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凌，韩纪琴

（1.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2.金陵科技学院 商学院，江苏 南京211169）

一、引 言

进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期，面对劳动成本上升、国际经济下滑给当地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冲击，江苏率先提出建立创新型省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批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谋求以人才促进创新、带动转型，应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除了高层次人才推动以外，也需要一大批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的新型产业工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整体素质偏低，难以满足城市因产业升级而不断提高质量的用工需求；同时受外在的户籍制度、二元劳动力市场影响，农民工的就业不稳定、质量低、收入低，难以真正转变为市民，只能频繁地更换工作并在城乡间往返流动，在制约自身就业上升通道的同时，也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队伍的稳定性，制约了产业升级的步伐。由此可见，在城市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如果农民工无法实现有效的就业转型，将落入更加弱势的境地，加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缺乏数量稳定、高素质劳动力支撑的产业经济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产业升级与就业转型事实上是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只有二者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才可能破解当前经济转型期的诸多难题。

关于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联系，国内外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早期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刘-费-拉模型都对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相互联系进行了总结。近些年来，相关成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产业升级或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Aghionamp;Howitt（1990）通过建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失业均衡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效应［1］。赵鹏飞（2011）的理论分析表明，产业升级有减少低层次就业和增加高层次就业的双重效应，就业对产业升级也有促进和减缓的双重效应［2］。由于对上述效应的作用程度存在结论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产业升级与就业是对立制约关系，在低水平供求循环下，产业升级的自动形成难以实现（王泽基，2010）［3］；另一方面认为产业升级和稳定就业可以共同实现，途径是提高结构变动的协同性（常丽，2010）［4］。

（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不少学者利用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劳动参与率对两者的地区偏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Madsen Ronald Andrew，1977［5］；夏杰长，2000［6］）。

（3）农民工就业相关研究。重心大多落在了农民工就业难的制度障碍和就业能力分析上。近3年，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就业路径的演变轨迹及其转型问题（王静、王欣，2014［7］；刘洪银，2012［8］），或是对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贺霞旭、孙中伟，2013［9］；葛晓巍、叶俊涛，2014［10］）。

总体来看，国内外的研究范式日臻成熟规范，但遗憾的是研究内容多为总体就业结构，针对地方产业升级与农民工就业转型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都比较少见。鉴于农民工的产业工人主体地位，厘清他们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就业状态及转型障碍，探寻产业升级与就业转型协调发展的道路，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产业升级与农民工就业转型的内涵及互动关系

对于产业升级的理解通常包括微观和中宏观两个视角。国外学者偏重从全球价值链的微观视角，将企业的生产能力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本质，关注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研究。国内学者则主要基于中宏观视角，将其界定为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并强调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的作用［11］。本文认为，产业升级应当包括产业内的产业深化、产业创新，产业间的产业转移以及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的内涵。产业深化主要是既有产业的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产业创新往往是技术创新诱发的新兴产业的兴起，或是将某一个传统产业彻底加以改造。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产业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以企业为主导的转移活动，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是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指宏观层面视角下，各个产业协调发展，整体结构质量提升。几个内涵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出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在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指导下，各地区一方面对自身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行异地转移，进而带动部分劳动力随之迁移，近年来的民工荒、返乡潮一定程度上即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农民工的返乡潮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地区间转移。另一方面各地均会加强本地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谋求现有优势产业的效率提高或是以科技进步推动新兴产业创立发展，实现产业深化和产业创新，这一过程同样离不开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有效支撑，需要通过人才引进以及现有劳动力资源的就业能力提升来满足需求。通过上述中微观层面产业深化、产业创新和产业转移的综合作用，整个宏观层面将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配置上逐步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直至技术进步诱发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调整过程。

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资源提高就业能力，实现就业转型。对农民工而言，就业转型意味着由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的转换。生存型就业是仅能维持劳动者自身及家庭最基本物质需要的就业状态，发展型就业则是能够为劳动者持续生计和向上流动提供物质支撑的就业状态［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入城市，逐步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虽然实现了职业转变，但在自身就业素质和外在制度双重制约下，其就业状况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进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比例高、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就业不稳定、高度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这种生存型就业状态显然不利于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及城市产业的升级发展，亟须通过就业转型改变现状。农民工的就业转型，从个体来看，重在通过产业升级相关的就业能力提升以及必要的劳动力转移，实现由低技能、欠稳定、低收入的岗位向高技能、较稳定、高报酬的岗位流动；伴随着个体的就业转型，整体就业结构也将逐步与产业升级的需求相匹配，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优化升级。图1简要地反映了上述内涵及互动关系。

图1 产业升级与就业转型的内涵及互动关系

三、江苏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及协调程度

由于缺乏江苏省农民工就业分布及创造产值的数据，本文仅以江苏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数据分析两者协调程度，进而探讨农民工的就业转型问题。表1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省的产业结构继续深化调整，一产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持续下降，在短短的12年间比重缩减了一半；二产的产值比重有小幅波动，但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就业比重有较明显上升；三产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结构都在稳步上升。总体来看，演变特征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一般规律，目前维持的“二三一”格局相对稳定，但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正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十一五”期间，江苏省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是东部沿海地区比重提升最快的省份；进入2013年，现代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均增长20%以上；江苏产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身，成为城市商务、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基金、上市企业、总部经济“五大金融集聚区”。上述迹象表明，江苏的产业结构正在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现代经济体系悄然转变。另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三大产业内部的行业产值结构也有明显升级调整，一批新兴的产业部门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产能过剩或低效率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2010年，江苏确定了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6大新兴产业，2013年，江苏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38.5%，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五年居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57.5%，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江苏经济新的增长极和产业升级新的动力源［13］。

表1 江苏省2000-2012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及结构偏离度

江苏的产业结构变迁引领着就业结构的调整。理论上来说，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大致对应着相似的就业结构，但我国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两者的协调程度。本文选取结构偏离度指标来对江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加以分析，其计算方法为：

结构偏离度=产值比重/就业比重-1

通常，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当偏离度为0时，说明二者处于均衡状态；数值为正时，说明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反之，则就业比重更大。计算结果表明（见表1），一产的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数，且绝对值稳定在0.7以上，明显高于二、三产业，反映出一产的结构失衡状况最为突出，仍然滞留着过剩劳动力亟须转移，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二、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都是正数，说明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均高于就业比重。其中，二产的绝对值高于三产，但其数值的递减趋势明显，表明近10来年第二产业的结构协调度明显上升，反映出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好成效，就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步推进、较为匹配。三产的偏离度先抑后扬，但绝对值在三次产业中基本保持在最低水平，表明第三产业的协调度相对最好。至于2008年以来有所上扬，大概是源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江苏省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加快了升级转型的步伐，现代服务业得以快速发展，产值比重迅速提高，但就业调整却相对滞后导致。

四、江苏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及转型障碍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苏的就业结构调整总体滞后于产业结构，但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第二、三产业的结构协调度日益提高，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的就业结构正发生着悄然变化。南京师范大学的邹农俭等、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黄瑞玲等分别独立地在2006年、2010年对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泰州8市的农民工开展了大范围问卷调查，由于调查范围、调查方法、调查项目等基本一致，本文基于两份调查结果（见表2）大致推断江苏农民工的当前就业状态及转型关键障碍。

表2 2006、2010年江苏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对比

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农民工以省内青壮年来源为主，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职业技能也较为缺乏，具有的技能多是一些普通工种职业技能，因而就业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低层次劳动岗位上，就业稳定性差，经济收入不高，与产业升级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这种生存型就业状态的主因并不是户籍等制度性障碍，而是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可以说，低技能是低层次就业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工就业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事实上，江苏早在2006年起，就按人均200元的省级财政补贴标准，对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前培训，但是受到乡镇培训机构的经费和师资力量限制，往往只能开展缝纫、家政、烹饪等低层次培训，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低技能状况。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6月，江苏省人社厅宣布启动“春潮行动”方案，即面向全省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以促进其素质就业和稳定就业，力争到2020年，使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都有机会接受一次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使在企业技能岗位就业的农民工有机会接受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或高技能人才培训；使有创业意愿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有机会接受一次创业培训。上述培训计划因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而异，效果令人期待，但也要看到，相对于一次性的短期培训，建立常态化的长期合作培训模式或许更为有效。

五、关于产业升级与农民工就业转型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产业升级与农民工就业转型的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农民工四方共同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第一，政府部门需要权衡经济发展与稳定就业双重目标，在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就业意愿、就业分布和职业转换能力，确保产业升级与就业转型的协调进行。一方面，应合理制定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的整体规划，结合地方比较优势，加大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新兴产业的投资扶持力度，配合以技能人才培养和引入机制，将一部分有能力、留得住的农民工打造成蓝领精英。与此同时，也引导部分附加值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城市到村镇、由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注重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社会服务业发展，鼓励新增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引导无留城意愿的农民工返乡就业。此外，政府需要在完善制度环境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如建立就业保护机制、健全就业信息网络，加强对农民工现实就业环境、工作条件、收入待遇、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监测，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公共基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第二，就企业而言，在追求利润增长与规模扩张的同时，需要改变劳动成本控制的传统思维方式，转而通过产业深化、效率提高来实现附加值和利润的提高。具体而言，应当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给予农民工以更多的权益保障和人文关怀，为农民工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合理的薪资水平、合法的社会保障、与时俱进的培训课程和公平公正的晋升机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支团结稳定的技能人才队伍，摆脱“招工难”、“民工荒”的尴尬，并在产业升级中赢得更多劳动力优势，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学校或社会化培训机构应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办学，实施产业升级需求导向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战略，在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力量配备、培训内容、培训模式选择方面都要注重产业服务导向，同时注重结合农民工自身素质、理解能力、闲暇状况来设计技能培训的具体方式方法。师资力量选择时不要拘泥于高学历、高职称的科班教师，而是走入新兴产业的典型企业聘用实际从事一线工作、技能过硬的优秀基层劳动者（其中不乏技能突出的优秀农民工代表），为农民工开展后续教育培训。与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式教学培训，依照企业提出的岗位技能要求开设培训课程，注重应用实践特色，强化模拟实践操作。学校自身建立农民工校友登记、回访制度，对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后的就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状况进行跟踪，并以此对聘任师资进行问效考核。教育主管部门也可以密切监测学校或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效果，将农民工接受培训后的职业向上流动能力，作为考核培训质量的根本标准，并以此决定办学培训资质。考虑到农民工的代际划分，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培训旨在帮助他们较好地掌握一门就业技能，延长其在传统就业领域的职业生涯；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注重新兴产业所需求的新技能培训，形成一支技能熟练的产业队伍，在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实现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需要和市民化意愿。培训的费用可以由政府财政、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三方共同承担，政府补助适当地与培训工种、就业效果动态挂钩，并向新兴产业倾斜，从而引导农民工自觉参加产业升级所急需的高技能工种培训。

第四，农民工自身要积极应对产业升级带来的冲击，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依据兴趣爱好和能力大小慎重选择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班以武装头脑，强化适应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要增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意识，改变陋习，提高心理素质和文明素养，积极融入城市生活。一旦农民工具备了过硬的技能、文明的素质，就业状态的升级转型以及市民化目标的最终实现都将指日可待。

［1］Aghion P，Howitt P.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R］.Econometrica，1992，60（2）：323-351.

［2］赵鹏飞.我国的产业升级与就业的结构性失衡及其解决路径［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25（2）：83-87.

［3］王泽基，解青.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J］.21世纪，2010（8）：30-31.

［4］常丽.辽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性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0（1）：49-55.

［5］Madsen Ronald Andrew.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9 western states［D］.Unite States：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77.

［6］夏杰长.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J］.中国工业经济，2000（1）：36-40.

［7］王静，王欣.农民工就业路径的演变轨迹［J］.城市问题，2014（1）：89-94.

［8］刘洪银.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J］.人口与经济，2012（1）：30-35.

［9］贺霞旭，孙中伟.1988-2010年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分析［J］.西北人口，2013（2）：10-15.

［10］葛晓巍，叶俊涛.刘易斯拐点下农民工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化——基于苏、浙、粤的调查［J］.经济学家，2014（2）：67-72.

［11］周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12］孟宪生，关凤利.市民化视角下统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1（6）：44-46.

［13］陈震宁.关于江苏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EB/OL］.（2014-01-19）［2014-07-22］.http：//js.xhby.net/system/2014/02/22/020342628.shtml.

［14］邹农俭，董李锋，吴业苗，等.江苏农民工调查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6.

［15］黄瑞玲，安二中，曹伟.城市农民工就业生存状况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8）：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