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游戏民间立场灵魂写作

2015-11-22郑国友

当代文坛 2015年2期

摘要：在王跃文这里，文学永远是有良心的、有尊严的，是伟大而高尚的。王跃文是在抗拒流俗和拒绝游戏中确立了其坚守民间立场的文学站位。在创作实践中，他关注的是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状态，做一位“官场人性的勘探者”。王跃文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灵魂写作。

关键词：文学观；创作实践；民间立场；灵魂写作

王跃文是当今一位活跃的作家，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其作品在读者中和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评论界对其作品的意义及其价值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在文学潮流“各领风骚三五年”，呈快速切换并不断被新的文学类型掩盖的状况之下，文学作品能保持畅销的时间越来越短。但在此背景下，王跃文的作品却让读者和评论家持续关注近二十年并在今天的图书市场和评论界仍然保持着十分活跃的态势。王跃文创造的这种文学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王跃文同时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评论家陈福民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大约等同于金庸之于武侠，琼瑶之于‘言情，二月河之于‘帝王系列。”王跃文的创作确实是以大量的笔墨集中于官场题材，但他的小说又与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官场小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对王跃文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进行探讨，无疑是我们整体把握王跃文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拒绝游戏”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这两个问题曾在文学史上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而作家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问答也显示了各自对文学不同的审美追求和价值选择。比如中国新文学曾就有过“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文学观的思想交锋和创作对垒。而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余威不再，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日益丰富和多元。但是，丰富而多元的文学观并没有带来经典文学的繁荣，文学在“去意识形态化”后，却越来越“娱乐化”、“影视化”、“个人化”并使文学生产“批量化”和“泡沫化”。而在媒体的鼓噪下，文学更是被炒作成各种事件，包装成各种惹人眼球的非文学。文学被搞乱了，文学似乎缺乏一种内在的规范了。在一些人眼中，文学一词似乎等同于一种哗众取宠的搞笑文化、一种混淆道德准则的流氓文化，整个时代似乎都在一种糟蹋文学的闹剧和狂欢中看等文学的死亡。

我们时代的文学已经面临危机几乎已成共识。重新回到文学的本原是王跃文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缭乱纷繁的文学状况而进行拯救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我想文学至少应该有良心，而不仅仅是玩具。”①在此，王跃文声称要进行有良心的文学创作，亦即要“重申文学的真善美”。那什么是有良心的写作？对王跃文而言，他首先要拒绝的就是那种把文学当工具，或者说是利用文学以达不可告人之秘密的方式。文学只能是文学，他要维护文学的纯洁性。针对文坛上一些文学家人云亦云甚至依然没能摆脱对权利的依附状况，他特别强调说：“如果文学只是学舌，作家便沦作笼中鹦鹉了，成了贵人们的玩物。”“真正的文学需要自由的翅膀，不屑于畏缩笼中为讨人夸奖而啾啁。”②很显然，王跃文是在追求文学的独立性或曰自主性。但文学独立的深层其实是作家的人格的独立，作家一定是要为自己同时也是为时代进行写作。因此，他说：“有些作家容易按外界给定的程序思考问题，按格式化语言进行表达。我写《国画》，执意要抗拒这些东西。”③王跃文执意抗拒文学作附庸和“听将令”，他要听从的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内心的和时代的召唤：“我过去写过很多所谓官场题材的小说，这同我对文学责任的理解有关。我有十九年的官场工作经历，耳闻目睹太多的人和事，常令我心绪难平。不写出来，心有不甘。”④对于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作家，他是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能做什么的，因为对他来说，每个时代的文学功能和作家责任都是有着特定内涵和时代色彩的。

而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多么希望能让“现实重新‘主义”，文学能够继续多方面反映时代现实。而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能秉持信念，以如椽之笔，来书写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王跃文是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的，他说：“文学就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要么是向往未来的梦。”把文学视为一种“梦”的事业，他显然是要在文学的世界中与缪斯相约，因此，他的文学实践也就与伟大、崇高、人道、高贵等取得了联系。

但是，这样一种文学追求同时伴随着风险和坎坷。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忍，“我梦想着写出抽离时代的作品。小说内外的人们，感觉不到所谓的时代，除了亘古不变的日月山川，只有与生俱来的原欲哀乐，只有普世皆懂的人间童话。然而现实的泥太深，我的双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我想超拔现实，却没有这个功力。”⑤他得遵从于自己的内心进行写作，于是，199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在后记中他特地声明要拒绝游戏拒绝以文学游戏人生和抗拒他人游戏文学。“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就只有批判。”⑥ 在以后的人生和创作中，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失去了工作。但时间总是公正的，当今天我们回望曾经的那些闹剧，我想，那些坎坷和不公，所指向的却都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和作品的高贵。

从上可知，在王跃文这里，文学永远是有良心的、有尊严的，是伟大而高尚的。拒绝游戏，这是作家拒绝了一种以糟蹋文学、玩弄文学的方式来混文学饭吃的生存方式，重新坚守文学的使命和张扬文学的理想，以此捍卫了作家的尊严，更使文学获得了自身独立的品格和纯净的精神质地。而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和作家生存方式，无疑是伟大文学、高尚文学、经典文学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坚守民间立场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一边拼命要扎进“纯文学”的怀抱，把文学弄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一边却又在市场化的语境中以金钱作为创作指针，什么好卖弄什么。前一种情况的典型代表是先锋小说；后一种文学追求以所谓的欲望化写作为代表。对于前一种情况，王跃文说：“文学不是高科技。”“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对于这种拼着老命跑到现实生活之外”的“高科技文学”，王跃文表现出强烈的鄙弃。至于欲望化叙事，王跃文自觉地在其小说中表现了一份警惕和节制。毕竟，在市场化语境之中，欲望充盈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并不容回避的时代现实。因此，当我们整体地阅读王跃文作品，我们能发现，他的作品几乎呈现了一个“分裂”的艺术世界。一块是具有现实批判色彩的官场题材小说创作，还有一块是强烈地渲染着乡土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乡土小说创作。这些乡土小说同样是呈现出人性异化彼岸的理想人格。王跃文说，他写过很多乡土题材小说，“事实上，我更喜欢《漫水》这类题材的小说”。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他对自己的乡土都流露出生在乡土的得意和走出乡土后的艳羡。我们从王跃文流连的乡土和乡土题材小说创作切入，牵出的话题就是王跃文在拒绝游戏的背后，是依靠乡土获得了一个厚重的创作资源、道德资源乃至精神资源王跃文是在抗拒流俗和拒绝游戏中确立了坚守民间立场的文学站位。

通过坚守民间立场，王跃文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民性质地。这首先表现为其拥有的一种判断是非的朴素的乡土道德伦理。王跃文说：“我的乡土情结其实很深，多表现在我的生活趣味、行为习惯及思维方式、情感倾向等方面。……有乡土生活经验，对作家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式的思维、中国式的情感，存留和传承于安静凝滞的乡村，而不是日新月异的城市。当我看到城市‘公务员生活的种种怪相，我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其实是属于原始朴素的乡下人的。最朴素的乡下人，懂得最基本的是非。眼花缭乱的幌子，心思简单的乡下人一眼就能看穿。”“我是按照百姓的良心去观照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王跃文凭借其“乡下人”的乡土经验来放眼看世界。我们同样可发现，他其实是有着两重视点的。“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大的想象力。……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群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⑦王跃文要做生活的有心人，也就是说，在以“乡下人”朴素的道德伦理打量世界的同时，他也在用一种作家的眼光观照现实。而作家的眼光正是其站在民间立场上获取的艺术思考方式。这使他对生活的感悟有了艺术的独到发现。他说“文学创作不可能同生活比赛。如果要比，文学永远比不过生活。生活本身的惊心动魂、复杂深邃、变化莫测，永远超过作家的想象力，永远超过文学的多样性。因此，文学永远不要企图所谓‘真实地记录生活。文学需要的是另一种真实，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艺术的真实”⑧。他还说：“文学也许应该超逸出生活的真实，给人以理想和希望；但是，只要我们真诚地面对生活，那种表现就恐怕是作家的一厢情愿，而且可能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伪现实主义。”“小说要有大虚构，但一定要有无数的小真实，生活细节的真实。这些细节真实就能把一个大虚构托起来。而细节的真实只能从生活中来。”⑨“文学不是对生活的剽窃，而是依据生活的虚构。虚构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生活的艺术重构。”⑩王跃文在这里特别强调文学是来源于生活的，这当然不是他的发现，文学从生活中来，早已达成了理论共识。但王跃文总是这么反复地强调，他要凸显的无非是自己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式。他在对生活进行着艺术重构，但生活总是客观地、不急不徐地在那里流逝，每个作家都有权利和自由对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重构，因此，每一种对生活的重构方式都将鲜明地打上作家艺术个性的烙印。“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探求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探求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我的写作过程其实是我不断探求思考人的生命、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过程。只是恰好我选择了官场这一领域作为我的探求对象。正是通过对官场人生的精神性书写，我看到了生活的荒谬、无奈和人性缺失的荒凉。我写小说好像没有什么‘最终追求。人，人性，人类已然的生存状况和应有的生存状况，永远是我关注的主题。”这显然是王跃文坚守在民间立场上对生活和现实进行关照的视野、视线和视点。

民间立场的坚守，甚至还表现在王跃文对民间语言的偏爱。王跃文说：“坚持民间话语，是我一贯的文学态度，尽管这样的写作也许并不讨好。”坚守民间立场，带来的是朴素、本色的审美风貌，这是亲近人民的，同时也是让人感到亲切的。“民间语言就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我写作《漫水》的时候，时时感觉自己像咿呀学语的婴儿，每个词每句话都在模仿我的父老乡亲。只可惜以北方语言为中心的汉语系统，无法完全精准地记录鲜活的南方民间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脑子里活生生地就呈现出许多意蕴无穷的形象、修辞、情绪，等等。”由此可见，王跃文是一位本色作家。背靠民间资源，他的文学创作必然就走向了一种博大和宽广，他的创作要不体现出创作个性、艺术风貌和精神质地都难。

当确立了民间立场的站位之后，他关注的是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状态。“我是主张小说是要故事的，但排斥刻意地编故事，特别不喜欢为了吸引读者而把故事编得离奇。我向来主张写生活的日常状态。难就难在把日常状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我想，这应该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我的小说一向没有极端的形象，他们就像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类人物。我也不喜欢写大开大合的大事件，看上去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表面的。生活多是常态，小说写常态，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王跃文写日常生活，写的并不是一种平淡的、琐屑的生活流，而是达到了一个高度，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他是“将埋藏在日常生活秩序中的官场现实和文化的隐忧完整地裸露出来，写出了官场日常生活熟悉中的陌生、平静中的惊叹、日常中的非日常、常态中的反常态”。其文字是“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对官场生活化的表述中揭示出官场生存文化逻辑的荒诞和可怕之处”。取得这样的文学成就，显然与其对民间立场的坚守具有必然逻辑联系。

同时，在民间立场上，王跃文更追求做一位“官场人性的勘探者”。他不仅将自己的笔对准了官场中的日常生活，更是将自己的血脉情感灌注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边缘人物身上。“从官场中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以写实的笔法，裸露出了官场人物的众生相，而这些人物形象，无所谓好坏，也不见批判，王跃文对这些官场人物怀着的是一种深切的悲悯，弥散在其作品文本空间里的是一种淡淡的哀婉的忧伤。”在王跃文的作品中，有一类官场小人物如汪凡、黄之楚、张青染甚至关隐达等，王跃文似乎更将一份感同身受的体贴和悲悯灌注其中，“他深陷官场，但却魂系文学，他始终以一个‘边缘人、‘尴尬人的心态，在静观默察着官场的风云变幻、各色表演。这种心态和距离成就了他的文学，但也阻碍着他真正进入官场、修炼成一个地道的官员，因此他才有了那种痛切的‘尴尬体验。”我想，这也是王跃文在民间立场之下其对生活的“入情入性、见血见骨”的独到体验和感悟。

三追求灵魂写作

可以这样说，坚守民间立场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中国经验。在拒绝游戏之后，王跃文确立了民间立场站位，标示着的是独属于作家自己的审美姿态、创作方式以及价值选择。在此基础之上，王跃文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灵魂写作。所谓灵魂写作，是作家以一个灵魂去靠近其关注的另一个灵魂，在灵魂的切近、沟通、对话中，来对人予以艺术的观照，对人类的一些生存困境和精神命题进行叩问和逼视。这是一种高贵的写作，张扬的是精神的旗帜，充盈着生命的灵性。

文学是人学，文学必然要关注人的灵魂状态和精神处境，这仍然是旧话重提。但在世纪之交的文坛，官场小说题材撞车，类型化倾向日趋严重，许多作家热衷于大揭官场黑幕，官员级别越写越高、贪污受贿数目越写越大。官场小说就这样被指为“升官教科书”、黑幕小说、类型化小说。对此，王跃文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人们把他的小说归入官场小说一类，王跃文在无奈之余也赶紧划清界线：“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申明“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依我愚见，人便永远是唯一的题材”。“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在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现实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他辩解说：“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在这里，王跃文特别强调，自己的小说是写人的。人是其小说关注的中心。他显然认识到了当今的官场小说已经陷入了写事泥沼而不能自拔的怪圈，明确地宣称自己的小说是写人的。

文学是对生命进行鉴赏的一种艺术形态。“既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也是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因此，在小说中写什么人，以什么样的视角、姿态和情感来写这类人，体现着作家的创作眼光和价值立场。在其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王跃文的小说写的是生活在官场中的人，特别是官场中的小人物，写他们在权利面前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悲歌。对官场中人的观照，王跃文提倡一种忠于生活的创造态度，他说：“生活的逻辑，应该就是文学的逻辑。”“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在谈到其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时，他说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天然裁取生活流中的一段，展示小人物在巨大而庸常的生活流中的惶然和渺小”。但生活总是灰暗的，王跃文的作品总是为我们呈现出生命的底色，因此他的小说也面临着一些人的指责。他解释道：“我经常会受到一种批评：你的小说太阴暗了。有的人甚至认为我故意丑化了生活。我无非是正视了严酷的现实，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硬着心肠呈现了生活的真实。这是我目光的冷峻，绝不是故作阴暗。”他同时用“冷峻、荒诞、微妙、尴尬、悲悯、温暖”六个关键词来阐释自己的作品，以此证明自己的作品是充满爱的，并认为“作家心里应该有爱，爱生活，爱人类，爱芸芸众生，爱天地万物。有爱作底色，小说的内涵就是温暖的”。“我是一个写作同生命结合得很紧的人，我笔写我心。我不会因为外在的理由，强迫自己写作。比如，有违我意愿的命题作文，我永远写不出来。”这种以爱为底色，将写作和生命结合起来进行文学创作，正是王跃文追求的灵魂写作的创作境界。王跃文反复地说：“其实我也一直认为作家写小说，就是写自己。只不过，小说是作家心灵的自传。”“我是一个用心创作的写作者，不屑于作缺乏灵魂的僵死文字。”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决不会为了某种功利，昧着良心去欺骗百姓。这种不道德的事有专门的人士在做，让他们去做好了。我按照百姓的良心去关照形形色色的人物，真诚地写作，作品中吐纳的就不会是污秽之气，而是天地之真气、人间之正气。我从不夸大文学的功用，只要读者朋友们读了这部小说，同我共着一股气，一道呼吸了一回，我就知足了。”显然，王跃文是怀着真诚的创作态度，以严肃的创作姿态，敬畏地从事着写作。他甚至说：“文学是民族的公共思维，承载着民族的灵魂。”他自觉地将作家个人写作与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进行对接，体现出一位作家高尚的家国情怀和高贵的灵魂处境。

从文学实践来看，作家的文学观与批评家的文学观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作家的文学观更直接地指导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王跃文拒绝“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他说他是在“用小说俯瞰大地”，从而接续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传统，选择了拒绝游戏的精神站位和叙事姿态，在民间立场上，悲悯地审视着“官场与人性的纠缠”，通过“艰难而生动的诉说”，“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其接通的无疑是我们民族文学宽阔浩瀚的精神长河，从而把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文学作为一种不懈追求。

注释：

①王跃文：《文学不是高科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00brf.html.

②王跃文：《〈国画〉琐语》，《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③夏义生、龙永干：《用作品激发人性的光辉王跃文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

④王跃文：《民间语言是最好的文学语言答谢宗玉先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2e11n.html.

⑤王跃文：《亡魂鸟》再版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⑥王跃文：《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王跃文：《官场无故事·自序》，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

⑧王跃文：《期待经典的官场文学答〈沈阳晚报〉记者问》，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17wlx.html.

⑨易清华、王跃文：《我是最不像作家的作家》，《芙蓉》2009年第9期。

⑩王跃文：《沙鸥白头并无愁答〈辽沈晚报〉记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2dr1j.html.

王跃文：《二十年小说创作之检讨》，见《拍手笑沙鸥》，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