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丰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试论理想主义者巴金的生活文本与文本生活

田 丰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巴金不仅在尚且年幼之际即通过对安那其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人所创作的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树立起终生矢志不渝的信仰，而且还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执笔为文走上了文学道路。也正因此，无论巴金的生活还是文本都打上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的烙印，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我们可以不赞同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巴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人格高尚的人，纯洁伟大的人。具体而言，理想主义者巴金打破了生活和文本之间的厚障壁，自由地穿梭于生活与文本之间，有效地将生活文本化和文本生活化，显现出将生活与文本融合一致的特征。为信仰不懈努力地生活成了他文本创作的源头，写作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为理想而奋斗的生活的一部分。

巴金；理想主义者；安那其主义信仰；生活文本；文本生活

究其本质而言，“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不仅关切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同时还牵涉到对于人之为人乃至人之所以为人等带有终极性命题的询问和探求，因而自然而然地也会对人类的理想世界投注相当的注意。身为“中国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即是如此。无论他的生活还是文本都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大书，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倾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在翻阅着，然而要将生活还原复写为足以名世、万古流传的文本却绝非易事，只有那些能够自由穿梭于生活和文本之间的人们才能创制出来。巴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自己也曾说过：“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

一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往往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在两者之间壁垒森严、界限分明，宗白华就认为：“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然而，事实上巴金却早已打破这样的成见，他在生活与文本之间有效地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将两者混凝在一起，实现了在生活与文本间穿梭往来，呈现出生活文本化和文本生活化的趋向。

巴金之所以能够在尚且年幼之际便建立起终生矢志不渝的信仰，正是得益于他对安那其主义者所创作的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年方15岁的巴金通过阅读两本极有力量的小书——可当得起巴金“精神上的父亲”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开始萌发出献身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宏愿。而通过对被他视为“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的文本的阅读则让他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并借着高德曼的话语首次明确地说出了他自己的信仰。而爱玛·高德曼在给他的回信中所说的“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实际上这也可视作巴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动力和目的所在。因此，可以说，爱玛·高德曼同时启迪巴金导向生活文本与文本生活的自由之路。

年轻的巴金有着献身社会的热情，他极力地想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巴金曾给陈独秀写过信但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之后他在《半月》杂志编辑的帮助下非正式地加入了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团体“均社”，从此他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并积极从事相关的活动。在此期间，巴金结识了被他称为“我的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小说《家》中进步青年学生张惠如即以他作为模特儿创作而成。此后，哪怕是巴金在最为困难无助之时，也会因着对于自己所怀抱信仰的确认而变得更加坚强，他再三强调“我有一个信仰，我愿意人知道它”，“我不怕……我有信仰”，甚至直言：“安那其主义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全部。……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直至我死也不可能有一瞬间不是安那其主义者。”

巴金在文本中常常使用更为中性的“信仰”一词来指代其安那其主义理想，一来这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无政府主义思想都受到官方的压制使然；二来也是由于巴金显然早已认识到这样一种理想已几乎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的可能，因而更倾向于将其保留在精神层面。因为凡理想无不带有将其变为现实的强烈的主观冲动，而信仰则可超脱于时代之上，隐含着永恒的精神光芒。如此一来，“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之中是否可能实现其实无关紧要。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被赋予挫折和败北的命运，理想主义方才辉煌灿烂，而在那败北的废墟之上，巴金方才得以不断地创作出丰穰的文学来”。1930年代初，原本具有现实指向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就已基本宣告失败，无政府主义运动团体也开始纷纷解体。当此剧变发生之际，巴金“遭遇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其无政府信仰的表现形式由理论宣传转换为文学写作，信仰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向思想精神因素倾斜”。正当此时，巴金“为了找寻出路”开始拿起笔来写小说。其实，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是传达人类理想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类心灵无法在现实生存中获得满足的一种话语寄托”。不仅巴金如此，在巴金步入文坛之前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动和勃兴，也正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广大革命者不得不暂时退出实际革命活动转入文学创作中方而引发的。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其原因在于革命家在革命期间都在忙于革命而无暇顾及文学，只有当革命陷入低潮时，才有可能掀起革命文学的浪潮。然而，无政府主义运动惨遭失败和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惨死的事实并未使得巴金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在他看来，尽可以杀死革命者的肉身，“但是我底憎恨，我底信仰，我们底事业却不能够被他们杀死，而且我自己也会在我所爱的那些人心里复活起来”。因此，巴金在《灭亡》和《新生》这两篇小说中所要阐明的不仅仅是“对旧社会的憎恨对新社会追求”，而是同时为了着重地凸显出“一个没有理想信仰的人是不能生活的”。在当时就有论者不无犀利地指出：“我们却不能不说巴金先生的信仰，实际上，只是一种梦想了”，这是“因为巴金先生的这个信仰并不是根据了客观的现实进展动向而提出的；而只是完全根据了个人主观的理想而提出的。主观的理想与客观的现实，这中间的相差太大了”。然而该论者对理想的理解未免太过于逼仄和狭隘，单纯以能否实现作为评判理想的标准显然有些太过于功利化和世俗化了。

中共建政以后，思想领域的改造和统一，使得无政府主义思想更进一步沉寂乃至悄声无息。巴金在《致树基》的信中始而以“理想主义者”来指代《爱情三部曲》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并宣称“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他还特意强调说：“经过五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那么让我掏出心来，做个明确的解释：‘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而巴金所指的对于生活及人民的信仰其实正是他固守一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在文本中，巴金在生活中教导子女时也会告诉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是理想主义，而不直言无政府主义。

然而，在当今无名时代众声喧哗、繁芜嘈杂的现实语境下，人们往往丧失掉对于隐匿思想进行追寻和探究的耐心，这也使得巴金的思想越来越面影模糊，“老人一生都苦苦追求和坚持的理想、信仰、建议、呼吁，却都被遮蔽起来未能见得天日”。其实也不仅是在当下，很久之前巴金就感慨道：“我的名字成了一个招牌，一个箭垛，一面盾。我的名字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为人。”面对不被理解甚至污名化的现实处境巴金也无可奈何。然而即便如此，巴金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在“四人帮”横行之时巴金也曾一度迷失过，这段痛苦的经历带给他的教训是异常深刻的。身处逆境的巴金和《新生》中的李冷一样依然执着地相信着“信仰让我战胜一切”，对于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不幸便是失掉信仰。巴金几十年如一日对于信仰的坚持与守望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世界人名百科全书》中就称巴金“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二

文学之所以得以产生，很大程度上乃是源于人类情感的自我需求，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且这种情感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因此才不得不通过作者主体的精神幻想，通过文本的创制得到宣泄和平复。正因为这样，巴金在写作时往往“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并且巴金还特意强调：“我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为了申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其实，文学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原本就是潜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的排解方式，通过对于现实苦难和绝望心境的展现来获取生存的勇气和抗争的意志，确认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与根本意义。

罗兰·巴尔特曾经提出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那么巴金无政府主义理想在文本中的折射和映现则堪称建筑在“语言乌托邦”之上的“信仰乌托邦”。因而，文学正是巴金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理想无法实现，抱负难以施展的困境时寻求自我超越和解脱的一种方式，也正因此巴金才会一次次地否认自己为文学家。事实证明，巴金不仅从思想上服膺于克鲁泡特金和高德曼所宣扬的安那其主义，而且他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方才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德曼前文已经述及，自不待言，巴金的文本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克鲁泡特金“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雄辩地、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英勇斗争，用光辉的革命热情来点燃青年的心”等创作思想的回应。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巴金在小说中直接地来宣扬无政府主义信仰，恰恰相反，越到创作的成熟期，巴金的信仰在小说中就越发显得像弥漫的雾团一样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对此，奥尔格·朗有着恰如其分的分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关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力图做到含而不露。他难得证实他的人物的无政府主义身份，而宁愿含糊地称他们为‘革命者’。”之所以会如此，既与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到官方压制的时代语境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巴金有意地将生活与文本区别开来，分别对待，从而“在文学和信仰之间是有意识地做了区分”。然而，必须指明的是，这样的区分并非是泾渭分明、决然分裂的，乃是巴金刻意为之的结果，尤其是巴金在后期的文本创作中越来越注意把握言说的尺度和分寸，而不是像初期作品那样使得情感显得过于直白和外露。

巴金在卢梭写真实的思想理念的影响下，极其注重其文本和生活的一致性：“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巴金极其注重从生活中取材，事实上写作本身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在他创作完成的文本中，“每一篇里面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都给我提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在创作伊始，巴金为了将无政府主义信仰发扬光大自然而然地将现实生活中的战斗姿态和战斗意志延伸到小说创作中。在《新生》的末尾，巴金特意引用《圣经》中的话语，“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以此隐喻信仰像落地的麦子一样将会永远传承和发扬下去。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巴金还曾经声明道：“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巴金创作《激流三部曲》的初衷是要揭示封建家族制度对于青年的摧残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在具体的文本创作过程中他更多地是以自己的家族作为蓝本，建立在他近二十年家族生活经验、体验的基础之上。巴金自己曾经说过当时准备写《家》时，“最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就是那些我所熟习的面庞，然后又接连地出现了许多我所不能够忘记的事情，还有那些我在那里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在《家》、《春》、《秋》中，巴金不仅直接以他的大哥作为觉新的原型，就连觉慧身上也多多少少有着他自己的影子，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巴金还充分利用了大哥、三哥与他之间的往来通信，“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不仅如此，在创作小说前巴金还专门写信征询过大哥的意见，在得到大哥的肯定鼓励后方才坚定了写作的决心。对于有着自身影子的觉慧这一形象，巴金是颇为偏爱的，虽然他明知觉慧不是一个英雄，也有着幼稚处，但“读完了《家》，我禁不住要爱觉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慧寄寓着巴金的理想，他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

需要着意强调的是，虽然巴金把写作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但这种枯坐书房一隅的创作生活却并非是他所乐意为之的。实际上，巴金正是在切身地体悟到其甘愿为之献身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备受打击和压抑，已经几无实现的可能之后方而转向文学创作的，而这在他看来非但无助于理想的实现，反而怀着深深的愧疚，“当一些人正为着光明、爱、自由、幸福，为着那个目标奋斗、受苦以至于死亡的时候，你却躲在你自己写成的书堆里，让原稿纸消耗你的生命……你永远把你的行为和你的思想隔开，你永远任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冲突，你永远拿矛盾的网掩盖你的身子！你，你这个伪善者，你真该诅咒啊”，所以他曾几度下定决心：“我应该远离开那些文人，我应该投身在实际生活里面，在行动中去找力量……”其实，与巴金同时代的文人都是“基本没有参加实际的暴力革命战争或斗争，但是景仰革命”，但唯有巴金对此深以为憾。

我们毫不怀疑巴金是真诚地愿意为无政府主义信仰贡献出自己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像《灭亡》中的杜大心一样，他也熟谙“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动摇他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在他看来他的命运早已注定，这是由于他明确地认识到“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我也愿意做到这样……”巴金曾经一再说过自己不是也不想做文学家，因而在小说文本中，他宁愿失掉所谓的文学性也要着意凸显其思想。他不允许小说中的人物任意的活动，而是要“他们都不怕死，都愿为理想而牺牲”。甚而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正当韶华之年的青年男女们为了革命工作而甘愿苦守单身，害怕因为恋爱而耽误工作。对于他们而言，唯有弱者才会想到爱情的享受，而这样的人在巴金的小说中也往往会因此受到惩罚，下场悲惨。只有当爱情不仅不妨害反而有助于从事革命事业之时方才会得到巴金有限的肯定。因此，在小说《电》的末尾即为两情相悦的吴仁民和其未婚妻李佩珠为事业的缘故，在彼此互诉衷肠宣誓忠于爱情后便分离开来，各自奔向革命活动。同时，巴金在文本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思想也激起了当时广大读者的共鸣，尤其是他的初期作品《灭亡》和《新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源于人们从中能够“察觉到旧社会的可憎恨，并且憧憬着理想和信仰。同时在那些英勇青年的事迹中使我们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在小说《沉落》中，巴金则有意让失却信仰者作为主角，从而彰显出丧失信仰后的人们只能毫无意义地将一生消磨在琐碎的事情上，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这类人，巴金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强烈的憎恶和反感。

也正因此，众多批评家纷纷给巴金的小说文本贴上了诸如“安那其主义”、“虚无主义”等标签，而这却是为巴金所深为反感的，他转而强调“我从生活里面得到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曾先有一种心思想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然而，对于巴金作品的此种评论却并未因巴金的反对而中断，其实即便巴金本人也说过：“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奥尔格·朗也认为巴金“笔下许多革命者的原型曾经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更重要的是，在他写作这些作品时，他确实深信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说奥尔格的评论是富于见地的，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一文中确然承认过他实际上正是以他及同道者们的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的，“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写成的稿子，想到过去和现在有一些像我这样年青人怎样过着充实的生活的事情”。小说不能等同于教义是文学常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信仰对于创作者的人格、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着极其强烈的形塑作用和改造功能，而作品本身又是作者心灵巡游的产物，因而哪怕作家有意识地要在作品中隐藏和遮蔽自己的信仰，但在作品中仍然会残留着一些蛛丝马迹。其实，对于这一问题，鲁迅早就下过断语，“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巴金之所以反对被贴上此类的标签，并非是他不敢或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示人，而是批评者在持论时往往是借助对巴金作品的评论上纲上线，借此对他进行打击。中共建政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思想，其他思想包括安那其主义在内都已经成为非法性的存在。因此，中共建政后许多批评家尽管对于无政府主义并不了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此作为否定巴金的思想乃至作品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言说策略。因而出于防卫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巴金才一再予以矢口否认，尤其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三

巴金曾经说过：“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和别人，我的态度永远是忠实的。因为过于忠实就不免有矛盾，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来去掉这矛盾。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一个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巴金的这段话实际上隐现着双重的含义，他的生活与文本之间既有着相互协调一致的一面，也有着互相龃龉矛盾的一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巴金在生活与文本之间并非永远那样和谐一致，而是同样有着不相协调甚而对立冲突处。

首先，巴金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往往有着超脱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成分。对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和故事与当时事实的比照，和巴金同时代的人或许更有发言权，也更可信。当时即有论者认为像杜大心这样的理想人物不仅“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是寻不出来的”，而且即便存在“这种人物也并非中国所需要的”。巴金的好友老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其小说文本也都是些“理想的漂亮的故事”，他“不惜用全力顺着他的理想来表现”。另一位论者也指出，“作者所能写的是那一种有理想的人，有为全人类牺牲的精神的人，以及为生活所压榨而哀苦无门之人”，而这些人物“几乎使我们疑心即使是理想社会已经实现，我们仍找不出那样纯洁的人来”。具体而言，老舍认为巴金小说《电》里的人物“简直全顺着他画好的白道上走，他差不多不用旁衬的笔法，以小动作揭显特性，他一直的来，个个人都是透明的”，“人物即使有心理的冲突，也被理想给胜过，而不准不为理想而牺牲”，由此使得“这篇作品没有阴影，没有深浅，除了说它是个理想，简直没法子形容它”。实际上，在《激流三部曲》中也有此种不妥或不足处。觉新既是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受害者，同时又在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熏染和约束下在害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帮凶。巴金在小说中虽然也对觉新奉行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进行了批驳，然而因着对于大哥的爱，他对于觉新充当封建势力的帮凶百般予以开脱，着重凸显的是觉新好心办坏事的心酸和无奈，这无疑弱化了反封建的思想深度和批判现实的情感力度。后来，巴金自己也曾对此进行过反思，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相较于觉新而言，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浸淫的觉慧因灌注着巴金自身复杂的生活感受，有时反而更能贴近生活的真实。平时，觉慧对于作为封建旧势力代表的祖父是极为鄙视和厌恶的，甚而将他称为“敌人”，但在祖父弥留之际却又表露出内心的极度悲痛，这看似违背其一贯表现的反常举动反倒昭示出人性复杂、浑融的一面。从封建阵营中脱离出来的斗士并不是心如冷铁、六亲不认的铁骨钢身，同样是情感丰富、激情洋溢的肉体凡胎，一样有着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体验，这非但无损于其斗士形象，反能映衬出从旧传统中脱壳而出的反传统斗士的可亲和可贵。

其次，对于“国家”和“战争”观念的双重标准也显现出巴金理想和现实相冲突的一面。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观念是持有非议的，认为正是由于“国家”观念方才造成战争的频仍和百姓的苦难。因而，巴金在短篇小说《房东太太》及《在煤园》里对“战争”和“国家”观念进行谴责，认为国家之间的战争残酷地剥夺了年轻的生命；在《丁香花下》中他更是借着主人公之口揭开了掩藏于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假面下的真相：“战争！我们以前曾如此热烈地相信而且宣传战争是光荣的，神圣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枪上战场去防御祖国，好像赴盛筵一般。然而在战场上我才发见了战争底另一面相。我听见过垂死的人的呻吟呼号，我看见活人被撕裂成碎片，血和脑浆散布遍地，被鸟啄狗吞；腐烂的尸骸到处横卧把空气也变成了恶臭。这一切是我从前梦想不到的，而且是那许多书册上也不曾提到的。”然而，中国饱经列强侵略蹂躏的现实境况及进行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又使得巴金踌躇不定。他在早年就说过：“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份子，便不能昧着良心不去反对他……”然而体现在具体文本中的则是另一番面貌，尤其在抗战时期和抗美援朝之时。抗战时他曾自我剖析道：“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

再次，巴金在个人与人类，自我与群体间的评判标准也时常发生着犹疑和摆动。巴金起先因受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认为个人只有在群体的事业中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因而相较而言，个人的幸福和安乐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人类的幸福和安乐。巴金还曾将革命信仰与宗教信仰进行过对比，其结论是宗教信徒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掉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黎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在他看来，宗教徒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他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利他主义者，因而“我有信仰，但信仰只给我勇气和力量。信仰不会给我带来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自十五岁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起，巴金便只有一个野心，那便是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为人类争取幸福上面。显然在群与己、众与一的择取中巴金倾向于或者说完全倾倒于前者，在这种为大众乃至人类谋取福利的远大理想中是没有给个人留下任何位置的。然而，这却很容易在宏大理想下的掩护下遮蔽或者忽略对于个体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关照，这一点在巴金的小说文本中也有所体现。在小说《家》中，巴金对于觉民单纯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对觉慧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信仰则倍加赞许。在觉慧身上巴金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小说中无论觉慧还是和他所接触到的人的思想都打着无政府主义的烙印，因此借助觉慧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能够折射出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弊病和缺陷。平日里，觉慧早已对鸣凤郑重许下承诺，“我有办法，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做，我会告诉她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我一定有办法。我绝不是在骗你”。但事实上，觉慧对此却并无充分的把握，家庭出身和身份地位的差异始终是他难以逾越的障碍，以至于他不禁慨叹“要是你生在有钱人家，或者就处在琴小姐的地位，那多好”！而此种虚幻的承诺和虚假的设定充分暴露出觉慧思想的空疏空洞和内心隐藏着的阶级分野。因而，在鸣凤被逼迫嫁给冯会长的关键时刻，他退缩无能的一面便暴露无遗，致使鸣凤无助地一步步走向绝路。而他则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鼓动中找到了逃避的借口，“应该反对恋爱，不可轻惹情丝”，而是要将全部社会问题放在自己的肩头，在如此“宏大”“崇高”的意旨笼罩下他对鸣凤的爱情自然便无疾而终以至销声匿迹。直到惨剧发生之后，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自身的错漏和软弱，“我也许太自私了，也许是别的东西迷了我的眼睛，我把她牺牲了”，然而即便此时，他依然不忘为自己找寻托辞和借口，“我想不到她会走这样的路。我的确爱她。可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我同她怎么能够结婚呢”？由此不难看出，崇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觉慧并非完人，他也有着犹疑和缺陷之处。应该说，对此巴金也是有所警示的，和觉慧一样他“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相较而言，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却有着更加鲜明的个人主义意识，他的行为中也的确有着“以革命来发挥个人的理想”的成分。这也难怪巴金的朋友在来信中劝他不要继续创作“太固执于自我的小说”。此种情形在巴金的第二部著作《死去的太阳》中有所改观，个人主义的色调减去了很多，不再单纯地以“自我”为中心。而在《灭亡》的续篇《新生》中，巴金笔下的李冷已经一改前非，开始认识到唯有“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海底梦》作为《新生》和《灭亡》主题的延续，更是塑造出一位为了革命事业甘愿牺牲掉个人幸福的女革命家这样的光辉形象。在短篇小说《奴隶的心》中，奴隶出身的大学生彭为了解放仍在受苦受难的千百万的奴隶，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自我”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巴金在《复仇》序中说：“在白日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掉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在黑夜里我卸下我底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底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底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底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底痛苦而哭”。在这里，巴金表达出来的绝非是纯然拘囿在一隅之内的个人的小悲欢，而是将自我彻底地袒露在读者面前，由“自我—人类—自我”。在宏大叙事中被彻底遗忘了的“自我”又悄然地浮现出来，从拥挤着的众人肩头显露出来，呼吸了一大口清新的空气。“自我”又暂时回归到了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本来面目。而巴金本人在几经波折后也开始寻到了个人的幸福，与读者萧珊的珠联璧合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

总的来说，理想主义者巴金自由地往来于生活与文本之间，有效地将生活文本化和文本生活化，从而显现出将生活与文本融合一致的特征。对于巴金坚守一生，始终如一的信仰而言，巴金自己评价过的为他所尊崇的克鲁泡特金的话语，正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巴金的参照，他说：“你也许会像许多人那样反对他的主张，你也许会像另外许多的人那样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要赞美他的人格，将承认他是一个纯洁、伟大的人，你将爱他、敬他。”确然，我们也许对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多有褒贬，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巴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人格高尚的人，纯洁伟大的人。而巴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显然与对无政府主义者文本的接受和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能够感悟到巴金的伟大则是借助其生活和文本兼而有之。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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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72（2015）02-0154-09

2013-10-29

田 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