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雪 唐林伟

“新常态”背景下农民工从业素质问题与提升策略

□陈冬雪 唐林伟

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农民工的从业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对农民工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及认知素质现状调研的结果发现，农民工从业素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企业培训行为的短视、农民工自身认知能力的桎梏及政府培训信息的不对称四个方面，其提升策略为关注农民工群体，完善职教体系；针对不同岗位，设定培训目标；兼顾软、硬技能，开发培训内容；贴合群体需要，创新培训方式及拉近校企距离，完善培养机制。

新常态；农民工；从业素质；职业培训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这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步入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阶段从之前的关注物质资本到如今关注人力资本，“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在此背景下，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伴生群体——农民工，虽然2014年总量增速比2010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但总量仍达27395万人［2］，其从业素质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使得农民工从业岗位两级分化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无形中要求农民工的从业素质要随之提高。本文对当前农民工从业素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研，并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分析了农民工从业素质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了提升农民工从业素质的策略与路径。

一、农民工从业素质的现状

农民工从业素质即为其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基本素养。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麦克莱兰（David MC-Cleland）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冰山模型”（也有学者称之为“胜任力模型”或“素质模型”）中，“水面”以上的“冰山”部分主要包括容易测量的知识和技能，“水面”以下的“冰山”部分主要包括社会角色、自我认知、特质和动机等不易测量的部分［3］。Spencer的通用胜任力模型则主要由基础胜任力、鉴别胜任力及潜在胜任力三个维度构成［4］。基于以上相关理论，本论文将农民工的从业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及认知素质四个维度，并对山东省滨州市的农民工从业素质进行了问卷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67份，回收360份，有效问卷为289份，有效率为78.7%，数据分析工具主要为SPSS19.0中文版；以非结构性访谈调研四位相关企业负责人及四位典型农民工代表。

表1 身体素质各项目得分情况（单位：%）

（一）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维度方面主要测量农民工身体状况能否胜任现在的工作，包含3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由1到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程度。

由表1可以看出，每个项目中“完全不符合”的不足1%，“完全符合”的约占一半，“比较符合”的比例次之，可见，农民工在主观认识上是基本肯定自身身体素质是可以胜任本岗位工作的。通过访谈得知，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减少，工资水平的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意识普遍有所提高，通过做“脏、苦、累”的工作来提高收入的效用均等化的补偿性工资差别效应［5］对其影响有所减弱。诚如被访农民工所言，“之前的话可能老板给活儿就做，现在不一定了，主要是看自己的身体受不受得了，有些工作很累，工作时间很长，即便是工资高，大家也不想去做”。

（二）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维度方面主要是测量农民工从业过程中文字能力、数字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及理解力四个方面的情况，包含4个项目，2个单选题及2个李克特量表题。项目1为“您能看懂公司的相关章程制度吗”，项目2为“您是否会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网”，项目3为“我平时看书读报基本没有障碍”，项目4为“工作中涉及到的基本加减乘除数学运算我都没有问题”。

结果显示，1.7%的农民工表示不能看懂公司相关章程制度，30.8%的农民工表示只能看懂一部分，其余农民工能完全看懂；对于“是否会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网”，只有39.4%的人能够熟练运用，将近半数的人只表示“稍微会一点”，剩余的则完全不会；项目3中，有1.3%的人表示“完全不符合”，18.3%的人表示“比较不符合”，“一般”和“比较符合”的比例分别占16.1%和20%，而“完全符合”的比例为44.3%；就项目4而言，“完全符合”的比例稍微乐观，占66.4%，“完全不符合”及“比较不符合”的比重也相比项目3较少，分别为0.3%和3.8%，“一般”和“比较符合”的比例相近，分别为14.9%和14.5%。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基本的识文断字和计算能力仍有农民工存在盲点，数学运算能力稍好于文字识别及理解力，两个项目中完全没有问题的农民工只占到半数；（2）农民工的信息获取能力较弱，尤其是在电脑网络及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多数农民工不能很好地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及时获取信息；（3）就最直观反映文化素质的受教育水平而言，此次调研对象中，10%的人是小学及以下水平，初中水平的最多，占到33.9%，高中和中专、技校、职高的比例相近，分别为19.4%和18%，大专学历的占13.5%，本科及以上的只占5.2%。高学历层次的比重很小，且大多集中在管理层。

（三）技能素质

技能素质方面主要是测量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及其可迁移技能。专业技能主要是通过工作的熟练度及岗位要求的转化能力来测量的，由此设计了两个测量项目，项目1为“我能非常熟练地按照本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或方法来完成工作”，项目2为“我能很好地按照自己所从事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规范地去工作”；可迁移能力则是通过人际交往和工作环境适应能力来进行测量，所设计的项目3为“我能很好地与他人相处”，项目4为“在工作之初或者更换新岗位之后我能很好地适应环境”。

表2 技能素质各项目得分情况（单位：%）

如表2所示：（1）所调研农民工群体中技能素质比较高的大约只占到三分之一（各项目“完全符合”的比重在33%左右），多数农民工技能素质中等偏上；（2）少数农民工存在岗位技能熟练度低、操作不规范及人际沟通、环境适应问题；（3）专业技能素质在工作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在被问及“对从事现在的工作而言最重要的方面”问题时，累计有51.1%的人认为“掌握工作岗位需要的技能”很重要，40.6%的人认为“很熟练的完成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农民工群体的专业技能素质情况整体略逊色于通用技能素质水平。

（四）认知素质

认知素质主要是测量农民工对自己的认知及对职业的认知交互作用的结果，通过“职业观”来解读。职业观对人们的择业、从业态度有很大影响，它“上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下连人们的职业理想和目标，择业标准和心态，从业道德和修养”［6］。此维度设计了5个测量项目，项目1为“您选择这份工作是出于何种考虑”，主要测量择业原因；项目2 为 “您感觉工作以来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有哪些方面”，主要测量从业满足感；项目3、4分别为“您未来3-5年的工作计划是？”及“如果留在本单位，您在未来3-5年内希望成为？”，主要是测量职业规划意识；项目5为“我每一天都是非常负责地完成我的工作”，主要测量从业态度。

从图1的调查结果看，在项目1择业原因中，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工作环境、稳定”、“能够认识新的朋友”及“能学到技术”；而对应的项目2“工作以来最大的收获”中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获得了工资”、“结交了新朋友”、“工作比较稳定”，位于第四位的是“学到了新的技术知识”，与当时的择业初衷基本吻合。在未来3-5年的职业规划方面，“留在本厂”的比例是最高的，为58.8%，“去其他单位”及“自己创业”的比重大体相当，都在15%左右，选择回家务农的则不足5%。在留在本厂3-5年的职业规划中，“保持当前职位不变的”比例最高，为37%，成为“领班或班组长”或“技术员或工程师”的比重相当，都在18%左右，而“成为车间主任”的则不足5%。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择业心态普遍“求稳”，职业规划中留在本厂、本职位保持不变的比重较高，职业规划较弱，缺乏较为长远的生涯规划意识和应对技术变革带来风险的心理和技术准备。在项目5从业态度的测量来看，“完全符合”的为22.5%，“比较符合”的为49.8%，“完全不符合”及“比较不符合”的人分别占0.7%和4.8%，说明5.5%的农民工对待工作不够负责，“一般”的比例为22.1%，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对待本职工作缺乏责任意识，还处于赚钱养家、出卖劳动力的低级打工水平。

图1 选择工作出于何种考虑（单位：%）

二、农民工从业素质提升的藩篱

农民工从业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形成有效合力的结果，相关主体对其贡献都不容小觑。基于农民工从业素质的实然状况，加之相关的调研及访谈，就参与主体而言，可以总结出其从业素质提升的现存藩篱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

学校教育是劳动力开发的重要途径，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对劳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会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学校教育的功能缺失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学校的基础教育作用缺失，当被问及“您通过何种方式形成或提高您的文化素质（识字、计算、上网等）水平的”时，只有19%的人选择了“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是职业院校在农民工技能素质方面的培养上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见表3），远不及企业培训及民间学徒制，不仅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比例过低，而且在岗前培训以及企业岗位培训中，职业教育也没有与企业形成协同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优势，这将很难满足“新常态”下对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的需要。

表3 农民工从业素质提升路径的比较（单位：%）

（二）企业培训行为的短视

从农民工从业素质的获取路径来看，无论哪一种素质提升，企业培训都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企业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利润最大化”，所以企业培训不可避免地存在短视问题。一方面，在培训内容方面，通用能力的培训较为缺失。由访谈可知，很多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一般分为三级：公司级、部门级及车间级培训。公司级别的培训一般侧重企业文化，大框架性的东西较多，内容简单，方式单一；部门级别的培训虽然专业性较强，但时间太短，缺乏系统性，有的知识或技能难度又较大；车间内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岗位技能及相关岗位的安全知识等，其他涉及较少；另一方面，企业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的跟风行为。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企业在搞“精益管理”、“6S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但企业管理层对于开展类似培训的实际意义并未真正明了，相关培训缺少针对性设计。整体而言，企业培训的行为是相对短视的，这种只顾当下的培训缺乏对农民工从业素质提升的长远打算。

（三）农民工自身认知能力的桎梏

农民工本身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成为提高其自身从业素质的束缚。由以上数据可知，农民工群体中学历程度偏低，高中及以下占大多数，在认知素质一项的测量中，老一代农民工“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多人择业最看重工作的稳定性，在对自己3-5年的职业规划当中，很多人选择“原地踏步”，即“留在本厂”或“保持当前职位不变”，这样一来，使得企业培训处于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尴尬境地；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自主性、独立性都很强，流动性、易岗性频发，在择业过程中追求新鲜感，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之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欠缺，其职业发展、晋升的规划，迫切需要引导。

（四）政府培训信息的欠通畅

近年来政府部门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培训政策，但在调研过程中却发现存在着严重的培训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我非常了解国家和地方关于农民工培训的政策信息”的测量中，非常了解的只占3.8%，由此得知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而当问及实施过的培训效果时，部分企业负责人并不十分认同，有企业负责人认为，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针对员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确是有作用，但是针对技能的提升作用不是很大，因为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主要着眼长远，针对全体，以理论提升为主。可见政府与企业在培训方面还未形成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与培训相关的信息传播途径需要进一步畅通。

三、农民工从业素质的提升策略

如何有效打破农民工从业素质提升的藩篱呢？结合调研中收集的相关企业领导及专家的建议，针对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长远要求出发，笔者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一）关注农民工群体，完善职教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满足不同就业群体的要求，必须突破狭隘职教观的限制，建立和完善大职教观下内涵更加丰富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7］，而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培训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尤其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很多产业都面临结构的优化升级，向高附加值的产业方向转移，本身人力资本存量不高的农民工群体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大多集中于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地位更容易被忽视和边缘化。但不容置疑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当前我国的国情之下，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的巨大作用，职业教育体系不能也不应该把以简单技能立足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以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应当成为农民工培训的重点，因为他们是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

（二）针对不同岗位，设定培训目标

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和升级必然会导致农民工从业岗位的两级分化，并且这种趋势会越发明显。当前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直接升级到完全依靠高科技等新动力的产业，但也面临着设备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挑战。在此“机器代人”的情形下，技术更新导致的“挤出效应”渐趋明显，企业在对低端的操作岗位农民工需求量日益缩小的同时，对设备维修、质量监控等人员的要求逐步提高，所以农民工的培训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群体分门别类地设定培训目标，本着行业发展与个人需求相结合的原则，以切实提高农民工专业性、技能水平为目标，使其获得从业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三）兼顾软、硬技能，开发培训内容

一直以来，在农民工的从业援助中，最直接相关的还是职业及岗位培训。在被问及“为了提高您的从业素质，您最想得到哪些方面的培训”时，位于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 “学历提升的培训”、“操作技能提升的培训”及“计算机相关知识的培训”，可见农民工仍然最希望获得实在的对工作有用的“硬技能”的培训，所以此方面培训内容必不可少。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被问及“目前工作中的现存困难时”，回答为“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和“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的农民工分别位于前两位，从业满意度不高，职业倦怠严重。技能素质当中的通用技能即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方面，不少人也仍存在问题。可见，在解决农民工当下需求的同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尤其要做好引导工作，在职业规划、人际交往等普适性“软技能”方面给予充分关注。

（四）贴合群体需要，创新培训方式

农民工是日趋理性的追求实惠的群体，只有培训切实对其有帮助且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时，才会乐于接受。并且通过减少闲暇时间来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增加收入的“替代效应”［9］对农民工的影响一直很大，所以让其牺牲可以获得收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培训鲜有成效，这就需要培训方式贴合群体需要。在问及“您更期望什么样的培训方式”时，接近半数的人更希望“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另有大部分人期望“只在周末或晚上”，可见，时间安排上较为紧凑合理的培训方式是农民工群体更加乐于接受的。此外，教育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为新生代农民工利用闲散时间进行泛在学习创造了条件，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素质提升也应当成为新的培训方式。

（五）拉近校企距离，完善培养机制

基于学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一定意味着大办专门的职业学校吗？基于企业的培训一定要囿于企业之内吗？开办灵活多样的教育和培训，既是服务之道，也是生存之道［8］。在针对职校学生的培养当中，校企合作并不陌生，针对农民工从业素质的提升，校企合作同样可行。学校应充分发挥其在理论知识传授、核心能力培养方面的优势，而企业则应充分利用自身先进的仪器、设备以及真实的工作环境，发挥其在实践培训方面的长处，二者优势互补，通过聘请院校资深学者及选派企业代表进校学习等多种方式，结合企业生产淡旺季，建立灵活、富有弹性的农民工培养培训机制，不断切实提升农民工岗位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5-18.

［2］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5-04-29］.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 t20150429_797821.html.

［3］萧鸣政.人员测评与选拔［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0.

［4］Spencer LM.Spencer SM.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M］.New York：John Wiley&Sons，Inc，1993.

［5］［9］袁伦渠.劳动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154，40.

［6］黄日强，张霞.英国职业教育与学习型社会［J］.外国教育研究，2005（4）：77-80.

［7］陈鹏，庞学光.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研究，2015（6）：70-78.

［8］俞启定.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职业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12（4）：70-76.

责任编辑 肖称萍

陈冬雪（1989-），女，山东泰安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唐林伟（1978-），男，河南泌阳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G710

A

1001－7518（2015）31-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