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

丰子恺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散文集主要有《缘缘堂随笔》（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收文二十篇）、《中学生小品》（中学生书局1932年10月初版，收文八篇）、《随笔二十篇》（天马书店1934年8月初版，收文二十篇）、《车厢社会》（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7月初版，收文三十篇）、《缘缘堂再笔》（开明书店1937年1月初版，收文二十篇）、《漫文漫画》（大路书店1938年7月初版，收文三十五篇）、《子恺近作散文集》（普益图书馆1941年10月初版，收文十七篇）和《率真集》（万叶书店1946年10月初版，收文二十五篇，其中有九篇选自《随笔二十篇》）等八种。另有数种或据已出版的文集选编而成，如《丰子恺创作选》（仿古书店1936年10月初版）、《子恺随笔》（三通书局1940年11月初版）、《丰子恺杰作选》（新象书店1947年4月初版）等;或系将已出版的文集删订并改易书名而成，如《子恺小品集》（开华书局1933年9月初版）、《甘美的回味》（开华书局1940年12月初版），其祖本均为《中学生小品》。

新中国时期，丰子恺曾自编散文集三种，即《缘缘堂随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后两种未出版，公开出版的仅有《缘缘堂随笔》。这本散文集尽管书名与民国版完全相同，但不是重印，而是新编。

1952年至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期分批推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四十五种。《缘缘堂随笔》与《阳翰笙剧作选》、《散文选集》（何其芳）、《戴望舒诗选》、《蕙的风》（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选集》、《沈从文小说选集》、《废名小说选》、《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等八种同属于1957年的一批，是当年11月份正式出版的。

1957年初，丰子恺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函后，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编成《缘缘堂随笔》，并于2月6日写了一篇不到三百字的《编后记》：

1957年岁首，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要我把解放前所作的散文选成一个集子，交他们出版。我表示同意。我在抗战前所刊行的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开明版）、《车厢社会》（良友版）、《率真集》（万叶版）等。抗战中在大后方及胜利后在杭州又陆续写了不少随笔，但都没有结集出版。现在这集子里所收的，就是从上述的抗战前的四册及抗战后所作的留稿中选出来的。自1925年起至1948年止，依照年代先后排列共得五十九篇，每篇末尾都注明年代。这些都是我的旧作，结集付刊，乃雪泥鸿爪之意耳。

子恺记于日月楼。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作家特别是像废名、沈从文、丰子恺等这样的非左翼作家能有资格出版旧作，应该说是一件备感幸运和无上光荣的事情。许多当时还活着的作家在序言或后记中，怀着一种赎罪心理，表达了对新社会的感激之情和努力改造思想的强烈愿望，同时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丰子恺显得比较平静，他的“编后记”并未涉及自我评价问题，只是对如何选编其解放前所作的散文作了简要交代。

新编《缘缘堂随笔》共收散文五十九篇，具体如下：

1.《渐》、《东京某晚的事》、《自然》、《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阿难》、《闲居》、《大账簿》、《忆儿时》、《儿女》、《颜面》、《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十二篇选自《缘缘堂随笔》。

2.《儿戏》、《作父亲》、《两个“？”》、《新年的快乐》、《蝌蚪》、《春》、《旧地重游》、《吃瓜子》八篇选自《随笔二十篇》。

3.《蜜蜂》、《放生》、《杨柳》、《鼓乐》、《三娘娘》、《野外理发处》、《肉腿》、《送考》、《学画回忆》、《谈自己的画》、《作客者言》、《半篇莫干山游记》十二篇选自《车厢社会》。

4.《山中避雨》、《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手指》四篇选自《缘缘堂再笔》。

5.《辞缘缘堂》、《怀李叔同先生》、《悼夏丏尊先生》、《读〈读缘缘堂随笔〉》（〔附录〕《读〈缘缘堂随笔〉》）、《“艺术的逃难”》、《白鹅》、《我的漫画》七篇选自《率真集》。

6.《蟹》、《宜山遇炸记》、《沙坪的美酒》、《谢谢重庆》、《防空洞中所闻》、《蜀道奇遇记》、《重庆觅屋记》、《胜利还乡记》、《最可怜的孩子》、《桂林的山》、《宴会》、《白象》、《贪污的猫》、《口中剿匪记》、《义齿》、《海上奇遇记》十六篇均属于已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散什。

由上可知，丰子恺“编后记”中有几个说法欠准确。他用作选编的底本不是“四册”，而是五种，漏掉了《随笔二十篇》。《率真集》不是抗战前的集子，而是抗战后出版的。他说“自1925年起，至1948年止，依照年代先后排列”，但收入新编《缘缘堂随笔》中最早的作品并非作于1925年，而是1927年。同时，集中诸篇文末所署写作时间大多有误，与原刊本或初版本所署写作时间有一定出入。因此，整个集子的编次实际上也并未严格“依照年代先后排列”。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统一规定，按照新的文学标准和语言规范（包括标点符号用法），丰子恺对选入新编《缘缘堂随笔》的作品都进行了修改。有的作品更换了题名，如《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原为《立达五周纪念感想》，《怀李叔同先生》原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悼夏丏尊先生》原为《悼丏师》，《白鹅》原为《沙坪的白鹅》，《重庆觅屋记》原为《陪都觅屋记》，《胜利还乡记》原为《还乡记》，《最可怜的孩子》原为《新年忆旧年》，《宴会》原为《宴会之苦》，《我的漫画》原为《漫画创作二十年》。至于文本上的改动，则或删或增，或略或详，或少或多，程度不一。总体来看，丰子恺对其旧作的修改，基本上属于语言层面上的润饰和调整，并没有“伤筋动骨”，改变原来的主题、叙事和结构。

丰子恺新编《缘缘堂随笔》对原文究竟作了哪些改动，一般读者或许受资料限制，对其具体情形不甚了解。因此，海豚出版社文学馆总监眉睫君希望我重编1957年版《缘缘堂随笔》，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对照本。

这本《缘缘堂随笔》是对丰子恺新编《缘缘堂随笔》的新编，所遵循的编辑原则主要有四：一是选目不变，但采用的则是未经修改的题名和文本。二是选自已出成集本者，以初版为底本;未结集出版者，以原刊文为底本。三是为便于对照，篇目编次与1957年版保持一致。四是删掉丰子恺所作“编后记”。

《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后记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对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到目前为止，我所搜集的新史料，特别是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郁达夫、朱光潜、废名、沈从文、俞平伯、钱锺书、丰子恺、李健吾、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穆时英、方令孺、沈启无等作家的集外佚作，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经常有人问我：包括作家集外佚作在内的新史料，你是怎么发掘出来的？

发掘新史料不外乎两种情形：

一是可遇——无意的发现。某些史料事先并不清楚它们究竟藏在何处，是邂逅所得。我在湖北省浠水县博物馆偶然发现梁启超致熊曾绶佚简一通，即属于这种情形。

二是可求——有意的发掘。绝大多数时候，通过查阅图书目录、期刊目录、报纸目录等工具书（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可以得知某一史料的详细出处。按出处“索骥”，一般不难找到史料。我翻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6）》第三卷下册，发现《中华学生界》1915年8月25日第一卷第八期目录里有一篇《读书经验谭》，署“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生丰子顗”。丰子顗即丰子恺。根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著录的信息，我很快就找到了丰子恺的这篇佚文。但有的时候仅知道一点大概的线索或范围，这就需要下苦工夫去寻求了。2014年，我在上海小报《星光》周报1946年9月15日新十号上看到一则消息，题为《警局拒绝？张爱玲维护版权》，文中提到“检奸风气”过后，张爱玲“先在《诚报》上写了几篇短稿子”。我把这一重要信息提供给北京的眉睫、赵国忠二君，他俩花了两天时间，在国家图书馆查看《诚报》缩微制品，结果真的在1946年8月25日第二版发现了一篇署名“张爱玲”的短文《寄读者》。

我所搜集的新史料，一部分是亲自翻检出来的，一部分是委托朋友代为找到的，但更多的则是通过高校“文献传递”服务系统，从国内外收藏机构获取的。利用“文献传递”这个平台来搜寻新史料，不仅省时、省力，而且还很省钱。

也有人问我：发掘新史料有什么意义？

我想，发掘新史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为作家全集（包括带有全集性质的“集”、“文集”、“文存”等）拾遗补缺。迄今为止，坊间印行的《徐志摩全集》有传记版、商务版、广西版、天津版和浙江版等五种（不包括重印本和那些名不副实的“伪”全集）。其中，浙江版，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虽号称是“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收录徐志摩相关作品最全的版本”，“有来自徐志摩亲友的第一手资料，未曾正式出版的日记全本，徐志摩鲜为人知的与妻子、友人往来的信件，更有编者花费二十多年苦心收集、整理、考证得来的徐志摩作品”（当当网“编辑推荐”语），但仍然存在失收现象。就我所知，至少遗漏了八十三篇作品（包括诗歌、散文、日记、书信等）。若再出《徐志摩全集》，这些作品是应该一并收录的。

其二，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已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在上海《力报》、《海报》、《小报》、《光化日报》、《小日报》等五种小报上发表过作品。《寄读者》的被发现，使得刊载张爱玲作品的小报又增加了一种。2014年暑期，我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郁金香》曾在1948年11月3日复刊的小报《海光》上连载过，这就意味着，刊载张爱玲作品的小报起码有七种。看来，张爱玲与小报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值得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

其三，为还原历史事实提供证据。新发现的史料可以起到证实或证伪的作用，可以解决某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修正某些流行的说法，甚至可以推翻某些现成的结论。如，关于象征派诗人、翻译家石民的生卒年，向来说法不一。或说是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或说是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或说是卒于1940年，或说是卒于1941年。石民病逝后，葬在其家乡湖南新邵县。1991年7月，石民之子石型从美国归来，给他的父亲换上了一块刻有“诗人石民之墓”的墓碑。墓碑上写明石民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卒于1941年，这应该是关于石民生卒年最权威的记载，值得采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物注释”部分对石民有简要介绍，但未注明其生卒年。编者如果知道有这块墓碑的话，就不会留下缺憾了。

其四，为重新书写文学史提供参考。结撰文学史离不开史德、史识、史才，更离不开史料。“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料可以改写某一作家的个人创作史，可以改变或重构整个文学史的生态格局。1926年7月，时为海门启秀中学学生的卞之琳就在《学生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五集上发表《小诗四首》。已有的文学史叙及卞之琳诗歌创作生涯，几乎都是从三十年代算起。新发现的这四首小诗，则把其诗歌创作生涯至少提前了四年。再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著大多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沦陷区文学是整个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有意味”的领域，缺少了沦陷区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张泉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对华北沦陷区的文学历史作了全面考察，发掘出大量被文学史所忽视、所忽略的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而且扩大了抗战时期的文学版图，对于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些年来，我根据手头上所掌握的新史料写了不少研究文章。我写这类文章，始终奉行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用史料说话，把每条史料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地交代清楚;二是多叙史事，不轻易发议论、下断语;三是对史料的考辨或阐释，力求言必有征。

在一些友人的建议下，我从旧作中挑选出三十三篇，并按文中所涉及的主要作家的姓氏拼音编次，汇成一集，题为《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书名是山西太原的韩石山先生帮我敲定的，这本小书能有机会出版，也是他一手为我操办的。

2007年11月，我因无意中发现徐志摩致刘海粟手札，遂主动和石山先生联系上的。此后，每有新发现总于第一时间向他报告，他也会及时回复，在分享我的“发现的喜悦”的同时，还希望我把它们一一披露出来。《徐志摩在〈天籁〉上的三篇佚文》、《〈政治学报〉中的徐志摩佚文》、《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陆小曼的一次义演和一篇自述》等几篇关于徐志摩、陆小曼的文章，就是在石山先生的鼓动和鼓励下完成的。

2012年3月，石山先生来信说，北岳文艺出版社拟出一套由谢泳先生主持、策划的“现代文学论丛”，想把我的这本书拉进去，并问我愿不愿意，我当然是非常愿意的。这套丛书原计划在6月份推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书没有按期付梓，对我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打磨、修改文稿。因此，收入本书中的文章，基本上都不是原初的那副模样。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时没有“附”或“附记”或“补记”，这些文字也是后来增添的。正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所以书末特附录《本书文章刊发情况一览》，以备读者查考。

我和石山先生至今未曾谋面，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但从其数十封来信中，足以感受到他的热情、智慧、宽厚、豁达。倘若没有他的无私帮助和鼎力支持，这本小书是不大可能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

我与石山先生可以说是素昧平生，但对本书序文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先生却是相当熟悉的。早在十年前，我就和子善先生有过书信往来。2009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现代作家全集（文集）整理、编纂学术研讨会”上始得识荆。2012年底，我受北京海豚出版社约请，负责主编《丰子恺全集》文学卷，子善先生被聘为整部全集的首席顾问。启动仪式在沪上举行，其间我应邀参观过他的“梅川书舍”。后来，我们一起在杭州开过五、六次编辑工作会。子善先生虽年近七旬，但身板硬朗，活力四射。他博闻强识，又很善谈，聊起书籍版本、作家轶事和文坛掌故，像打开了海量的史料库一样，都是如数家珍，张口就来。子善先生身健笔健，既述且作，仅有的几次会面，我就收到他所赠赐的《梅川书舍札记》、《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不日记》等好几种新著签名本。除写书外，子善先生还编书编刊。本书所收《识〈光华文人志〉》、《读〈新月〉，为〈闻一多全集·美术卷补遗〉书后》、《朱自清佚文小辑附识》诸篇，就是在他主事的《现代中文学刊》上发表的。

子善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每一位受惠于他的读者和学者都应该向他致敬、致谢。我之所以对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并为此付出了些许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子善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因此，当某君叫我请人为本书写一篇序文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子善先生。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我请子善先生作序，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

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晚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能够遇到像石山先生、子善先生这样的博雅多识、学殖深厚的前辈，既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福分。

最后，感谢责任编辑韩玉峰兄。玉峰兄审校书稿认真仔细，救正了不少讹误之处。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差错率”，他将引文或“附”文中民国时期习惯用字酌予改为合乎现行规范的用字，并一一加注说明。因此，这本书能经玉峰兄之手编辑出版，对我来说，实在是相当省事而又十分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