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西蚕桑职业教育状况探析（1896-1927）

2015-11-17郭东阳吴启琳

职教论坛 2015年31期

□郭东阳吴启琳

□郭东阳吴启琳

江西在明代之前是我国的蚕桑大省，明朝末年江西的蚕桑产业开始下滑，至清同治年间趋于崩溃。光绪初年，江西的蚕桑产业开始恢复和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出口贸易的拉动，即种桑养蚕有利可图；二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的支持与推动，即通过创办专门机构推动蚕桑业的改良、革新。受此影响江西出现了诸多的蚕桑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既作为蚕桑业专门人才的培养者，也成为良种和技术的推广者，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职业化教育的倾向，并在江西蚕桑产业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近代；江西；蚕桑业；蚕桑职业教育

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在实业救国风潮引领之下，振兴农、工、商、矿等近代实业显得尤为紧迫。为振兴近代实业，首先应当发展实业教育，而在农业教育中则首推蚕桑教育。以此为契机，整个蚕桑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机构应运而生。江西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蚕桑教育机构，这些蚕桑教育机构在知识传播、人才培养、良种选育、技术革新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蚕桑职业教育对于江西蚕桑产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江西的蚕桑产业进行了研究，对江西蚕业史进行专门研究的有梁加龙的《关于江西蚕业史的若干问题》和黄龙德的《江西蚕业史料》，他们从史料考据方面对历史上江西的蚕桑产业予以了论证；将蚕桑产业状况作为农业史的一部分的有周海华的《江西古代农业发展史略》、《江西近代农业建设的兴衰》，其中对蚕桑产业及蚕桑教育都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吴玉伦的《近代农业教育在清末的兴起》、李平生的《论晚清蚕丝业改良》、张健熊的《略论中国近代的丝绸教育》等则把江西的蚕桑教育作为全国蚕桑业的一个部分一笔带过。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或是集中于蚕业史考据，或是将蚕业作为一个局部放入整个农业乃至全国范围内来考量，对近代江西的蚕桑产业和蚕桑职业教育则少有涉及。通过对清末民初江西蚕桑业资料的广泛收集，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以期客观真实地反映蚕桑职业教育在蚕桑产业恢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蚕桑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与改良的推行

清末，为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以富国强兵，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要发展经济必须优先发展教育，这是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道理。就江西省来看尤以蚕桑产业发展最为突出，1896年在江西创建的高安蚕桑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学堂，亦是中国最早的蚕桑学堂①。关于高安蚕桑学堂的设立在文史材料中有诸多印证，如《张之洞全集》（奏稿部分）中载：“兹据江西在籍绅士翰林院编修蔡金台等分词呈称：……江西素不产蚕，现拟于高安县地方创设蚕桑学堂，收教学生……惟桑秧蚕子必须购自邻省，厘税甚重，小民购办艰难，请暂免厘税三年以资鼓舞。将来出有茧丝绸匹，亦请统由九江关出口，援照光绪十六年前广西巡抚马王谣奏准成案免收厘税数年……”［1］以及《东华续录》载：“署两江督臣张之洞奏……江西在籍绅士蔡金台等察请在高安县地方设立蚕桑学堂，考求种植，所购浙湖桑秧、蚕种新出蚕丝，均暂免厘税一摺，奉殊批依议，钦此。”［2］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地方士绅蔡金台等人，还是实权督抚张之洞，对于建立高安蚕桑学堂都是持支持态度并且积极促成的。光绪帝批准了建立高安蚕桑学堂的奏议，且同意了“免厘税三年”、“由九江关出口”等要求，为蚕桑学堂的建立及后续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据漆光明教授考证，高安蚕桑学堂的位置在今高安师范学院，即现汽车站附近。至今，在高安城内、彭家家庙、世济桥头等地，还留有桑树园的遗址［3］。高安蚕桑学堂所用教材都是自编的，目的在于考求种植之法、养蚕之道，其开讲的主要是种桑养蚕的课程，虽说规模不大，学校的具体情况也很难逐一考证，但是依然可以看出社会各个阶层希望通过蚕桑学堂的建立来促进蚕桑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它的设立表明清末农业教育中已开始出现专门性教育，即早期职业化教育。这对长期处于言传身教模式下的江西蚕桑业来说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既有的经验化农业操作模式，推广和实践了职业化的教育方式，迈出了江西职业化教育的第一步。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时任江西布政使翁曾溎认为，只在高安设立一所蚕桑学堂，难以满足全省蚕桑经济的发展，必须广兴蚕桑学堂。1896年4月于省城（南昌）设立蚕桑局，内设江西蚕桑总学（今朱德军官教育团纪念馆处），并买城内荒地栽种桑秧，委南昌府经理其事。江西全省的蚕学由蚕桑局全权负责，并委托《蚕桑说》教材编写者江毓昌②协理蚕学事宜。其开办的主要目的是招收学生作为郡县兴蚕学的师资进行培养，并派往各个府县，以兴蚕桑事业。该学堂的设立表明蚕学中心由高安县城转移到省城南昌，此举可以扩大蚕桑教育的影响力，带动和辐射更多地区，通过这种行政指导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蚕桑教育的专门人才，并将毕业学生作为师资力量派往各个郡县，推动了整个江西地区的蚕桑产业发展，这与当今职业教育培养骨干人才作为师资力量带动更多人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的模式不谋而合。南昌之外，赣州地区亦创办了“赣州桑蚕总局”，管辖一地蚕桑事务。在其管理之下，赣南地区的蚕桑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绅商刘芋珊在赣州南乡种桑 13万株，并高薪聘请龙南的蚕师亲临教学，最终取得“保茧颇多”的可喜成果［4］。由此可见，在官府的提倡、士绅的参与以及先进技术的指导下，蚕桑局的开办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蚕桑职业教育的推广取得了初步成效，蚕桑产业也有逐渐推广开来之趋势。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各府州县或行文出示，或积极试办，渐蔚成风气。光绪二十三年（1897），奉新县“钟太令同绅士等，筹款购湖桑二万株，将荒地开垦栽种，每地一亩约种四五千株，招民领种。如有不谙种法者，至课桑局学习，出示告谕，并附蚕桑事宜六条，以教农民”。该年（1897）全省“蚕事甚旺，出丝约值二万金，利源骤增。他省可闻风相劝矣”［5］。同年，上海著名的《农学报》报道称：“江西翁小山方伯广兴蚕学，各处闻风而起……”这充分说明了江西蚕桑职业教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方式也更加多样，并已取得初步的成效。江西蚕桑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对江西蚕桑产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亦对全国兴办农学、振兴实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末的蚕桑发展模式主要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小规模经营，这种通过培训专业师资力量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职业教育模式，可以克服专业人才短缺、技术落后、蚕区分散的缺点，使得各个地区都可以得到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蚕桑职业教育的受众，有利于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对蚕桑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蚕桑局划归江西农工商矿务局管辖，委派专员办理育蚕缫丝，织成缎绉，其质量仅逊湖丝一筹。在农工商矿务局的管理之下，蚕桑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仅产品质量取得了很大的提高，较之于湖丝来说也仅仅是略逊一筹，而且在产业规模上也有明显扩大。光绪三十年（1904）附“设立农事试验场……即在进贤门外，租赁民地百四十亩，设立试验场，承接蚕桑，展开农事试验与农学专科教育。同年六月考选学生傅尔斌等二十名，咨送东洋学习实业……，先后招考学生百人，分为甲乙两班。”［6］在教育方式上，清政府采取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办法，即选派优秀学生赴日本学习，并设置优厚奖励鼓励他们学成归来，根据在日本所学知识和取得成绩授予不同的官职，这大大降低了留学生学成后不愿归国的概率，保证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在蚕桑局划归江西农工商矿务局以后，蚕桑职业教育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保留原有教育模式的基础之上设立农事试验场，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在人才的培养方式上更为科学合理，并开展农事实验、培育良种、钻研新技术等。由此可见，当时江西的蚕桑职业教育注重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优秀人才。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国内国外兼顾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时尤为先进，为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推动了江西蚕桑产业的发展。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扩大江西蚕桑职业教育规模，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江西农工商矿总局和学务处决定在农事试验场内筹设江西实业学堂［7］，任命《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的作者傅春官为总办，龙钟洢③为监督，他们二人都热心农业、支持教育，在任期间先后招收普通学生100余人，并按照其年龄、资质等标准分甲、乙两班教学，初始教授农学专科，并聘请日本农学士齐藤丰作为教师。除此以外，在试验场以西，还特别划出一块试验地供学生观摩、实习之用。且“择地创建习艺所，拟就蚕桑房屋，经营改造。议论具详，遂将蚕桑事实归并为试验场经理，而蚕桑局内桑园之桑亦移置于该场内”。［8］实业学堂开办两年后，受制于经费问题，改为隶属江西提学使司管辖，教学上亦改为专门教授农业学科，成为了一所农业职业学校。1907年改称江西高等农业学堂，有学生120人［9］，胡先骕④就是当时被招收的学生之一［10］。高等农业学堂的兴办，标志着江西高等农业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已经具备相对完备的学制，也进一步提高了教学层次。在教学中，聘请日本农业人才教授先进的农业技术，并且设立试验场以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模式为江西地区培养了一批社会亟需的农业专门人才。虽然未将蚕桑科单独列出，但蚕桑局作为高等农业学堂的前身之一，蚕桑科必然成为其教育内容中的重要一部分，且在江西境内得到很好的发展，这点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一书的各县农务中均有所反映，这无疑是江西蚕桑职业教育发展的结果。

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为振兴全省农业，时任农事试验场场长龙钟洢请农工商矿总局就试验场内创办江西农业研究会，翌年改称江西农务总会，并制定《江西农务总会开办简章》规定会员义务，如“代表农界改良农业事件，遇有本会研究所得理法，随时劝导乡农并告以实验之方法，有关农事上的见闻、学说随时察验报会……”。农务总会还对全省和外省乃至国外的农事进行全面调查，并将其调查结果撰文专辑刊布［11］，除了江西农务总会以外，江西还有农务分会六处［12］。严格意义上来说，江西农务总会以及各级分会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属于行政机构。但就其开办目的来看，主要是研究并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发起者多为地方士绅这类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在蚕桑产业的推广过程中可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

民国初年，在动荡时局之下，江西省仍然在实业厅之下设立了农事试验场，主持农林试验。受制于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以及多变的政策，这些努力和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最终被取消殆尽。伴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教育政策亦转变为全盘引进美国模式，并于1912年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改学堂为学校，实业学堂亦包含在内。改革后的实业学堂同样按照办学水平、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分为甲、乙两种，学制均为3年。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按照各自的水平、资质、学生数量等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即与当今的职业院校层次相当。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即与当今普通院校的专业学科类似。同时令高等农业学堂改称农业专门学校，江西高等农业学堂遂与高等林业学堂合并，在两所学校的基础之上成立江西高等农林学校，后又更名为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鼓励学生学习农业，又宣布农业学校学生应纳学费可视地方情形酌量减免［13］。课程设置方面，初级农科第三年设养蚕科，高级科第二年设养蚕学。1909年开设高等正科，并聘请有日本农业教习斋藤丰喜（当时农学士）和粟屋春太郎（当时农学士）⑤。与此同时，民国四年（1915），赣南道尹邵启资在赣县南安府设立赣南道属甲种农业学校。同年，女子蚕桑讲习所改为江西省立女子甲种职业学校，旋奉令取消甲种二字，称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民国五年（1916），临川设立公立昭武甲种农业学校。民国七年（1918），九江设立浔阳道属甲种农业学校⑥。这一时间虽然战乱频繁、局势混乱，但农业学校数量增加，农业教育较清末有所发展，为江西农业建设事业造就了一批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分为甲乙两种，课程设置覆盖了蚕桑业的各个环节，其中，甲种农业学校与蚕桑有关的学科有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蚕业经济、蚕业法规、制丝法、蚕学等；乙种农业学校与蚕桑有关的学科有蚕体生理及解剖学、制丝法、养蚕学、蚕业法规、桑树栽培法、蚕体病理学等。除了完善的课程设置外，在实习时间上也有明确的规定，甲种农业学校正常授课时间除实习以外，每周不得超过二十八小时，乙种农业学校亦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科实习数以作业之繁简定之，但农学科每周须在十六小时以上，蚕学科在养蚕时期得停课三周以内。除此以外，农业学校应分别具备作业场［14］。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蚕学科作为当时各级农业学校的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具体教授内容上也十分详细、完备，并根据蚕学科的特殊性规定了实习时间，尤其是规定在养蚕期间停课，这使得学生可以将所学技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更牢固地掌握实践技能。

二、江西蚕桑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一）江西近代蚕桑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

1.多样性。首先，从办学形式上来说，蚕桑职业教育开办的目的是培养更多适应时代要求的蚕桑业专门人才进而推动蚕桑产业的发展。因此，它的教育对象必定是广泛的，这就决定了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来普及蚕桑职业教育。从上文可见，各级农业学校是举办蚕桑职业教育的主要力量，其他各类行政机构处于辅助性地位，例如创办各级农会［15］、农事试验场等。专门教育与行政指导结合，通过刊印农业技术书籍、发行报刊等来推动整个教育的进行。在创办各级农业学校的过程中主要以政府力量为主导，通过颁布实施各类学制等政策来保障学校的建立和正常运行。同时注意吸收其他社会力量，例如开明士绅、官员、学者等加入到蚕桑产业中来，形成了以政府创办的农业学校为主体，其他各种教育方式为辅助的教育体系，力求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级，从而促进蚕桑事业的进步。多样的教育形式，扩大了蚕桑职业教育的受众范围，为蚕桑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除此以外，还通过选送留学生出国学习、延请外地教习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等促进蚕桑业的发展。

其次，从办学层次来看，1896年成立高安蚕桑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农业专门学校，为江西蚕桑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昌设立蚕桑总学，为蚕桑业培养师资，同时出版《蚕桑说》等书籍。赣南地区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蚕桑业中来，他们通过集股、集资等方式出钱出力，购买良种，选聘良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壬寅学制》［16］，江西的农业学校主要是江西高等农业学校，作为当时江西省级别最高的综合性农业学校，与其他各级农业学校共同组成当时的农业教育体系，都将蚕桑科作为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足见对蚕桑业的重视。除此以外，还设立农事试验场，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创办实业学校发展高等教育；成立农业研究会，推广农业技术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改实业学堂为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3年毕业。1913年8月，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令》、《实业学校规程》，规定：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17］。从甲种农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甲、乙两种农业学校虽然都将蚕学科作为农业教育的重要部分，设置了大量相关的课程，但是两者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甲种农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更为完整、科学，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乙种农业学校相对而言就偏重于实用性。这种分级明显的学校设置可以根据不同之需要培养不同的人才，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同时也为志在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上升的空间。这样的办学层次和体系适应了当时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时为蚕桑业的继续发展储备了人才。

2.实用性。实用性是近代江西蚕桑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在学校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的安排以及学校教师的配备等各方面都充分地考虑与蚕桑产业各个环节的紧密结合。从学校的办学目的来看，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改变现有蚕桑产业的落后状况。从专业设置来看，实业学堂课程一般分为3类：一为专业科目，占全部教授时间的一半以上；二为实习及实验课；三为普通科目，即普通学校所设的科目，但同样不需像当时其他学校一样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学科［18］。由此可以推断江西高等农业学堂亦是如此，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专业科目，其次是实习实训，再次才是普通科目。这种清晰的定位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需要的，摒弃了不切实际的“读书讲经”部分，可以使得学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专业课程的学习中来，效果更佳。民国时期，实业学校种类较多，课程也较为复杂。农业学堂分为普通科目和实习科目及蚕业科科目，其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农业学堂科目设置概况

民国期间，江西省职业学校将生产实习作为课程设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农学科每周生产实习在16小时以上，蚕学科在养蚕时期停课3周以内。民国时期农业学堂的科目设置中虽然有普通科目，但其普通科目同样摒弃了“读书讲经”，主要设置一些算学、农业理财等基础学科，而且在实习科目中划分更加细致，包含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专业学科的设置上更是详细、周密，以蚕学科为例，包含了养蚕、种桑、制丝、害虫和气候等多个环节，基本覆盖了从种桑养蚕到收茧制丝的方方面面。在实习环节上，于每年养蚕时期停课3周以内，通过实践的方式让学生积累经验、学习技术，其重视实习教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3.实践性。虽然在近代江西蚕桑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提及职业化，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当时已表现出相当的职业化倾向。在推广蚕桑的过程中建立的各类培训机构，如蚕桑专门学校、蚕桑讲习所、蚕桑传习所以及各类农会都有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子，实际上也的确有了现代职业教育的部分功能，为江西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在农业学校的蚕桑科中，课程设置上更是细分为8个科目，将蚕桑业的各个环节全部包含在内，还设置了占相当大比重的专业实习，这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更加类似现代职业教育中学校教学与实习实训相结合的模式。除此以外，还出版了大量的蚕桑教育专业书籍，进行了相应的蚕种、桑秧的改良与推广。这些表明了在蚕桑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过往不同的职业化倾向。虽然，整个蚕桑业并未打破小农经营、个体经营的范式，但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方式、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有所突破，出现了早期职业化的倾向。

（二）江西近代蚕桑业职业化教育的影响

首先，这一时段江西省蚕桑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江西地区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新式农业人才，蚕桑产业所占比重尤为突出。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并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通过言传身教等方式传播开来，破除了封建小农意识的长期束缚，为蚕桑职业教育的普及以及蚕桑丝绸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后来江西蚕桑业的发展燃起了“星星之火”，并隐隐呈现“燎原之势”。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各地蚕桑业的改良均有明显的发展，种桑数量以及蚕茧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这其中蚕桑职业教育所培育的人才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江西各类蚕桑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江西蚕桑教育职业化的进程。大部分蚕桑教育机构除进行常规教学之外，还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实践和宣讲活动，以促进新技术快速地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从实践意义上说，这就是真正职业学校教育产生之前的非正规的职业教育形式，这些形式的出现促使江西在清末民国初期动荡的环境下，蚕桑产业依然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他的机构如江西各级农务会除了进行蚕种、桑秧的改良工作以外，还延请蚕师、宣讲新技术，通过集股、合资等形式来促进农村地区的蚕业改良。

第三，蚕桑职业教育的兴办，促进了蚕桑产业的更新换代、升级改造。随着蚕桑职业教育的推进，大量的旧技术、落后品种被淘汰，而新式的技术、良种则大量的被使用，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如《江西官报》中记载的《简便烘茧箱图解》、《简便烘茧灶图解》［19］，详细介绍了新式烘茧箱和烘茧灶的用法，从侧面反映了新式技术在蚕桑业中的推广和使用。虽然时局动荡，产业升级十分缓慢，但是基于农民自身利益来看，这种升级换代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四，蚕桑职业教育兴办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带动了蚕桑产业的快速发展。不论是种植桑树的数量，还是蚕丝产量、出口外销的数量都有很大提升。傅春官的《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提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西各县乡府县广泛种桑，具体栽种数量如新昌县2500余株、泰和乡600余株、广贤乡500余株、宣凤乡1100余株、新安乡300余株、天德乡1300余株、太平乡800余株、义均乡300余株，总计种桑7400余株。虽数量不多，但从落后的产业基础考虑，取得如此成绩已相当不易，且分布相当广泛，遍及全省各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临川县署又捐廉托人赴浙购买桑秧，次年（1907）正月运到，并分发各乡，广为栽种。临川县由桑蚕局种植浙江桑秧，分给四乡邻种，从浙东订购蚕纸，由桑蚕局按进价减半售给四乡，购者甚为踊跃。三十一年（1905），产蚕丝8，300余两，较上年大为增加［20］。据《中国年鉴》记载，蚕茧产量1914年为542担，1915年为854担，1916年增至944担，1917年达5197担，1918年为5201担［21］。虽然数据年限较短，但这些数据清晰地反映了清末、民国初期以来，蚕桑产业在江西地区的迅猛发展，这其中蚕桑职业教育功不可没。

清末民初蚕桑职业教育的兴办，既为江西蚕桑产业培育了迫切需要的专业实践人才，也为蚕桑业的继续推进储备了相应的理论人才。其多种多样、层次分明的教育形式，职业化水平较高的培养方式，推动了江西蚕桑业的整体进步，为蚕桑业的改良升级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蚕桑业整体落后的状况，更是江西职业教育的开端及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缺乏稳定的经费、机器设备落后、师资和学生数量少等，导致发展后劲不足。最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高投入与产出的长期性与统治者希望快速富国强兵，改变落后现状是不相符的，并且当时中国的蚕桑产业在与日本、法国新兴蚕桑大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因此，江西的蚕桑职业教育及蚕桑产业也就最终走向衰落。但是我们依然要清晰地认识到，正是由于蚕桑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发展所带来的诸如人才的培养、技术的推广、良种的培育等有利因素，才会有了清末民初江西蚕桑业的繁荣，且从高安蚕桑学堂伊始，江西职业教育的种子已悄然播下，并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小农范式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江西蚕桑业所作的贡献，它对江西职业教育亦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突破。发展蚕桑职业教育的种种措施，诸如分级教学、重视实习、官民结合等等，都与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对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一说1896年高安蚕桑学堂并未实际创办，1897年创办于杭州的浙江蚕学馆是近代农业教育的起点。

②江毓昌，上元人（今南京城区，今天的新街口，长江路御道街，一带属于上元县，民国后并入江宁县），光绪九年（1884年）任江西瑞州府（治所在今高安县）知府，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任南昌知府。

③龙钟洢，江西永新人，著名农学家，中国农业化学的奠基人。

④胡先骕（1894～1968年），字步曾，江西南昌新建县人，植物学家、教育家，1907年进入江西高等农业学堂学习。

⑤根据《农工商部统计表》（光绪三十四年）、《张之阅与湖北教育改革》补正。

⑥据《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教育》第433页《民国八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一览表》补正。

［1］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147.

［2］（清）王先谦.东华续录［M］.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18.

［3］漆光明.我国最早的农业职业学校——高安蚕桑学校简介［J］.江西教育，1981（4）.

［4］赣州蚕事［N］.农业报，1897年第14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第3 册.

［5］桑蚕成效［N］.农学报，1897年第10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第3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