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敏玲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一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全球首发;2014年该书中译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是中国家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周锡瑞先生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时，会被封面上那个独树一帜的“叶”字所吸引。“叶”既是书中那个中国家族的姓氏，又预示着这个家族成员将会如“树叶”一般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周锡瑞之所以选取叶家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归因于他和叶家的特殊关系——周锡瑞的岳丈即是叶笃庄，这使他能够接触到叶家不同寻常的大量文献资料。自晚清以来，叶家“既非中国声光腾焯的门阀世族，也非寻常人家，是属于社会中层的精英门第”。由此，叶家族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族谱、年谱、诗文、传记（含墓志、行状）、奏折、日记、回忆录等，这些都成为该书重要的史料来源。更重要的是，周锡瑞对叶家族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此外，他也搜集了大量相关档案、地方志以及其它出版物等史料。如此翔实的史料基础，使得较为详尽地描述这个家族从十九世纪早期至今的生活经历成为可能。

同时，叶家自身的特点和典型性也赋予了该书某些突出的特质。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这些成为叶家显赫的起点。自此之后的数百年，叶家一直维系着社会中层的精英地位。叶家这种罕见的家族延续性，使得该书得以覆盖较长的历史时期——从十四世纪至今，重点在十九、二十世纪，从而展现出从帝制晚期至民国至共和国时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生活漫长的发展脉络。“这使得它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影响这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那些变革”。这也是该书和中国大陆近些年涌现出来的家族史著述的不同之处。并且，作为社会中层的精英门第，叶家在百年历史中的浮沉命运既有其独特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不仅使该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周锡瑞在序言中指出该书独特的方法论和书写方式，即“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拉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描述”，“以此勾勒历史演进的人性化层面”。他进一步说明：“本书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个人即政治’。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因此，本书的目标是“为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描绘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这段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记录一个中国家庭真实的人生遭际”。纵观全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方法论和上述意图。

作者以叶姓族人在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期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为切入点，向读者展示了宏大历史事件和变革对家族和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个人生活与宏观历史相辅相成的共构关系。

故事始自十九世纪，当时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内乱。这迫使一些叶姓族人，主要是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不得不带领全家离开安庆。同时，他们对大规模内乱的竭力镇压，使得他们在帝国晚期的官僚体系中得以擢升，这是晚清官员的重要升迁途径。这些在内乱中不断升迁的官员成为重要的地方管理者，他们的治理方式和思想深刻影响着清朝的地方社会。在奉传统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帝制时期，叶家族人也不例外地以儒家思想处理政务和维系庞大家族。二十世纪初，叶家的重要分支从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迁徙到了天津。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政府表面有序的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上世纪三十年代叶家年轻一代离开家族与私塾，接触的学校教育，促使他们在个性和生活上更为独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氏家族成员或留守天津或迁徙西南内陆地区，如蒲公英一样散落中国各地，他们在战争和革命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都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家族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构建：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配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新中国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时地挑战着家庭纽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结束时，叶家的家庭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当然，叶家族人并不只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洪流中飘零翻转的树叶，他们更是缔造这百年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这俨然构成了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家族生活的延绵画卷。由此可见，作者按部就班地描摹了一百多年以来叶氏族人的生活经历及其背后的宏大历史事件，但他却努力将两者紧密贴合，将宏大历史事件融入个人的生活经历，进而揭示中国宏大历史事件更为广阔和真实鲜活的面貌。正如本书封底推介性文字所言：“这部著作中，周锡瑞所描写的都是熟悉的历史事件，但他用全新的手法去阐述，用家族成员的命运沉浮深度丰富了那段历史。”

在努力展现叶家百年历史和中国宏观历史的互动过程中，作者揭示了“叶家在内乱、战争和革命的混乱年代中表现出的韧性”。太平天国的内乱、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新中国初期的运动都曾使叶家族人不断离散和迁徙，但动乱结束时，叶家族人又重新聚居在一起。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叶家几个核心家庭都陷入了妻离子散的境地：父亲们被捕入狱或被下放五七干校，子女们则上山下乡，妻子们留守家中或病逝。并且，各种政治压力迫使家庭成员疏远其中的“黑五类”甚至被要求断绝家庭关系。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文革”力图削弱家庭纽带，以建立个人与国家的直接联系，却又处处遵循着家庭关系。虽然叶家核心家庭之间的横向联系在“文革”期间基本上中止，但是小家庭却彼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或许正是由于“文革”期间的家庭关系造成家庭成员彼此患难与共，“文革的实际结果可能是强化了家庭纽带”，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在百年动荡中，叶家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但是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周锡瑞在书中所言：“中国所有关于家庭力量的陈词滥调中，都需要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即家庭的本质和内涵是不断变化的。”现代家庭的流动性和周期性的离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程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乱军占领了安庆，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被迫带着家人跋山涉水逃离安徽老家。在逃亡中，叶坤厚的大家族基本上都待在一起，年轻一代仍然追随着老一辈的足迹。在安土重迁的帝制时代，这样的举家逃亡绝非易事，也是非常之举。在之后的岁月中，叶家人以家中主要成员宦游所至，先后聚族于开封、保定等地，最终于二十世纪初定居天津。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战争和革命给叶家带来了新一轮的流动和离散，叶家兄弟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抗战爆发初期，他们每个人都跟随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和组织圈子，走上了通往不同目的地的不同道路，而非像他们的先祖那样举家逃亡。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分散的叶家兄弟又聚在北京，其他兄弟姐妹则散居各地——天津、上海、重庆、东北和远在西南的昆明。现在年轻一代叶家人有很多人定居美国或欧洲，或是在海南、广州做生意——“这一局面是现代中国城市家庭流动性更强的一种延伸”。家庭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了帝制晚期的大家庭。十九世纪中期，叶伯英娶妻生子后仍与祖母、父亲、叔父及其家人住在一起，维持着一个庞大家族，并辅佐父亲处理衙门事务，直至中年。这种大家庭形式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前期叶崇质在天津的家。后来，他的儿子们称这个他们自幼生长的大家庭为“封建制”。三十年代，叶家兄弟在分家后就自立门户。新中国成立后，叶家兄弟都组建了各自的核心家庭。虽然这些核心家庭之间互有联系，但是家庭生活却彼此独立。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中国历史的变迁，百年叶家的日常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制晚期叶氏大家族的生活处处遵循着也体现着儒家“忠孝”的道德原则及各种礼法，家庭生活的重心是对父母尽孝和培养儿子们接受儒家教育并举业。民国前期，叶崇质也以儒家思想治理和维系在天津的大家庭，对母亲尽孝，培养儿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叶崇质孩子们的名字即可捕捉到这位深受传统熏陶的士大夫的儒家道德观：在确定“笃”为辈分后，儿子们的名字分别为“仁”、“智”、“义”、“信”、“庄”、“廉”、“正”、“成”、“全”、“慎”，女儿们的名字则取自三个不同的女性特征——“雅”、“颂”、“柔”。新中国成立后，叶家的各个核心家庭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有很大的差异。家庭生活很大程度上根据夫妻的工作和志趣而定，如叶方在沈阳的大家庭，因其为党的高级干部，过着一种优渥的生活，而叶笃庄、孙竦的家庭则住在北京郊区，过着田园式的书香生活。但他们都很重视教育，为新中国的进步而培养各自的孩子。此外，女性地位的转变和逐步提高是根本性的。十九世纪家族女性在家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她们不能参加家庭之外的社交活动。直至民国早期，叶崇质还觉得教女儿们识字和刺绣之外的东西时不合适的，但叶崇质几个较年幼的儿子都选择了受过教育的女子作为配偶;共和国时期，他们的妻子都有工作，虽然不如她们的丈夫出色。现在年轻一代叶家人在男女平等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在学术领域，在五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叶家人中有三位是女性。

二

叶家的家族史无疑是一个个案微观研究。正如裴宜理所言：“本书像一面棱镜，发人深思，且人性化，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中国历史剧。”作者以叶姓族人不平凡的生活为切入点，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宏观历史进行微观考察，展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图景，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他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审视对历史的想象。这一点不妨举三个例子。

提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人们通常会想到西方列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人们也会想到“洋务运动”，洋务派如何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建设造船厂、兵工厂、工厂以及铁路来增强政府的实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书中的第一部分却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作为清朝重要的内陆官员，叶坤厚和叶伯英更关心的是国内的叛乱和地方的治理，而不是外敌的入侵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在两人的宦海沉浮中，即使叶伯英曾经在直隶为官十七年，而且颇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赏识，类似“洋务运动”的自强努力和对“外患”的关心丝毫没有被提及。他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展儒学和经世致用的治国方案：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组织团练和保甲，赈灾以及对违法者的快速惩处;甚至在奏对之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国际视野同国家权力控制者尚有很大的差距。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十九世纪晚期中国朝廷统治的实质，也让我们思考“洋务运动”实际的规模及其影响力，更让我们反思“冲击——反应”模式的解释力。

第二个时段是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依次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和国民政府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这些风云变幻对于叶家来说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此时，叶家依旧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族，依旧享受着他们舒适的生活。只有大家长叶崇质能够与外界频繁联系和交往，女眷中只有张太夫人和大夫人能够外出参加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男孩们在南开中学接受教育，但只是走读生，错过了课后的体育和戏剧活动;他们也开始接触一些新观念，但这对他们生活影响仍然非常小。女孩们更加封闭，直到小女儿在二十年代末被准许上小学之前，她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也很少被允许走出家门;两个年长的女儿甚至还裹了一段时间的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叶家生活中的矛盾性：既趋于保守，又有开明之处——让儿子们接受新式教育。

第三个例子是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家庭生活片段。最特别的是叶方在沈阳的大家庭，因为他的家庭是省级干部家庭，一个保姆。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有一套日本人修建的大房子，每个孩子有一间独立卧室。孩子们在高级干部子女享受的寄宿制幼儿园或学校上学。这类学校聘用最好的老师，配备最好的设施，提供十分丰富的食物。而作为一般知识分子家庭，叶笃庄和孙竦的家庭生活安排、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培养方式则与当下的中国家庭似乎别无二致。

总体而言，本书史料详实新颖，内容丰富充实，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性，对现有的中国家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补充。更重要的是，周锡瑞先生在本书中实践的“人性化”的方法论和写作方式，启示我们要让历史重新回归到人，以人为中心描述和阐释历史。正如柯文在《美国历史评论》对本书的方法论作出的贴切评价：“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中国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同时，本书是一个微观个案研究，作者以叶氏家族为切入点，对宏观历史进行的微观考察，从不同维度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对宏观历史的粗线条想象。虽然，叶家后人叶维丽批评该书的描写缺乏主体性和精神实践，尤其是“笃”字辈一代。但是，瑕不掩瑜，本书对叶家家族史的研究为目前的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