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素菊

优化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路向的思考
——基于劳动力供给的视角

□陆素菊

职业教育是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途径。明确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劳动供求匹配的作用，理性分析劳动力供给者的需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在整体把握农民工这一流动就业群体近年出现的流动就业特点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从劳动力供给的视角，结合劳动力供给和流动就业理论进行学理性解读，从确立紧贴劳动者就业需求的办学理念、发展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构建多元参与灵活多样的办学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的路向思考。

职业能力提升；劳动力供给；农民工就业群体；路向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错位，表现为企业的“用工荒”与劳动者就业难问题并存。职业教育作为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途径，在促进劳动力资源供求匹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理性分析劳动力供给者——农民工群体流动就业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影响他们流动就业的主要因素，将有助于明确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提升他们职业能力中的合理定位，进而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供求匹配。本文将运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特别是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等实证性资料，在分析农民工这一流动群体就业特点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劳动力供给和流动就业理论，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因素，并结合职业教育理念变革、体系建构与机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优化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的路向思考。

一、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变化特点

分析农民工这一劳动力群体的就业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是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劳动力供需匹配的必要前提。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工流动就业，以跨区域流动为主，外出打工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一种常态。在用工荒的背景下，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在就业流向、就业结构、就业决策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和趋势。

（一）就业流向：当地就业和返乡回流日益扩大

农民工的流动就业一般通过外出打工和就地就近从事非农产业这两种途径来实现。其中外出打工，主要通过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跨区域和跨省流动、从农村到大中城市的乡城流动来实现。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流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地就业和回流就业呈日益扩大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实施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1］，自2011年开始，跨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出现减少，比重不断下降，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务工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2012年，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省内流动占83.7%，其中在乡外县内的占32%，在县外省内的占51.7%，跨省流动的仅占16.3%。同时中西部地区取代东部地区成为农民工最大的输入地，农民工人数的增长也快于东部地区。这种就业流向的出现，在宏观上与国家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所带来的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东部地区发展县城经济和小城镇，吸纳了大量本地农民工。

由于农民工流向的多样化，农民工群体内部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农民工类型，有研究者［2］把农民工划分为三类，即为数不多的经过打拼已经在城市立足的市民或准市民；以临时打工谋生为特征、处于城市社会和工作劳动社区底层的农民工群体；较多成为现代农民或者回乡创业者的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这种分类客观地反映了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以及城市生活压力和就业风险加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的现实情况，农民工群体的多元化发展表明这一群体流动就业日趋理性。

（二）就业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稳定上升

由于受制于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局限和客观的体制性原因，长期以来农民工大多从业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低声望、低技术等行业，但是近年来农民工就业结构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全国总工会的农民工调研结果［3］，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2009年这一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形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建筑业就业比重下降的趋势。这一变化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偏好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行业和更自由职业的倾向性一致。

伴随着农民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扩大，东部地区制造业就业的高端化和服务业的自雇化也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明显特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就业形态来划分，农民工中有83.5%为受雇就业，16.5%为自雇就业。受雇就业农民工中65%从事第二产业，自雇就业农民工中82.1%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制造业就业的高端化与服务业的自雇化，一方面与企业为应对用工荒加剧，作出了产业调整和转型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教育层次的提高和对高质量就业和现代生活的追求，更希望从事体面劳动有着内在关联。

（三）就业决策：受制于就业者人力资本存量愈加明显

长期以来，低层次就业和频繁流动是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主要特点。出现这种就业特点的原因，除了二元分割的制度性障碍导致的市场地位弱势和收入低下外，主要受到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制约。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研究［4］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变化特点。

从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构看，虽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学历有了显著提高，他们获得高层次就业的可能性在不断加大，但已有调查显示，知识技能不足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认为 “外出打工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没有技术和文化偏低”（占被调查者的61%），认为外出打工“最担心”的是“知识技能水平跟不上”（占41.9%）［5］，这些数据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真实状态。同时，由于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未来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职业发展意愿不清晰，也是导致频繁流动的主要因素。如何加强劳动者的职业意识培养与技能培训，为职业教育的体系优化提出了客观要求。

二、农民工流动就业特点的学理性解读

农民工作为流动就业主体，他们从最初选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到现在的或回流农村，或自主创业，其流动就业是基于怎样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的流动是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流动就业的依据又是什么？劳动力供给和流动就业的相关理论，可以为理解农民工流动就业以及内在需要，提供一个客观的研究视角。

（一）流动就业是农民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

作为劳动力供给者，农民工是否流动是他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正如舒尔茨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讲演时所指出的那样：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6］。西方古典推拉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从农村到沿海城市打工的原动力，是由于迁出地农村与迁入地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目的在于通过区域流动获得更多的收入。收入（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是直接决定农民工是否流动、如何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现代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由于城乡差别的缩小，从城市到农村的回流也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返乡回流的出现，正如外出打工一样，都来自农民工对收入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

与以往传统农民工流动就业更多的是为了生计、追求更高收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呈现出多样化的流动就业状态，或受雇于高端制造业，或以自雇形态在服务业创业，或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或主动回流本地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样，也是劳动力市场重新配置资源，劳动力结构自发调整的正常现象。如何根据个体劳动者的不同需要，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并推进经济和产业的结构升级，是今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现实课题。

（二）流动就业来自农民工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

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基于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按照个人偏好做出的决策。那么，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成本和收益又是怎样的？基于对154位河南籍农民工调查分析并构建成本和收益模型的研究［7］认为，农民外出就业的总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成本，即交通费、就业信息费和培训费等流迁费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费用；而且包括机会成本，即由于外出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就业地能够获得的收入，包括其能在家乡务农、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当然，在直接成本中，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或因离开家人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社会歧视等所形成的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与此同时，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升。

基于机会成本的理论分析，如果说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力是由于在城乡之间存在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巨大差距，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越小，其收益率则越大，那么由于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加大，其收益率和动力也会随之减小。这可以解释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为何就近就业和回流就业扩大，或以家庭为单位的举家流动在不断增加，实际上这些都是他们对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民就业和自雇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乡之间收入差别逐渐缩小，农民工就业与农业发展、农村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需要职业教育与培训作出及时调整和优化。

（三）教育与培训是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由于制度性因素和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局限，农民工就业状态主要是非正规就业，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在工资决定机制、工资稳定性及劳动者获得晋升机会等方面，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比存在着明显区别。如何实现农民工从低端就业到有质量的就业，特别是扩大在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领域就业的可能性，需要相应地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提升他们的劳动技能和职业能力。

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他认为人们用于教育、在职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信息等实际活动的支出都是一种投资，并将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其中一般培训对提供这种培训之外的许多企业都是有用的，企业只有在不付出任何费用时，才愿意提供一般培训，同时，他认为由于特殊培训能够提高提供培训企业的生产率，企业必须支付培训费用。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要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力，则取决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取决于能否把人放在核心的位置。

我国学者通过分析教育和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选择与工资决定的影响时发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其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0］。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长，以及本地就业和回流农民工的扩大，我国的人力资本投入结构特别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重点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为流动就业群体提供获得稳定就业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多样化的培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破解结构性矛盾：优化职业能力提升的路向思考

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农民工就业的变化特点，来自他们对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为优化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指明了方向。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重要途径，是连接劳动者个体和企业的重要环节，既要重视为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本，更应该立足于劳动者个体的发展需要来优化和调整发展方向。

（一）确立贴近劳动者就业需要的办学理念

从劳动力供给的学理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流动主体，有着自己的理性选择。职业教育的核心是人，这里的“人”不仅是国家需要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高素质劳动力，也是适应企业岗位需要的合格劳动力，更是追求美好生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未来）劳动者的多样化发展需要，提供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实现育人功能。

适应劳动者多样化的发展需求，需要对我国以往政府主导的供给型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进行反思。政府提供的公共培训，并没有得到政策所预期的农民工的积极参与，部分培训流于形式，相反，民办培训机构却能吸引需要培训的农民工自费参加。在这里，关键是能否基于劳动者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需要，提供他们稳定就业、向上流动以及自我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反思以往政府培训存在的问题，破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实现社会经济和个人发展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关注的重心已经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转移到关注人的长远发展这一重心了。当企业需要与人的发展需要产生矛盾的时候，无论从企业利益的最终实现还是从人的长远职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的“育人”责任是不能忘记的。

（二）发展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农民工的就地转移和主动“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同时，农民工回流就业，自主创业，在客观上有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职业教育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培育合格劳动者，推进城乡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有序流动，从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围绕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升，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在发展思路、发展机制等方面都需要作出及时调整。包括关注劳动者的需求，实现职业教育办学理念的转变；发挥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在劳动力供求之间建立有效连接，加强劳动力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政府合作，形成与当地劳动者就业需要相适应的职业教育重点与特色。破解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多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理论，还需要通过政策框架的重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通过探求具有可操作性、实践性强的职业教育政策设计和模式建构，在职业教育规划、经费、招生、专业设置、实训条件、教师队伍、实习和就业等方面提出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创新策略。

（三）建构灵活多样多元参与的办学体制和机制

事实证明，培育适应市场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仅靠就业前单一的学校职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满足劳动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需要学校、企业和社会通力共同提供灵活多样的教育与培训。为适应就近转移和回流就业的劳动者的需要，原本单向为城市提供转移劳动力的农村职业学校办学，需要兼顾回流农民工的需要，提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自主创业需要的教育与培训；企业为培养适应产业技术升级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或通过与学校的合作办学，实施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一般培训，或在行业内部通过学徒制的特殊培训，承担起人才培育与培训的责任；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扩大，需要大量满足多样化需要的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非正规培训，共同形成包括正规学校教育，企业技术培训机构、企业行业内部的正规学徒制，以及包括民间学徒制在内的民办职业教育与培训力量在内的多元参与、分工合作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

可以预见，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环境下，具有市场灵活性的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必将为在就业目标、就业偏好等方面出现很大异质性的就业个体提供更多培训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实践表明，民办职校的优势在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建立新型灵活的办学机制和务实创新的办学理念，在市场化运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随着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应调整和改善职业教育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扶持民办培训机构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同时受到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特征、企业目标和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培养大量具有高质量人力资本存量并且能稳定就业的劳动力，既是劳动者个体理性追求效用的需要，符合就业农民工稳定发展，改善工作环境，获得自我发展的利益诉求，也是企业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优质劳动力的需要。为实现企业发展与农民工就业的良性循环，应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同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促进就业有序流动。政府部门应加强有助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环境建设和社会保障、提供就业保护政策。同时，企业与政府之间加强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开展就业前的职业教育与就业后的技能培训，共同着力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3～4；73.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2～3.

［2］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5）.

［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6－21（1）.

［4］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社会学研究，2007（3）.

［5］王成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供给需求与培训意愿综合关系实证研究——对深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调查［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2）.

［6］［美］西奥多·W·舒尔茨.穷人经济学［M］.载王宏昌，林少宫（编译）：5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 （1969～198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28.

［7］张广宇，杜书云.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与农民外出动力：理论分析和模型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05（1）.

［8］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4）.

责任编辑 肖称萍

陆素菊（1963-），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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