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汐

摘要 本文运用日记法，以电视、广播与互联网为例，探索了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用餐和家务劳动是最常与媒介使用行为并行的两类活动。受众因素对不同媒介的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性别、职业状况和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精神质人格特征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均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长对媒介多任务行为耗时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时空因素方面，日期、时间段和空间变量均对是否发生媒介多任务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力。

关键词 媒介多任务行为；影响因素；日记法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多任务行为，是指在使用媒介的同时从事媒介使用以外的其他活动（简称“非媒介活动”）的行为，尽管也存在多个媒介并用的同时从事非媒介活动的情况（ Roberts），然而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故本文将媒介多任务行为界定为使用一种媒介的同时从事非媒介活动的行为。随着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媒介多任务行为已逐渐成为生活中非常典型而普遍的行为。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拓宽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从而使得人们在一天24小时的时间约束内得以从事更多的活动，当然也降低了人们分配到一种行为上的注意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媒介多任务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但国内学者则鲜有关注。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媒介多任务行为？本文在回顾了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受众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

（一）媒介多任务行为——一种常见的受众行为

媒介多任务行为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其中用餐是最常见的与媒介使用同时进行的活动（ Roberts；BIG）。研究发现，76%的非洲裔美国人，51%的白种人一边看电视一边用餐（ Roberts）。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famiIV foundation）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42%的家庭在大部分时间里总是开着电视，58%的家庭在用餐的时候开着电视（ Roberts et al）。而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调查发现，有76.4%的媒介接触时间中伴随着媒介接触以外的其他行为，其中一边上网一边做作业占用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间最长，占全部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长的10%（ Jeonget al）。Rideout等人发现73%的青少年受访者听音乐的同时从事其他活动，68%的受访者在使用电脑的同时参与其他行为。

（二）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格特征、时间限制、媒介可得性、关系情境等因素影响了媒介多任务行为。

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研究表明多任务行为与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有关（ Jeong&Fishhein）。

在人格特征方面，寻求刺激的性格（ FoehrJeong&Fishbein）是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因素。

时间限制方面，研究表明时间限制是媒介多任务行为的重要原因（ Baron；Smith），尤多项研究发现年轻一代频繁从事这类行为，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和可利用资源的条件下应付大量可接近的媒介（ Srivastava）。

在媒介可得性方面，媒介所有权，比如拥有电视对电视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有积极影响（ Jeong& Fishhein）。时间或空间因素是媒介可得性的间接体现，当潜在受众所处环境和媒介可得性相契合时，便产生了实际受众（麦奎尔）。

关系情境方面，共同收看可以显著地预测电视的媒介多任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Meng，）。

二、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根据韦伯斯特等人所提出的媒介使用模型，受众因素和媒介因素是影响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两大因素。基于该模型，本研究将影响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因素归为两类，受众因素和媒介因素，每类因素都包括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两个层面。

受众因素方面，结合模型与以往研究，结构层面的受众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种族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而个体层面的受众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征、时间限制、是否与他人共同收看。 以往的研究在人格特征上仅侧重于对寻求刺激特征的考察，此次，本研究引入艾森克的人格特征最表，试图全面考察人格特征与媒介多任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间限制因素上，考虑到媒介使用人多数时候是在闲暇时间内进行，这里的时间限制主要指的是闲暇时间量多少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将闲暇时间量作为反映时间限制的变量。共同收看变量，由于在原始设计中未直接涉及该变量故而本研究采用家庭其他成员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时长间接反映共同收看变量。

媒介因素方面，结构层面的媒介因素指媒介市场覆盖情况和产品供给情况，本调查是在天津展开的，受访者处于同一个媒介市场，因此结构层面的媒介因素不具差异性，在此不将其纳入自变量。个体层面的媒介因素指媒介可得性，包阔是否拥有特定媒介以及时空环境因素构成的媒介可得性（如媒介摆放的地点、工作日或休息日）等。这些因素可通过特定媒介使用行为的时空依赖性间接体现，正如Kenyon &Lyons所言，活动对时空的依赖程度是影响多任务行为因素之一。特定的时空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从事媒介多任务行为时的媒介可得性（Tokan：董克、崔岸雍），因此在媒介可得性方面，本研究以日期、时间段和空间三个变量来指代，分析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时空因素的显著影响本研究分析模型如下：

根据分析模型，本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RQl：在日常生活中，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活动参与率有多高，日均耗费多长时间？

RQ2：哪项日常活动最常与媒介使用行为同时进行？

RQ3：媒介多任务行为受到哪些受众因素的显著影响？

RQ3a：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显著影响？

RQ3b：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人格特征的显著影响？

RQ3c：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闲暇时间量的显著影响？

RQ3d：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时长的显著影响？

RQ4：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时空因素的显著影响？

RQ4a：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休息日与否的显著影响？

RQ4b：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时间段因素的显著影响？

RQ4c：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受到空间因素的显著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天津市民全媒介使用日记卡调查。该项受众调查采用了日记卡和问卷结合的调查方式，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PPS）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样本来自索福瑞在天津的广播听众固定样组，调查历时35天，采用人户调查的方式，日记卡每周发放和回收一次，在最后一周回收日记卡的同时发放问卷。受访者须每天按照日记卡的格式如实填写全天每个时段的行为、停留的空间及其当时的情绪。

本研究共调查了300个家庭户，共840名受访者，最终实际回收了741人的有效问卷和日记卡，有效问卷回收率约为88%。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中的人格特征变量，通过艾森克人格测量量表进行测量，包括三个连续变量：精神质、神经质、外倾性。其中，外倾性即寻求刺激人格特征的间接体现。

闲暇时间量指个体生活时间中生理必需时间（如睡眠、饮食等）和社会必需时间（包括工作、通勤、家务劳动等）之外的那一部分时间，以闲暇时间日均时长表示。

根据调查时间内工作休息时间的分布，日期变量包括工作日、双休日、小长假（三天短假）休息日、黄金周（七天长假）休息日四个变量值。

本研究根据调查结果，按照受访者每个时间段的总体行为特征，将时问段分为八大时间段，即时间段变量有九个变量值，分别是深夜时段（凌晨00：00-05：00）、晨间时段（早晨5：00-07：30）、早间交通时段（7：30- 8：30）、早问上班时间（ 8：30- 12：00）、午间休息时段（12：00-13：00）、下午上班时段（13：00-17：00）下午交通时段（ 17：00-18：00）、晚间时段（18：00-22：00），以及夜间时段（22：00- 00：00）。

空间变量则包括住所、交通工具、工作（学习）场所、公共室内场所以及室外场所五个变量值。

三、研究结果

（一）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活动参与率及时长

针对RQI，在35天内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活动参与率为96.63%，受访者花在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日均时长为71.73分钟。电视、广播和网络是与媒介使用以外的日常活动并行时间最长的三类媒介，日均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长分别为28.95分钟、38.67分钟以及4.49分钟。故在下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以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为例，探索媒介多任务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针对R02，用餐是与媒介使用并行时间最长的 一项活动，这一发现与国外的调查结果一致（BIC）。用餐参与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为24.75分钟，占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总耗时的33%。其次为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参与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达21.72分钟。这两种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远长于其他类型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根据信息加工理论，用餐及家务劳动均属习惯性活动，不需要投入太多认知资源，与媒介使用行为并行时对认知资源的竞争较为缓和，个体比较容易从习惯性行为中腾挪出足够的认知资源给媒介使用活动，使多任务行为较易进行。

（二）影响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受众因素分析

针对RQ3，本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以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时长为因变量，先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职业状况等人口统汁学特征作为白变量置于模型中（其中性别、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职业状况为分类变量，需要将其转变为虚拟变量，才能将其引入回归方程），探索结构层面受众因素的影响，此为模型l，回答RQ3a。在模型l的基础上，再将人格特征、闲暇时间量加入自变量中，探索个人层面受众因素的影响，此为模型2，回答RQ3b和RQ3c。通过分层同归，比较两个模型所解释的变异量的差异，以分析个体层面受众因素的加入是否显著地解释了更多的变异。针对RQ3d，该问题的前提是受访者非独居，在此筛选出所在家庭成员数大于l名的受访者，共727人，来自259个家庭，分析这些受访者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长的关系，仍然采用分层回归的方式分析。

针对RQ3a，不同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受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性别和职业状况显著影响电视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相较于女性，男性从事电视多任务行为的耗时明显偏少（p =-6.733，p<0.05）。以离退休人群为参照，职业人群较少从事电视多任务行为（β =-11.164，p<0.05）。

在广播多任务行为耗时方面，月收入和职业状况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其中以无收入群体为参照，500元以下（β=49.388，p<0.05 ）.500-999）u（p =40.500， p<0.05）、1500-2499冗（B=41.904，p<0.05）以及2500-4999元（p=39.397，p<0.05）收入水平对广播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相较于离退休人群，职业人群也较少从事广播多任务行为（β=-22.031.p<0.01），职业人群的电视和广播多任务行为少于离退休人群，可能与其电视和广播接触时长明显低于离退休人群有关。

互联网多任务行为则不受任何受众因素的显著影响。这或因互联网功能的多样性使得网络多任务行为在各类网民中均较为常见，有时上网本身可能就是在从事某种非媒介活动，比如工作、购物等等，因此网络多任务行为的受众特征相对不如电视、广播那么明显。

针对RQ3b，在三类媒介中，只有广播多任务行为受到人格特征的显著影响。精神质人格对广播多任务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B=-1 .4822，p<0.05）。艾森克认为精神质弱的人趋于趟我，同情、关心、合作、高度的社会。研究中精神质对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广播多任务行为的影响，精神质弱的人更倾于广播多任务行为，这可能是由于精神质弱者倾阳超我人格，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更强。家务劳动、个人卫生、开车等行为通常是独自一人完成，而广播通过背景音的介入提供了一种“准社会互动”的功能，满足了超我人格个体在独自一人情境下的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

针对RQ3c，三类媒介的多任务行为均不受闲暇时间量的显著影响。

针对RQ3d，唯独电视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受其他家庭成员的电视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的显著影响（p =0.131，p<0.01）。电视是家庭当中最具有共享性特征的媒介，Meng的研究中就发现共同收看可以显著预测电视多任务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三）影响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时空因素分析

针对RQ4，以是否存在媒介多任务行为为因变量，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特征这两类内在固有的影响凶素基础上，以日期变量、时间段和空间变量作为自变量，评估时空因素对媒介多任务行为的预测力。不同于RQ2以媒介使用习惯为因变量，在RQ3的分析模型中，因变量指向实际媒介多任务行为的概率，这是因为根据Weibull的模型，受众冈素主要影响的是媒介使用习惯，而个体环境因素影响的则是实际具体的媒介使用行为。由于因变量是否存在媒介多任务行为是二分类变量，故在此选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鉴于除了年龄以外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以及时空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因此这些变量均转变为虚拟变量后再引入到模型中。

针对RQ4a，电视和广播的多任务行为均受到黄金周和小长假休息日的显著影响，这两类休息日发生电视和广播多任务行为的相对概率均低于工作日。互联网多任务行为不受休息日因素的影响，这或由于互联网对工作活动的嵌人性远高于电视和广播，后两者的接触行为一般只发生在闲暇时间里，而互联网使用行为也可能在工作中发生。研究发现，双休日发生媒介多任务行为的相对概率与工作日之问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或由于相较于小长假和黄金周，双休日仅放假两天，且前后均为工作日，受众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充分调整行为模式。

针对RQ4b，对电视多任务行为相对作用最强的三个时间段为晚间时段、午问休息时段和早间上班时段，发生比分别为深夜时段的937倍、850倍和275倍，这与受众的电视收视时间特征有关，晚间时段是电视接触率最高的时段。对广播多任务行为相对作用最强的三个时间段依次为早间交通时段、午间休息时段和早问卜班时段，下午交通时段位居第四，四个时段广播多任务行为的发生比分别是深夜时段的101.35倍、60.71倍、59.03倍和57.42倍，可见交通时段较易发牛广播多任务行为。对网络多任务行为影响最为显著的三个时间段依次为午问休息时段、下午上班时段和早间上班时段，72.795倍、60.082倍以及57.316倍，整体而言白天发生网络多任务行为的相对概率高于晚上。

针对RQ4c，住所对电视多任务行为的相对作用显著强于其他场所，在住所电视多任务行为的发生比是在室外场所的35.496倍，这是由于电视是典型的家庭媒介，在住所能接触到电视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场所。就广播多任务行为而言，交通工具的相对作用显著强于其他空间，在交通工具的多任务行为发生比是在室外场所的10.847倍。结合上文对时段变量对广播多任务行为影响的分析，说明广播的交通路途伴听功能十分突出，由交通工具和上下班交通时间构成的时空中，仅提供听觉刺激的广播需要投入的认知资源和注意力较少，作为一种并行行为不会分散过多注意力，这点对于开车上下班的人而言尤为重要。对网络多任务行为相对作用最强的两类空间是工作（学习）场所和住所，发生比分别是室外场所的20.911倍和17.596倍。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受众因素和时空因素两个方面，对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探讨。

在受众因素方面，研究发现性别、职业状况和月收入这三个人口统计学特征、精神质的人格特征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口均媒介多任务行为时长对媒介多任务行为耗时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受众因素对不同媒介的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互联网多任务行为不受任何受众因素的显著影影响。此外，性别因素仅影响电视多任务行为耗时，女性此类行为显著多于男性，关于这一现象，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Fisher从生理角度出发，认为女性的前额叶皮层大于男性，脑部这一区域就是负责多任务处理的，因此女性脑部结构使她们更擅长于多任务并行，而Ellison则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解释，由于女性进化的角色是照顾后代，这种角色使得她们不得不从事多任务行为否则难以生存下来而本研究表明，女性仅在电视多任务行为上多于男性，而在其他媒介多任务行为上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女性并非比男性更擅长此类行为。由于除了用餐以外，家务劳动是与看电视并行时间最长的口常活动，而根据本调查此前的数据分析结果，女性的日均家务劳动时长远高于男性（女性190分钟，男性91分钟），因此女性更有可能参与看电视和做家务并行的活动，结合此前相关研究（ Kreitzman； Bittman&Wajcman；Ironmonger），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男女在无酬的生产性劳动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而导致了电视多任务行为耗时的显著性别差异。

在时空因素方面，本研究用时空因素来间接反映媒介冈素。研究发现，日期、时间段和空间变量对是否发生媒介多任务行为均具有很强的预测力。此外本研究是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人格特征变量的基础上来分析时空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本研究意外发现，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具体情境下的实际媒介多任务行为是否发生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比对媒介多任务行为习惯（即媒介多任务行为日均耗时）的影响更为显著。在Weibull的模型中，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受众因素主要是影响日常媒介使用习惯，实际的媒介使用行为主要是受个体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在实际媒介接触行为的分析巾却发现了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存在显著解释力，这一结果说明对于某种媒介使用行为而言，从总体接触习惯来看，各群体之间可能并未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如果将行为置于具体的情境巾考察，群体之间的类别差异可能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各类群体的广播多任务行为时长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特定的具体情境巾，发牛广播多任务行为的可能性则会因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在分析受众行为时可能需要更多地将情境因素和人口统汁学特征因素结合考虑。

此外，本研究在受众因素分析中发现闲暇时问量这一时问限制指标并未对媒介多任务行为耗时产生显著影响，而在时空因素分析中又发现闲暇时间量较少的工作日发生媒介多任务行为的相对概率高于休息日，从侧面证实了时间限制影响的存在，这两个结论是否存在矛盾？本文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探讨受众因素时是分析其对媒介多任务行为习惯的影响，而在探讨时空因素时则是分析其对实际具体媒介多任务行为发生可能性的影响。麦奎尔（ 2011）指出空闲时间量体现了某一时刻的状况，是影响具体媒介使用行为的一个因素，说明反映时间限制程度的闲暇时间量对媒介多任务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在实际媒介使用层面而非媒介使用习惯层面，因此上述两个结论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