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静

在对刘履《选诗补注》诠释方法的讨论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其源于朱熹的《诗集传》。是与不是，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试图得出一个结论。

朱熹，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字元晦，南宋理学家，理学集大成者，尊称朱子。 其所著的《诗集传》是对《诗经》的一部经典的诠释作品，代表了宋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在《诗集传》中，朱熹放弃了前人的理解，另开新义，使其成为了《诗经》诠释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

刘履乃元末明初人士，著有《风雅翼》，其书包括三个部分，《选诗补注》、《选诗补遗》和《选诗续编》。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其中的《选诗补注》这一部分。其中刘履选取了《文选》中的诗歌进行删补训释，首先以赋比兴对其进行划分和定性，然后再对其文字和异趣加以阐释。

四库馆臣认为，《选诗补注》 的诠释模式直接源于朱熹的《诗集传》。所以，刘履的《选诗补注》被认为是一部向《诗集传》致敬的作品，那二者之间是否真有如此之联系，本文将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中找到答案。

一、释音方面

《选诗补注》在释音上采取的是间插在诗句当中直接注音的方法，这一点与《诗集传》的诠释模式确实如出一辙。

如在《选诗补注》当中，阮籍所著《咏怀诗》的其中一段释音为：交甫怀环佩，婉娈（力转反）有芬芳。猗（五臣音于绮反）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从这首诗歌的释音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首先，其注音的位置都是间插在诗句当中的；其次，其释音很简洁，只释音，并不标注其音的准确出处；最后，其释音虽简单，可是对于接受者而言却已经足够，因为已经能够帮助理解。

而在《诗集传》的《桃夭》的一段释音也是如此：桃之夭夭（于骄反），灼灼其华（芳无呼瓜二反），之子于归（古胡古牙二反），宜其室家。

对比之下，完全可以认为这二者在诗歌的释音模式上是一致的。

二、以赋、比、兴论诗

刘履在《选诗补注》当中对每一首诗都以赋比兴作出了定性。这种方法，根据四库馆臣的分析乃源于朱熹的《诗集传》。并且还受到曾原之《选诗演义》、真德秀之《文章正宗》的影响。 全书共二百多首诗歌，其大部分都被定性为赋，而被定性为比和兴的较少，还有一部分诗歌被定性为兼用两法或兼用三法。 而《诗集传》当中是否也确实如此论诗呢？

在《诗集传》的《关雎》当中，朱熹就完全以赋比兴来论诗。而且从朱熹的诠释当中，可以发现，他以赋比兴来给其定性的，不仅仅是每一首诗，而是诗歌的每一章。所以，在每一章之后，朱熹都会先论比兴。这一点，《选诗补注》与《诗集传》如出一辙。但是，其中还对兴作出了定义，这一点却是刘履所不可比肩的。

三、释事征引

这一点客观来说，《选诗补注》和《诗集传》是有很大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征引这一部分。首先，释事方面二者的做法是一致的，都是把诗中字词作出详细的解读，以此来帮助诗歌最终含义的读解。如刘履对《西北有高楼》一诗的诠释，从此诗的诠释中可以发现，与《诗集传》相同之处就在于刘履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释事，也就是对诗中字词作出详细的阐释。但是，在征引方面，《选诗补注》和《诗集传》却有不同之处，前者所作之征引和李善注《文选》比起来，在数量上要少很多，但大部分的诗歌都有这方面引用。可是朱熹的《诗集传》在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当然这并非是《诗集传》中完全没有引用他人作品，而是指在引用的同时没有详细注明其出处。例如，在《关雎》当中所引用《汉书》八十一卷《匡衡传》载匡衡曰：“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就没有在文中注明出处，仅仅只是说明匡衡所说。 从这一点上来看，刘履在学习《诗集传》的基础上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未照搬照抄。征引作为一种诠释方法来说，可以使注者的观点更为客观，而不致于太过于主观之后而有失偏颇。刘履或许恰好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并未完全沿袭《诗集传》的模式。

四、阐释诗歌宗旨方面

对于这一点而言，刘履和朱熹的做法是一致的，应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选诗补注》确实是对《诗集传》致敬的一部作品。同样选择《诗集传》中的《关雎》为例，其中的阐释，先从诗歌的结构开始，然后述其宗旨。最终，朱熹对于《关雎》这首诗歌的宗旨的阐述完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经学家的特点。而这种诠释模式，我们也可以在《选诗补注》中找到应用之实例。刘履对《冉冉孤生竹》的一段阐述文字，目的就在于述其宗旨。

由此可知，从诠释方法和诠释的模式而言，《选诗补注》和《诗集传》都具有无可争议的相似性。也就是说，确如刘履在《选诗补注》的第七条凡例中所言是以朱熹的《诗集传》为法而完成了《选诗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