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霞

摘要：项羽入关后施行削弱刘邦的战略，通过迫其称臣、迁其汉中、削其军队等一系列举措，极力压缩刘邦战略发展空间，楚汉双方因此得以维持一年多的相对和平。而随着项羽东归，失去武力护佑的“弱刘”战略，最终因民心向背而为刘邦破解。考证项羽集团所推行的“弱刘”战略，还有助于厘清相对模糊的历史细节，比如鸿门宴事件中，项伯应是衔命谈判的使者而非告密者，刘邦受封后即赴南郑就国，并非于四月和诸侯一起罢兵戏下。

关键词：〗项羽;刘邦;鸿门宴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07-04

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从鸿门宴项刘会到刘邦袭取彭城挑起楚汉战争，双方维持了约一年零四个月的和平局面。这固然与刘邦积聚力量及时局演化有关，但也从侧面证明，项羽入关后对刘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削弱措施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些措施在前人已有涉及①，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从个别方面进行过论述②，但较少有人进行系统性关注。研究项羽对刘邦的战略削弱措施，有助于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鸿门宴事件中，项伯是告密者还是衔命谈判的使者;刘邦受封之后，是四月与各诸侯同时就国还是早已单独提前就国;刘邦受封前拥兵十万，受封后军队削减至三万人，削减的军队去向何处;主张“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③的项羽集团，为何分封毫无军功的韩公子成为韩王。笔者不揣浅陋，依据史料对这些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鸿门宴中的项伯角色

项羽入关前与刘邦在函谷关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史记·项羽本纪》：“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④随着项羽率诸侯军破关进驻于戏，围绕关中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刚启幕就已无悬念。项羽破关而入击跨了刘邦占居关中以拒诸侯的信心，让其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固不如也”⑤。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在此背景下启动。入函谷关前，项羽集团对关中地区已有分配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基本无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⑥的约定，在逼降章邯的过程中，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⑦。立章邯为王既是项羽亡秦战略的一部分，又反映出项羽集团分割天下的规划，但这一安置显然与刘邦占居关中是有冲突的。

在如何处置刘邦的问题上，项羽集团内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人分歧明显，一位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一位是项羽的本家长辈项伯。根据班固和司马光记述，项羽随项梁起兵时很年轻，“初起，年二十四”⑧，“籍是时年二十四”⑨;刘邦还军霸上时“岁在乙未”⑩即公元前206年，依此推算，鸿门宴前后项羽年仅27岁。对这位年轻的统帅，范增与项伯均试图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范增主张对刘邦“急击勿失”，将其排除在“计功割地”名单之外;项伯主张“不如因善遇之”，实质是逼刘邦称臣。

至于项伯的角色，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被司马迁刻画成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一样的告密者形象，对此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就称：“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现代学者韩兆琦也认为，鸿门宴“汇合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民间故事”。两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结合《黥布列传》中的记载，黥布降汉后，“（布）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楚汉战争时，项伯仍备受项羽信任。倘若项伯在鸿门宴前未经项羽许可而私会张良及刘邦，是泄露军情之重罪，不可能再受信任。然而鸿门宴后项伯在楚军中仍受重用，照此分析，其与张良乃至刘邦会面，逻辑上应是衔项羽之命劝其臣服，绝非私会。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鸿门宴前项伯奉项羽之命前往刘邦营中，劝说刘邦交出关中地区的控制权。而刘邦此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项羽对抗，又无稳固后方可退，因此急于加入项羽阵营，一则免受攻击，二则可参与分割天下。刘邦的理性选择保证了项伯使命的圆满完成，关中地区的主导权得以和平移交，随后项羽设宴鸿门，刘邦正式称臣于项。项羽集团此种手法和之前逼降章邯如出一辙，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威慑对方，进而达到目的。

至于刘邦在鸿门宴所言“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不过是臣服之词。项羽之所以任由刘邦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目的已达到，“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和范增虽然“疑沛公之有天下”，依当时情势，“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者比比皆是，在刘邦已然臣服的情况下，项羽自不必与之再有口舌之辩。

鸿门宴座次安排是考察双方关系的一个指标。项羽与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对此，学者杨树达认为，“秦汉座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乡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引中井积德的观点“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尊;不对堂下者，唯东南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项羽与项伯、范增等自居尊座，置刘邦于北向卑座，清楚地表明项羽已然把刘邦当作属下而非对手。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座次的安排，应当在项伯衔命会刘之行中已有所约定，项羽已事先得知刘邦前来臣服，故以卑座安置。

二、诸侯罢兵戏下与刘邦就国的时间差

项羽迫使刘邦臣服并取得关中地区控制权是其“弱刘”战略的第一步。在随之进行的“分土而王之”过程中，项羽与范增借机迁刘邦于巴蜀，极力压缩刘邦集团的发展空间。

当时的关中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进一步将天下财富集中于此。

从战略地位分析，刘邦谋臣张良称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驻兵于戏后，也有谋士进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如此重要的地方，“疑沛公之有天下”的项羽显然不可能将之封于刘邦。而项羽自身，又因坑降卒、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等一系列事件而无法立足于此，于是项羽采取三分关中的策略，试图以此弱化关中诸侯的实力，并在分封诸侯时作了策应安排。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述恽敬观点，认为“项王之所忌，唯汉王也，是故未为取秦之谋，先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阳据三川，而北函谷、南武关，挈其要领矣，以司马卬辅三川之北，而函谷之军无阻矣，以韩成夹三川之南，而武关之军无留矣，二王皆赵臣，赵睦于楚，故道通。韩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国，而楚制之，故道亦通”。近代的夏曾佑也认为：“项王之弃关中而归也，非真欲归故乡也，许以己新残破关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将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遥制三秦，为待时而动之计，其所以策汉王者周矣。”

利用分封压缩刘邦的战略空间，透露出项羽和范增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如约”封刘邦为汉王，另一方面将其赶到巴蜀等相对偏远之地。“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解释，很容易让人想起刘邦的“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之说，都不过是应景之言。实际上，“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才是封刘邦于此的最重要因素，接着项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打压刘邦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项羽此举，就连刘邦的部属都认识到“独居南郑，是迁也”，进而导致追随刘邦的一些将领（包括韩信在内）因看不到前景而逃跑。刘邦个人在初闻所封之地时也曾有愤怒，“欲攻项羽”，所幸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相劝而未实施。

迁封巴蜀是项羽削弱刘邦的重要一步，此举证明了范增的远见和谋略。偏远的巴蜀之地不足以供养大量兵员，刘邦若安于现状，势力必然逐渐衰减。一旦刘邦出现异动，需要冲破三秦之地才能出关，项羽可有充足时间予以应对（可惜项羽后来北攻齐地，给刘邦以战略机遇）。刘邦受封汉王后，实则已困于巴蜀，战略空间极为狭小。幸运的是，项伯作为项羽集团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由于收受张良之礼，“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结果刘邦如愿得到了汉中之地，汉中后来成为刘邦进入三秦的重要跳板。

关于刘邦受封和就国的时间，也是项羽对其战略削弱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史记集解》徐广认为刘邦受封“以正月立”。《秦楚之际月表》载，正月分关中为汉，《史记索隐》称之为高祖及诸侯受封之月。《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为“二月，羽分下王诸将”。但对于刘邦何时赴南郑就国，《史记》中未明确记载，仅称“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

从项羽分封诸侯到诸侯就国，时间长达数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知道的是，当时的天下形势仍相当混乱，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新的中央政权与各地的联系并不紧密，仅就楚地来说，陈胜吴广起兵后，“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虽说大部分渐渐汇聚到项梁、项羽旗下，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在各地普遍存在着，项羽分封后，各诸侯理应急赴各地重建统治秩序，而非留在残破的关中无所事事。对于项羽和诸侯分封后长期滞留关中，合理的解释是，各诸侯就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项羽及诸侯驻兵关中应是监视刘邦就国，观察刘邦及各地不顺从者对于分封的态度，以随时应变。

这从刘邦就国的举动中也可窥其一二。“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倘若是诸侯同时就国，刘邦根本无须防备诸侯攻击，因为项羽和诸侯是率兵而东，单单三秦之章邯等，不至于迫使刘邦做出烧绝栈道之举，《高祖本纪》里也未明确记述刘邦是在四月和诸侯一起“各就国”。笔者认为，刘邦就国时，诸侯兵仍在戏下。也就是说，刘邦是在四月之前赴南郑就国，与项羽及其他诸侯就国的时间并不一致。刘邦就国时，项羽和其他诸侯仍拥兵在关中，直至刘邦行至南郑后，诸侯才“罢兵戏下”。这也能合理解释为何一月分封，直至四月诸侯才“各就国”。而刘邦在就国过程中，为防备项羽和诸侯袭击，无奈之下才边行军边烧绝栈道。

三、刘邦所获关中兵的再分配

与夺地、迁封等系列措施相伴随的，还有对刘邦军事力量的削弱以及对刘邦重要谋臣的拔除。

鸿门宴之前，项刘双方相持时，“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到了刘邦受封赴南郑时，“项王使卒三万人从”，刘邦所属兵力骤然减少七万人。那么，刘邦被削减掉的军队流向何方呢？史书未提，已无确证。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刘邦军队的来源。刘邦起兵时“收沛子弟二三千人”。刘邦自武关进入关中时，仍不过区区两万兵力，“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之后在秦地收降纳叛，还征兵以自益，迅速扩军至十万人。

刘邦到南郑就国后的部属籍贯，史料记载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这说明刘邦入关中后所得八万秦地兵多数并未前往南郑。再看项羽所封秦地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三人所率20余万军队已于新安城南被项羽军坑杀，关中三王属下已无兵力。刘邦在关中所得兵员，较为合理的去向是被项羽借助分封之机，为平衡各方实力而划归关中三王以及其他诸侯。

项羽集团对刘邦人才的拔除，突出表现在对张良动向的安排上，此一策略在分封诸侯时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实施。项羽分封诸侯所提的口号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十八王中，刘邦等十三人被为有功者而封王，徙封者有魏王豹等四人，既无军功而又未徙封的是韩王成，韩王最早是项梁受张良所请而立为韩王。事实上，项羽封韩王成不过是权宜之计，处心积虑削弱刘邦势力的项羽和范增，不可能容忍一个与刘邦交好的韩王存在，“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至此，项羽封韩王成的真正目的显露，一方面项羽谋求自己控制韩地以监视刘邦动向，另一方面迫使张良离开刘邦，因为当初是张良请立韩成为王，在项羽承认并继续封韩成为王的情况下，张良不可能弃之不顾。从结果上看，项羽分封韩成确实达到了目的，“汉王之国，良送至襃中，遣良归韩”。项羽暂时拔除了刘邦部属中最有谋略的人才。

四、“弱刘”战略早期成效及其消解原因

若仅仅以早期效果观察，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刘邦集团对于所有加诸自身的束缚均予以接受，离开拥有战争潜力的关中而局促于偏远的巴蜀，实力弱小到一度只能靠“烧绝栈道”来防备诸侯袭击的程度，部属也大量逃离。至少从表面上看，项羽与诸侯“罢兵戏下”时，刘邦已经不具备与之争夺天下的能力。

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化，“弱刘”战略的缺陷逐渐显现。项羽集团此一战略有赖于两个主要支撑点：其一，项羽拥有对刘邦强大的威慑力并随时可以使用;其二，关中三王自身具备短期对抗刘邦的能力。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上述两个支撑点都经不起检验。就第一个支撑点而言，项羽率军东归后，其对刘邦的威慑力大为削弱，齐梁等地举兵反楚造成项羽多线作战，而项羽并不具备同时战胜田荣和刘邦的能力，所以对刘邦采取守势以便专心攻齐，由此给刘邦带来难得的崛起机遇。第二个支撑点则是严重先天性不足，秦地自商鞅变法后民俗以军功为重，章邯等“欺其众降诸侯”不仅为秦人所轻，还使得20万秦军被坑杀，虽然被项羽分封为王，但“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其抗拒刘邦的能力因而大为折损。失去支撑点的“弱刘”战略，因主导者远在彭城而无法遥制，最终被刘邦逐一突破。

战略空间的拓展方面，刘邦乘齐地田荣、梁地彭越等反楚之机而占居关中。为减少来自项羽方面的干预，刘邦在平定三秦时让张良捎信给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并警示项羽“齐欲与赵并灭楚”。从而争取到宝贵的平定关中的时间，关中丰厚的战争资源再次为刘邦所掌握。

兵源扩充方面，刘邦首次入关占居咸阳时，萧何就“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所以对于“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均有所掌握，加上此前在秦地的征兵经验，刘邦集团在兵源补充方面相对得心应手。即便在此后楚汉争战期间，关中地区也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综合来看，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之所以随着时局演化而消解，根本因素在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取方面。刘邦在秦地经营的时间虽短，却通过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而赢得秦地民心。并且早在项羽入关前，刘邦已派人与秦地官吏到关中各县乡宣告“吾（指刘邦）当王关中”，还发布多种措施与秦人交好，“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着手构建统治体系和舆论导向，从而在秦地累积了较高的声望。反观项羽集团，坑秦降卒、杀秦王子婴、烧咸阳王宫、封降将为王，事事给予秦人以羞辱，这种由羞辱所激发的民心疏离，随着项羽武装力量的撤出，而投射到其所封关中三王身上。民心的向背使得“弱刘”战略终究无法长期维持，东归后的项羽，再也没有能力二度跨进函谷关。

注释

①如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梁玉绳《史记志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②如杨东晨：《张良在反秦助刘邦封汉王中的贡献》，《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李振宏：《项羽“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献疑》，《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③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22、2612页。④⑤⑦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10—311、311、310、311、312、312、316、315、316、316、317、320、321页。⑥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56、367、367、367、364、367、350、367、362、362页。⑧班固：《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795、1789页。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记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87、103、103页。⑩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1982年，第773、775页。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页。韩兆琦：《韩兆琦〈史记〉新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59年，第47页。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02页。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54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八《封建考九》，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31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247—249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556、570页。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1—3262页。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页。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4、2038、2037、2038—2039页。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4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