，以重塑社会风尚。

忠孝节义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规范。孙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中特设“忠节”一门，以表彰“仗节徇义之臣”。书中记杞县刘理顺甲申殉节，称其“理学节义，统体一身”，“不惭形影，不愧屋漏，数百年来，大有关于气运也”。孙奇逢认为，“气不激不烈，节不烈不扬”。他说：“予平生无他嗜好，独喜与人谈节义事，自壮至老不倦。”孝是人伦道德的根基。孙奇逢认为，“吾儒为世道计，自当阐幽以诏后世，或式其闾里、或闻诸有司、或书诸史册、或纪之文集”。此种事“一经拈出，人人有兴孝之思”。时杨村孝子赵廷桂家贫，不惜割股以疗母。孙奇逢赞道：“廷桂不读书之人，乃无愧于为人子”，遂作《助婚赵孝子文》以记其事，倡议众人“各省一餐之费，共成孝子之缘”，并筑孝子庐以居之。妇女节烈亦为孙奇逢所推重。他曾指出，“节无论士女，均不可一日去身者也。以今观之，居孀矢志，临难捐躯，女每有士行，而素好读书深明义理者，仓卒决择，反让妇人女子一筹”。孙奇逢认为，“守节之义，自古难之。第守于上成下赞之时，此节之难而易也;守于左倾右危之际，此节之难而难也”。士人之于气节，亦可作如是观。孙奇逢之所以对妇女节烈行为大力表彰，非徒以显其身后名，而是要以此激扬纲常伦理，进而“挽风之浇漓”，所谓“表行所以励俗也”。其诗有云：“衰残历阅九十一，生平最爱节义风。撑天柱地三纲立，巾帼冠裳功用同。”

针对清初社会伦理道德严重失范问题，孙奇逢从家庭、家教和家风入手，提出了立家规家训以教戒子弟，修家乘家谱以讲明仁孝的主张。他认为，人心淳于孝悌，风俗厚于兴孝兴悌。在孙奇逢看来，“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妇顺、和气薰蒸，吉祥莫大焉”，“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有鉴于“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有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辱身丧家”，孙奇逢亲撰《孝友堂家规》，内云：“安贫以存士节;寡营以养廉耻;洁室以妥先灵;斋躬以承祭祀;既翕以协兄弟;好合以乐妻孥;择德以结婚姻;敦睦以联宗党;隆师以教子孙;勿斯（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对贤豪;含洪以容横逆;守分以远衅隙;谨言以杜风波;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克勤以绝耽乐之蠹己;克俭以辨饥渴之害心。”家规从个人道德修养等多方面对宗族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其《孝友堂家训》中，孙奇逢强调以修身为重，愿子弟“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孙奇逢以孝友堂家规、家训教育子孙，使得孙氏一门五世同堂，而“家无逆颜，人人尽让无争辩”。时人称“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国有牒，家有谱。孙奇逢认为，修谱乃“仁人孝子之所务”，“家家记述其祖父，人人叙录其子孙，仁孝同心，古今一也”。“谱之义，事关仁孝，自道丧教衰，斯义不明，而兴孝兴悌，所以难耳。”因此他大力提倡士人修谱，“每于亲知语次，多及修谱事”，“唯欲以一家之仁孝，兴一乡、兴一国、兴天下”。其弟子耿介认为，“夏峰先生酌家礼而极重族谱，示人知所本也”，“谱修则亲疏、厚薄、小大有等，尊卑、贵贱伦序有纪”，充分肯定了修谱对于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要作用。

风俗多为地方山川钟毓，习尚渐磨所致。孙奇逢注重移易风俗，力图依据儒家传统礼法重塑地方社会习俗。在日常生活中，孙奇逢注意对“以行礼而反失礼之意”的社会习俗进行斟酌损益。辉县清初极重婚丧之礼，士大夫为流俗所困，往往“宁甘破家”。孙奇逢认为，自“大道凌夷，婚姻之礼似存而实废也”。他提出，婚嫁行礼勿论财，“从来凶终隙末，总皆起于论财。甚至琴瑟不调，亦皆由此。只不论财，彼此相体，久而益亲，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风俗”。孙奇逢以身作则，抵挡流俗，力挽颓风。为子奏雅完婚时，“四季衣服，两家共办。一切用物，随分酌量”;嫁女则“为布衣一件，嘱之归宁著此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孙奇逢认为，“风俗之淳，人心之厚，必自慎终追远始”。顺治八年，孙奇逢之妻亡于苏门，友人劝他节哀以养身。孙奇逢说：“圣贤礼仪，天王律令，身形家范，到底不容屑越。”表示要恪守儒家丧葬之礼。孙奇逢移风易俗的努力，不仅是出于其士人身份的责任感，更是来自于对重建和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使命感。

四、“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泽被后世

自孙奇逢倡道苏门，“读《易》百泉，韬光敛耀，静悟渊思，德益劭而学益邃”，广为世人所景仰，“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隐士，近自畿辅河洛以及齐鲁晋楚吴越之间，有志斯道者，无不负笈从游”。“于是苏门一席地，遂为海内理学渊薮。”

孙奇逢以诚意待人，对前来问学者往往因人训造，循循善诱。时“远迩负笈求学者甚众”，甚至“田氓野老”亦来“相质”，孙奇逢均一视同仁，不作歧观，皆“披衷相告，无所吝”。他“与臣言忠，与子言孝，鲑菜苦茗，常至更阑灯灺，犹娓娓弗倦。或千里书札问难，为之条分缕析，无不人人各得其所求”。因其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与之言论辄中隐微;若久与处，洞悉其生平者，即秦越人之视病，不是过也”。孙奇逢“乐易近人，见者皆服其诚信”，不以讲学自居，“不绳人以难行之事”，故人“聆其绪论，无不信圣贤之可为”，“即悍夫武弁，闻之倾心悦服，自勉于善”，由此而产生的教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孙奇逢一生门人众多。“《夏峰年谱》详载及门诸人”，仅列名者就有近二百人，而“在附案之外者甚众”。时人称，孙奇逢“亲炙之以成其德者，指不胜屈”，“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汤斌、魏一鳌、耿介、费密等人即为其中之佼佼者，“皆负重望于儒林”。汤斌，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名臣，仕至工部尚书。其学“大旨主于刻励，讲求实用，无王学杳冥放荡之弊”，深得夏峰真谛，被其视为衣钵传人。《清儒学案》称汤斌“承师法，而兼宗程、朱”。毛奇龄则以汤斌为“圣朝儒术之冠”。著有《洛学编》《汤子遗书》等。魏一鳌，字莲陆，直隶新安（今河北正定）人。曾任山西忻州知州，师从夏峰近三十年，“受性命之学，兢兢以存养省察为要”，著有《北学编》《雪亭梦语》《四书偶录》等。耿介，字介石，河南登封人，其学“以仁为主宰，而握其要于孝，专其功于敬”。兴复嵩阳书院，著有《中州道学编》《孝经易知》《理学要旨》等。费密，字此度，新繁（今四川成都）人，奉父命受业夏峰，为学力戒清谈，主张经世致用。康熙十二年（1673），孙奇逢作《怀友诗》云：“端亮曰潜庵（汤斌），当仁不肯避。明达莲陆氏（魏一鳌），到手无棘事”，“廉干推逸庵（耿介），此度博综备（费密）”，“诗中所举凡二十九人，皆及门高第也”。黄宗羲云：“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康熙年间汪晋征说：“征君（孙奇逢）倡道于夏峰，潜庵（汤斌）嗣音于睢水，而登封逸庵耿（耿介）先生又同时后先颉颃于潜庵者也。厥后柘城窦敏修（窦克勤）氏、中牟冉永光（冉觐祖）氏，又皆砥砺躬修，精心著述，其所造已足为天下后世所信从。”“儒硕迭起，文献相望”。夏峰之学泽被后世，流衍极远。“大河南北代有其人，而其最著者，则禹州马平泉（时芳）、新郑王淡泉（轸）、河内李文清（棠阶）也。”

孙奇逢不但门人弟子众多，而且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答道：“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傭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所乐者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当时的著名学者傅山对此感悟颇深。康熙二年九月，傅山过访夏峰，归后记云：“顷过共城，见孙钟元先生，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吾敬之爱之。不知者以为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实有一大把柄。人以隐称之，非也。理学家法一味版拗，先生则不然，专讲作用。”傅山善于识人，眼光独到，深刻地指出了孙奇逢绝非隐者，其处世有原则，而为学重实用。

孙奇逢还和魏裔介、魏象枢等一些当朝理学名臣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魏象枢称曾“间尝驰书，请质所疑，荷先生手教还答，千里如侍几席”。孙奇逢在给魏象枢的复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清明之际，道久矣，有所属矣。先生与柏乡公（魏裔介）莫逆，此事不任，还教谁任？”从上可见，孙奇逢之所以和诸多理学官僚联系密切，一是出于学者之间正常的人际和学术交往需要;二是孙奇逢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拒绝与清政府合作，认为出则道不尊;三是孙奇逢充分认识到理学官僚的重要性，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且“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总的来看，孙奇逢是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以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恢复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进而按照儒家传统模式重建清朝社会秩序。

五、“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道在夏峰

17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英贤挺生的时代。孙奇逢“生于燕，终于豫”，一生经历坎坷无数。但他意志坚定，始终砥砺前行。少好奇节，常“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气百折不回”;老而好学，“念圣学久湮，慨然以绍往继来为己任”。时人谓其“始于豪杰，终以圣贤”。这既是对孙奇逢人生历程的经典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奇逢在清初知识界的崇高地位”。

当明清鼎革之际，孙奇逢作为“硕果独存”的理学大儒，虽然“不偶于时”，然能不降其志，高洁自守，占据着民族气节和传统学术的时代制高点，“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康熙十四年，门人戴明说指出：“夫子肆力潜心攻苦八十年，周规折矩，不失尺寸，故其生平出处常变，辞受取予有金元诸大儒所不及者。”此论极有见地。孙奇逢在清初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活动，正是以元初诸儒为历史镜鉴的。孙奇逢曾说，“窃思宋元之际，道在许子（许衡）”，“许子兴学，诸儒蔚起，指不胜屈”，读《元史》，“不独识宋元之际，且以见清明之际也”。孙奇逢“蚤年潜心濂洛之学，以孝亲敬长为根基，以存诚去伪，戒惧慎独为持要”，后“以躬行为法程，以时习为工夫，以复性为宗旨”。其为学“旷览百家，独存正解，不求异不尚同，惟求合于圣贤之初意”，会通程朱陆王，一以孔子为旨归。夏峰之学，“专务躬行实践，不讲玄妙，不立崖岸，宽和平易悃愊无华”;夏峰之教，“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汤斌称，“吾师夏峰先生平生大节伟然，其气力足以砥柱两间，而细行必矜，小物克谨，所谓豪杰而圣贤者也”。“当草昧初辟，干戈未戢，人心几如重寐，赖先生履道坦坦，贞不绝俗，使人知正心诚意之学，所以立天经，定民彝，不因运会为迁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兴朝理学之大宗。”

爱因斯坦认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一论断在孙奇逢身上得到了充分验证。梁启超指出，孙奇逢“非直其学之高，抑其节行又足以砥所学也”，“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孙奇逢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一生致力于儒学道统传承和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不仅当时在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在社会上具有很大感召力，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按其时代贡献，大者有三：一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始终恪守遗民身份，显示和维护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尊严;二是在满汉政治文化冲突中，致力于儒学正统重建，赓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与文化;三是在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擎理学大旗，引领和推动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孙奇逢以其高尚的品行、深厚的学养、坚韧的意志，在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作用。

注释

①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73、1243、1300、1300、886、795、821、370—371、126、771—772、338、1374、47、1084、288、1388、462、462、415、594、532、537、514、532、624、124、1349、208、1349、1388、1026、221、1361、1238、221、788、767、1053、1192、767、154、164、1243、1351、338、1168页。②“当是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李颙），时论以为三大儒。”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③徐世昌著，陈祖武点校：《清儒学案》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2、391、34、48页。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⑤方苞著，苏惇元编：《方望溪全集》卷八，《孙征君传》，国学整理社，1936年，第105页。⑥⑧⑨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7、849—850、850、1394、1391、1437、1380、1391、1376、1329、878、695、719、15、617、717、1444、516、952、994、534、1427、1316、1313、1393、1342、857、1053、726、108、111、110、919、1053、882、880、880、854、854、1062—1063、1055、1053、1063、1333、1346、938—939、1333、731、1305、1333、1285、1321、1352页。⑦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1、1371页。《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95页。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4、136—137、310、452、136、471页。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高翔：《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朱璘纂修：《南阳府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康熙三十六年刊本。河北省容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城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30页。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8、1068页。耿介撰，梁玉玮、孙红强、陈亚校点：《敬恕堂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5、170、538页。汤斌著，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8、260、287、118、1711、1921、118、118、147、118、112页。周际华修，戴铭等纂：《辉县志》，卷首，《桂良序》，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魏裔介著，魏连科点校：《兼济堂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296、295—296页。汪晋征：《耿逸庵先生敬恕堂集叙》，《敬恕堂文集》，柘城窦氏藏板。魏象枢撰，陈金陵点校：《寒松堂全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570页。佚名：《皇明遗民传》卷三，《孙奇逢》，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申涵煜，申涵盼辑：《申凫盟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下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赵御众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戴明说序》，光绪间增刻《孙夏峰全集》本。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中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9页。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75页。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