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毛思璐

访谈实录

『《中国青年报》就像一面旗帜，让我奔它而去』

张志安、毛思璐（以下简称“张&毛”）：能简单谈谈您的从业经历吗？为什么当初会选择从事媒体？

谢湘（以下简称“谢”）：我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当时，国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就业分配的去向非常好，中央各部委、各大媒体争相要人。全班65个同学，有28个北京名额。我在学校是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按条件完全可以到中宣部、团中央这样的党政机关，但是我妈妈说，谢湘你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因为你的个性太强了，还是去业务单位比较好。

在工作意向表的备注栏上我主动要求到《中国青年报》工作。1982年毕业，我乘车北上去《中国青年报》，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30多年，从1982年2月报到，到2015年2月退休，整整33年，算得上“从一而终”了。

我成长的环境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挺大的。我的妈妈是武汉《长江日报》人事处干部，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报人的环境里。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左边的阿姨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得者郭梅尼，《中同青年报》一位非常著名的女记者，擅长写入物通讯。她对具有特殊命运的人物都有深刻的体验和独特理解，写出的故事总是特别地打动人。

我家右边的叔叔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叫陈修减，《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来的副总编辑。在我读书的时候，他经常指导我阅读，建议我多看些名人的散文，体会文章的美感和主题的表达。他是报社专职评论员，思想很敏锐，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他在厨房做饭时竞激动地对我说，谢湘，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了，这预示着中国将要发生历史性巨变。

张&毛：是因为成长在报社的环境里，这种耳濡目染的亲切感让您选择了去报社工作？

谢：我们家就是报社的，每天都会看报纸上发表的各种文章，这篇是谢叔叔写的，那篇是徐阿姨写的。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一天，中央台广播，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也是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很快，我就在10月2日《长江日报》一版上读到贾韵谷阿姨写的文章《新校长新作风——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任后的二三事》，备感熟悉和亲切啊！

当时我也可以选择去中央电视台，但陈叔叔坚决反对。他说，电视台的那个活儿，高中生就可以对付，对着镜头讲不了几秒钟，什么都留不下。现在看来，有点缺乏前瞻性，对技术的进步缺乏敏感和信心，但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普遍看法，觉得只有纸媒，才能够体现水平，能够永久保留下来，其他的都是易碎品，过眼烟云。

张&毛：为什么毕业时认准了《中国青年报》？

谢：之所以选择《中国青年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赶上了一个时代。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1978年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如横空出世，令人瞩目，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方面起了旗帜和先锋的作用。

比如说1976年百万群众白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被当时的党中央定性为是反革命事件，将大批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激情宣讲的年轻人抓捕入狱，《中国青年报》最早发呐喊：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当年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也是《中国青年报》最早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家媒体能够直面历史，发出声音，我觉得是很需要思想认识的高度和勇敢无畏的勇气。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当时那种思想化，社会中弥漫红色恐怖的年代，从思想到文化，《中国青年报》是领社会风气之先 这样一种时代的呼唤和感召，让我认为《中国青年报》是最好的报纸，我就应该去那儿，就像是一面旗帜，一个火光，要奔着它而去。

张&毛：到了《中国青年报》以后，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一样吗？

谢：整个报社风气特别好 报社的管理是一流的，对记者的训练是严格的 一年时间内小许出差，不许独立采访，不许独立署名 来报社的第一课是到群众工作部实习，主要任务务是拆剪、阅读、分拣、回复读者来信，日的是让你认真了解报纸的服务对象，当时《中国青年报》对读者的来信能够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要求给读者回信时不仅要认真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包阔政策的、情感的、苦恼的，还要求要注意写信的语气和态度。我那时就觉得我们报社简直好的不得了，真是一份全面为青年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报纸。

『新闻和宣传是不同的，真实更有推动力』

张&毛：看您写过很多教育问题的报道，您是被分配去了科教部？

谢：我不是教育的专职记者，也不接受报社的工作量考核，完全是我的白觉自愿。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经济部，领导看重我有下乡当知青和在工厂当工人的经历。最初，我主要编缉为农村青年服务的专栏——《在希望的田野上》，三年后，也是1985年的年底，被调到记者部做副主任，主要负责记者团队建设。

我去记者部的时候，新闻部老主任丁钢就开玩笑说，“这不等于让一个羊羔掉到了狼窝里了吗？”，因为记者部40多名记者中只有“五朵金花”，绝大部分都是男的，无论年龄、还是新闻经历都要强于我，后来发现“与狼共舞”其实也不错、关键是我们的记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队伍。

张&毛：您在记者部主要负责团队建设，那后来为什么会关注教育问题呢？

谢：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是从1999年开始的，始于我的儿了一当记者其实有时很难照顾到家庭，那时候我儿子马上就要小升初了，有一次去学校接他，班主任老师主动问我，“你孩子的学校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我感觉很诧异，“不是统一进行电脑派位吗？”她说，“什么呀，说是电脑派位，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权力的用权力，有关系的找关系，我们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提前都把学校搞定了，你还是赶快抓紧吧！”

后来我带儿子去小学对面的北京五中（初中部）报名，那是一所公办民助重点初中，招录新生要进行所谓的量化衡量指标，市级三好生或中队长以上干部有加分，可是我儿子只是班级的一个小队长。1998年我带儿子到了武汉的长江抗洪一线。大概足受到我们记者抗洪经历和故事的感染，这年做《科学画报》的时候，我儿子做的很认真，他自己将主题确定为《科学抗洪显神威》，而且模仿报纸的体例，连总编辑署名、报纸刊号等都一应俱全，获得了学校当年科学月《科学画报》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我带着这份作品和证明去交报名资料时，没想到，接待的老师以十分不屑的态度用手将儿子的证书一推，说，“我们要的是市区级的获奖证书，学校的不算！”。从那以后，但凡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什么兴趣班，他就会立马回我一句，“加分吗？不加就不上！”

其实，托关系开几张三好生的证书并不难做到。但是我不想让我儿子产生错觉，我妈妈靠关系能够搞定一切。我本人是做新闻的，我觉得自己做人就应该正派阳光。在根据调查的情况写了一篇《电脑派位剩下谁》反映了这种重点校政策，让基础教育资源分配小均衡的问题曝光之后，我把自己的日光自觉转到关注中国教育的问题上来了。

可以说，刚开始我不过是从很个体的事情才接触教育报道，但后来变成了主动关注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张&毛：您写过的教育报道大量是关于教育政策的，在您看来，教育报道的功能主要在于服务读者，还是推动政策变革？

谢：媒体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服务读者，这是媒体最根本的属性，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服务读者与推动政策变革并不是一对矛盾啊，应该说媒体推动政策变革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度的层面上服务读者，冈为因此而受益的不会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众多的百姓

我们看到，一些已经出台的教育政策其实足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势作为，并小代表社会底层的真实需求和声音。像大面积撤并乡村学校的政策，学校办学条件比较过去是好多了，但是却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他们要送幼小孩子去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读书，甚至要去陪读。有媒体报道，浙江缙云的农民集体下跪，日的是希望把附近一所存在多年的初中学校给他们保留下来。但从前撤并学校有谁听过他们的意见，没有啊。

像《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媒体，我们有非常清醒的意识，潜意识中就觉得我们应该承担对重大政策的审视作用。现在有一种说法，媒体人不要把自己神圣化对这种说法我不认同。观察和呼吁的社会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轻易放弃的，因为社会大众有这样的需求。

对政策提问题和质疑并不是说我们要和政府对着干，其实我们没有把政府当作对手，只足反映客观的情况，希望能够改善和优化一项政策

张&毛：可能有些政府部门还是会觉得媒体在报道这些政策问题时是不友善的，是在唱反调 您在报道中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谢：这种事情遇到很多。当年我的《电脑派位剩下谁》发表后，立刻惹得北京市教委不高兴，就要找我到北京市教委去谈话。不巧，我正好在出差不在北京，只好让另一个同事去替我受过，“挨了噼里啪啦的一顿臭训”。

201l，《中国青年报》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调查北京小升初的情况并进行公开报道后，不光是北京市教委大为光火，分管副市长直接要求报社派分管领导前去“当面沟通”。后在J开学之际，报社又公开报道了暑假期间北京市教委以审查办学资格为名，大面积清理农民工子弟学校，导致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宭境，再度引起了北京市有关领导的强烈不满，他们坚决决拒绝与前次去他们那里的副总编辑再次“沟通”，认为跟这位副总编辑说过的话，不起作用，‘要求换人，最好是总编辑本人直接过去。

还有一件事直接惹恼了教育部长。21世纪初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在东北地区17个乡镇中学做了一个对农村初中生的跟踪调查，发现平均辍率高达43%，大大超过了国家“普九”规划中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我们一位记者根据这项数据写了一篇消息，后来遭到教育部严历批评并直接反映到团中央要求严肃处理，理由是：我们国家已经向世界庄严宣布基本实现了“两基”，这篇报道等于给境外敌人提供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口实。

张&毛：遇到这样的阻力您会怎么处理？要如何选择报道角度和报道时机，才能让这些可能有一定政策风险的报道见报？

谢：如果心里有底，就死打呗 我属于比较的不淑女，敢爱敢恨的那种人，相信事实的的力量，相信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独立判断，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可言，也就没有什么恐惧可言只要是我认定这个事情没有错，我就会尽量坚持报道出来，而不会在乎来自直接领导或上级部门的压力。这方面的精彩故事也不少。

事后回头看，我想发的探讨问题的报道基本都发出来了，什么学前教育的、职业教育的等等，也有高级别的领导直接点我的名，说我是个“很坏的记者”。但是我很坦然，心静如水，一笑了之担心遇到阻力，该发的稿子而不发，这就是自我审查，作茧自缚。

关于稿件的所有争论都是发生在稿件见报以后的，包括我先前提到的农村初中生43%的辍学率，有关部门觉得发这条消息不妥这址你们自己牛皮吹大了，关我什么事？这种虚似的谎言我们宁可不要。对记者而言，重要的是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做功课，只要你确信你报道的是真问题、大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小问题，为什么不坚持呢？

这就是宣传和新闻的区别。新闻就是要讲事实，至于政府出于宣传的考虑有这样那样的做法，但我们觉得真实更有推动力，最终还是会调整和纠偏的。

但自我审查也不是完全没必要，火键是要过自己这一关。在你自己还在质疑中，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妨放一放，没必要抢跑。

张&毛：您是怎么确定这个尺度的？对什么样的报道能发或是不能发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谢：有些教育问题情况还不太明朗不要急于报；或者是得到某些部门的特许参加一些内部会议嘱咐你可以听但不要写的，那一定要信守承诺，不要抢着发，否则你就拿不到下一场会议的门票了。

比如2007年国家正式推出免费师范生政策，教育部每年都有一次专题会议，我丛本部参加了，对各种意见都比较了解 但是我基本没报，后来我更多的时间是与那些师范院校、已经下到基层的免费师范生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我写的关于免费师范生的报道，直到2014年9月才端到报面上。有些教育政策问题，不妨放到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来观察。

此外，一方面你对所要报道的问题和政策要有历史的了解和横向的比较；另一方面，你要确定自己的参照坐标。比如，我从2002年到2008年连续参加了四届由教育部组织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基本奠定了我对高等教育看法的参照标准。所以在组织报道的时候，不管是正面肯定或是批评批判，我心里都非常有底，我的价值观，我对报道尺度的把握是非常清楚的。

『我是带着感情做教育政策类报道的』

张&毛：从业三十多年，您自己印象深刻的采访经历有哪些？

谢：应该是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吧。

2003年非典时期，从广东出现第一例病例开始，北京也很快受到影响。当时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几名男生先后出现了高烧症状。他们住在较高的楼层，等发现疫情要进行隔离时，他们已经搭乘电梯在这栋有着4000多名学生居住的公寓中上上下下多次，整个学校都出现恐慌情绪。据外电报道，消息传出的当夜，学院路一带出现了大批学生“紧急逃亡”的情景。

我是在非典时期唯一一个进入学校的记者，我当时就是特别地想要看看学校里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我想的就是，我应该要在现场。在这样的突发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在现场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还去了与北方交大一街之隔的中央财经大学采访，最后发表了《当“非典”袭击了大学校同的时候——来自中央财大、北方交大的报告》这篇报道，我觉得这就是对那个特殊时期最原始的记录。

紧接着，是6月份就要举行高考。这是中央决定高考时间从原来每年的7月提前到6月的第一年，没想到就遇到了非典这样的疫情。一天，北京《京华时报》记者突然在该报头版头条发出一条消息——《今年高考将如期举行》，这使教育部感觉非常被动，他们打电话给该报领导，说国务院都还没发通知，你们就说高考如期举行，扰乱了考生心理，必须严肃处理。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记者其实是有信息源的，他是在和北京市考试中心的同志聊天时得知的这一消息。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回答高考为什么能够如期举行。在教育部内线朋友的帮助卜-，我找到了学生司司长林惠青的办公室要求采访她显得警惕性比较高，说“你把本子收了，笔收了，不然我就不说。”我答应后她告诉我高考能按期举行的原因是：第一，他们做了高三学、家长、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人觉得不要再拖r，希望能按期举行；第二，召集了各路专家，包括社会学、疾控专家来进行评估；第三，针对非典疑似病例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很多预案，包括在医院病房准备了一个人的考场。经过周密的准备，是能够做到如期举行高考的。

晚上同到报社，我立马将林司长介绍的情况回忆出来，赶写了一篇解释性报道——《高考为什么会如期举行》，独家披露r在大灾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工作依然保持高速运转的情况。稿件见报以后，全国上百家地方报纸争棚转载，上午教育部办公厅就打来电话，代表教育部党组向我表示感谢。

这篇新闻可以说完全是抢出来的，很多时候有些新闻你不做也不会有人问责、追责，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好奇心，就去做了，我想，这就是当记者的乐趣。

张&毛：您写过的报道中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谢：说到我个人比较满意的报道，我觉得应该是我写的关于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一个人和一项资助学生政策的推进》，它用几个不同的场景和历史镜头聚焦了国家推进助学政策这件事和张保庆这个人。

我跟踪报道国家助学政策跟了10年，和张保庆部长特别熟悉，我是被他感动的，他在推动国家助学政策这块真的出了很多心血。 因为对张部长了解比较多，所以在写他的故事时一点都小费劲儿，那些历史镜头和张保庆部长原原本本说的话在文章里都有，虽然很平实，但是绝对都足独家的，别人没有的。

我是带着感情写张保庆，带着感情来做助学政策，对其他的教育政策也是一样的态度。其实可以说说这些事，有很多并不是我分内的事，但你会觉得我们这样的报社有这样的责任，你服务的对象是青年，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权利去做些事情，而且一项好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两个受益，帮助的是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他们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张&毛：看您写的很多教育报道，故事性都比较强，将一件件事娓娓道来，对于教育政策类报道您是如何把握其专业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呢？

谢：教育政策采用的都是概括性的话，是广泛适用并具有普遍性的，但碰到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它就是具体的，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比如说农民上学问题，按照国家的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在规定年龄上学，否则监护人就要承担责任，如果我质疑这个政策有问题，我就会从他为什么不能上学这个问题入手，从对一个麻雀的解剖来解读反映这个政策，这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张&毛：就是说要寻找一个典型案例来解读一项政策或者反映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

谢：光一个特例还是不够的，不具有代表性，后而还需要有数据来支撑，像43%的农村辍学率。数据能让抽象化的概念具体，能较为直观地说明问题。当然对于数据的解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要呈现的不是一个表象的宏观的量，不能单纯堆砌数据，这样就会使得文章晦涩难懂，而要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会有40%的辍学率？是因为家庭贫困吗？后来调查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成了一个只教知识的教育，孩子们读书是为了升学，对于很多农村孩子，这种教育是高深的，他们渎不懂。我们提出要从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进行改革。这样的报道才能是生动的具体的，可看可读的，都是由具体问题引发的

对速度的追求让我们损失了有质量的报道

张&毛：做了20年的记者部主任，在工作中您也会接触到很多年轻记者，您觉得相比于老一辈记者，新生代记者有什么特点？

谢：年轻记者身上有很多优点，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是在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思想活跃，眼界开阔。像我自己是1996年也就说在40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走出国门，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很有新鲜感。但现在很多学生或者从小就和父母在海外生活，或者在高中阶段出国，大学毕业后留学深造，都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他们对于世界文明了解的更多，对很多事情自然有比较高的判断和认识。

他们是与互联网时代共同成长的一代，是信息时代最得心应手，最自由的一群人，像我现在也只是学会了发发邮件、网上阅读新闻什么的，很多技能都不会使用，连菜鸟都称不上。

再有一个，他们更加独立，自主意识更强，他们很少委屈自己，很少凑合，不会忍辱负重去做什么事情。本来，单位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准备提拔他，没想到，他根本就不接受，他正准备下一步去留学或者换一个行当千千。

张&毛：除了性格、思维和观念方面的，在对待新闻工作上，新生代记者有什么特点？

谢：现在年轻人也是蛮拼的尤其是在新媒体创业的年轻人，他们也有一股追求完美的劲头，从讨论选题、到页面展示，总想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很多人每天不回家，吃住都在临时租用的小办公间里。他们代表着新一代媒体人的希望。

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太多了，什么内容都能搜到。我在和纸媒年轻记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如今采取google方式组合式写作的人特别多 新生代记者似乎不太在乎这个稿件是不是独家，是不是原创，是不是美文，在他们的观念中，把信息以及信息的关键词及时报出来就可以了。 在信息时代，新闻显然成了快速的易碎品。

有一次，我要做一个关于第四次修改婚姻法的选题，约了北大一个参与婚姻法修改的专家。因临时通知参加报社党组会，我想找一个年轻记者代我去采访一下。没想到这个记者反问我，“有必要去吗？”她觉得只要打个电话，让那个专家把记者想要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但我始终认为，与被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能是个笨办法，但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在碰撞过程中往往会有意外发现和收获，使你的稿子和别人的不一样。

一个是新媒体时代强调拼抢速度，一个是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大，一些实习记者想要快一点有几篇见报文章作为求职的敲门砖，他们不愿意接难度大一点的，采访时间需要长一点的选题。这也是一个问题。

张&毛：在对自身职业发展的选择上，和对新闻行业的认同度上，您觉得年轻记者和老记者有什么区别？

谢：对我们老同志来说，对报社始终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敬业的状态。我们会这样想，我是在这家报社成长的，我在这里收益很多，我有一种归属感，我愿意回报这里。但现在有的年轻记者，因为一篇出彩文章而有了身价，他可以转身就走，连头都不带回。我常常感叹，世道变了。

最近和一些年轻人交流，发现有一句很能打动并激励他们的话，这就是“发现自己身上的商业价值”。人才有价，而人的潜力不可预估。所以我也在想，也许历史最终会证明年轻人的选择是对的。

张&毛：是不是年轻一代对于职业的忠诚感要相对弱化？

谢：我认为，对事业的忠诚不能等同于对单位的忠诚，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简单用对一个单位的态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职业忠诚度，单位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这个单位领导不值得你尊敬，这个单位的文化氛围不利于你的发展，你为什么不换一个让自己开心、发展更好的地方？

但对于职业的态度，中国人义表现得和老外特别不一样。我去美围访问过，《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全都去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就坐在那里认真处理稿子，是很平常的场景，而中国很多人把记者这个职业，似乎当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地方，十了几年，就会转业到政府机关、企业、网络媒体作公关策划展示，有的人凭着他的媒体经验，做专门对付媒体的人。

我曾在美国白宫采访过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她告诉我，在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老师称赞她的作文好，便立志要做一名记者的。而且她表示，她将穿着红舞鞋离开这个世界。每天甲-上一起来她就会去看各种报纸，然后到白宫去和新闻发言人交换意见，她永远都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提出问题。

这种对职业的忠诚度和恒定性，让人感佩。但在国内，能坚持在新闻行业做一辈子的人要少得多。这里有文化的差异，也有现实的原因。

张&毛：南香红老师曾经说过，培养一个成熟的记者，至少需要十年，但现在记者似乎被认为是一种年轻行业，是吃青春饭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谢：是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都属于“稀有物种”了。2013年我们报社驻湖北记者转行到华中师大新闻学院当老师_了，她一止那个岗位就缺人了。正好，我父母在武汉，年事已高，我想将工作和照顾老人兼顾一下便主动申请去湖北驻站。结果在湖北，我很白由也很自信地出入各种采访场合，但是很多人感觉不白在，“谢老师您来了，我们连桌签都不知道怎么给您怎么摆。”在我眼里，记者就是一个职业身份，我并不在乎自己过去的职务和现在的年龄，但很多人会觉得你怎么还在干记者啊！

『好的记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张&毛：对新闻专业教育您有什么看法，中西方在新闻学的培养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谢：国外和国内新闻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认为新闻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专、他要求你先学习一个专业，如法律、经济、教育、医学等等，而新闻作为专业后的第二学历，主要学习新闻的操作技能。

张&毛：您认同这样的教育方式吗？

谢：我认同这种教育方式。新闻记者粗放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闻发展到今天应该是更强调专业化的，只有专业化的记者，才能在专业领域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同时也没有人有时间有耐心从头到尾把一个行业领域的状况向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记者尾娓娓道来。这就需要更多专业化的记者深入各自的领域去做有深度的报道。

张&毛：新闻教育更应该培养的是新闻理想，还是报道技能？

谢：新闻理想和报道技能的培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首先他选择新闻这个行业，应该说怀有一定的理想，然后在这个理想的激励下自己主动去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对于新闻从业者应有的素质培养，我觉得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一个人从小就应该建立是非的概念，理想的概念，平等、尊重、民主、法制的概念，而不应该是到大学阶段学新闻专业时才来补课。

张&毛：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公民道德素质，您觉得一名优秀的记者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或者品质呢？

谢：我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他必须有很强的思辨能力，阅读过很多书，知道世界发展的走向，能感知这个社会的变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和把握具有前瞻性。

第二是好奇心。周鸿袆最近说过的一句话，叫好奇心改变世界。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当记者的，有些乖乖女就不适合当记者，好的记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

不管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你带着好奇心去发现，或许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独家报道。当你将自己的发现和得到的答案转告给别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传递这种信息的快乐。

喜欢写作也是很重要的。好记者会把写作当成一种乐趣，不写出来会感到痛苦。但是当记者和当作家是不一样的，对记者来讲，更重要的是关注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小资情调和自我宣誓。

再一个就是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尤其是做舆论监督报道，遮蔽与反遮蔽的斗争是必然的，你怎么才能拿到确凿的证据？怎么才能让当事人开口和你说真话？怎么才能将所得到的资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怎么才能在困难的情况下及时拿出有质量和有影响力的报道？怎么才能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个人意志品质的事情。

张&毛：现在有不少论调说年轻人不能吃苦，意志力也不够坚定，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谢：不能绝对化。像我们报社一些年轻的男女记者，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铮铮硬汉，但是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实现采访突破，现场还原，写作能力非常强。像7.23动车颠覆事件件后抢写出《永不抵达的列车》的赵涵漠，她肯定足没有到达现场的，但是她通过电话采访还原了整个事件，让人印象深刻，成为她的成名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富家子弟不能吃吃苦但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一个年轻人的经济状况足够充裕自由时，他的兴趣、志向也会比较明确，也会更加全身心自由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之中。如果他们真正喜欢做记者这件事，他们中间总有一些优秀的记者会走出来的。

『传统好记者干的其实是制作奢侈品的活

张&毛：您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谢：从新闻的时效性、传播的广泛、阅读的方便性、内容的承载量以及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性五个方面来看，新媒体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纸媒的报道即便是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才能见报，但新媒体是实时更新的；在传播广泛性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发行300万份已经觉得很多了，但是一个《穹顶之下》的视频，少说也传播了几千万次。

纸媒的权威性在网络时代被严重削弱，它不再是唯一可以发声的渠道，我刚刚进报社的那个时候，读者来信是公众唯一可以和媒体沟通的渠道，他们要借助媒体的平台和力量来表达诉求，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每一个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上网发声，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今后，可能会是网上的意见领袖来代表公众的舆论，形成民间议题，从而来影响国家的决策。

张&毛：在您看来，传统媒体的消亡是必然的趋势吗？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谢：就像胶卷的自然消亡一样，你能说以前柯达、富士胶卷质量不好吗，不是的，但是当数码相机出来它自然就要被淘汰，这是革命性变革带来的东西，没有办法，没有人挡得住。但是，是不是立刻速死，还需要观察一段。

互联网时代，让民意更加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要更重视民间的呼声。但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发不了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命运需要有人关注，过去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承担了监督政府行为，替弱势群体发声的角色，体现了存在价值。

有两点还在继续体现纸媒的价值，第一，调查性报道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毕竟人们了解真相的需求总是有的；第二就是言论，这是一个思想的市场，所以对新闻从业者来讲，应该更多地积累人类文明的知识，要发出真正有质量的见解，让大家能够看清这个社会。

新媒体虽然时效强传播广，但传播只是第一步，人们还是需要有对事件更深刻的思考。

张&毛：所以您觉得纸媒应该承担这种深度思考的角色？

谢：应该这么说，纸媒也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在纸媒唱衰声音这么强大的背景下，我所思考的不是报纸这种介质是否会消亡，而是必须要有一些人在社会中承担这样的责任，对社会现象做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促进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时，一个单独的个体很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些问题，从这点上来讲，传统的纸媒，作为一个有文化传统的报纸具有区别于其他媒体的责任。但将来由谁来主导替这些弱势群体发声，我还没有想的很清楚。

或许会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或许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不单单是送钱送物资，它也可以一方面帮助弱势群体消除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话题近距离地征求目标群体的意见，作为一种声音反馈。

张&毛：在传统媒体唱衰的大背景下，不少新闻记者都会产生职业焦虑，您怎么看待这种职业焦虑感？

谢：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小颠覆性的革命，现在还会有谁每天早卜等着邮局送报纸上门，每天早晨眼睛一睁，牙还没刷，脸也没洗就打开手机上网。我们传统纸煤的传播方式，注定不抛弃都不行的。

加之现在的社会风气过丁浮躁，人们的紧迫感，惶恐感，功利心都更强一些，这种转型的冲击会带给人一种焦虑感，无法平静下来作思考。其实我觉得尽管大家都在唱衰纸媒，但好的新闻作品还是稀缺的，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沉得下心来，沉得住气去做这样的事情。

张&毛：在这种焦虑感的影响下，坚守的媒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报业精英跳槽去公司，看到《中国青年报》一些优秀记者转型，你是感到否遗憾？

谢：当然是很难过、痛心的。我这次来中大访学，感觉更深，在高校感觉到的新闻危机比我在忙忙碌碌的实际工作中感觉到的更加强烈。我和不少同学做过交谈，只有一个同学明确表示将来还会从事媒体行业。至于原因，我觉得原来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时候，我们一群很优秀的人吸引着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们需要检讨一下现在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张&毛：现在的新闻媒体的环境和您早期在《中国青年报》感受到的有哪些不同？

谢：从报社管理体制来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国企。我刚到《中国青年报》的时候，感觉管理是非常好的，现在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以前很多那种制度性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去认真遵守了，以至于差错、事故常有发生。

还有一点，以前记者舆论监督的稿件一定要核实的，但现在就是抢着先发出去，待到后而慢慢修正，但你会发现后面修正的信息就没有人关注了，人们记住的往往都是第一次发布的信息

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应该要保留下来的好多优秀东西都渐渐流失了、我很认同南香红老师说的，我们现在都成了不可多得的手艺人了，一个自己在不停打磨自己作品的手艺人，当然真的好好打磨出一两件东西也是很有价值、很珍贵的，但它就是奢侈品了，传统中理解的灯记者现在干的是制作奢侈品的活。没有办法，我们可能只能选择这样的个体方式，走入内心深处，走入历史深处。

『纸媒受到政治、经济、互联网的三重挤压』

张&毛：在《中国青年报》30多年，您经历了《中国青年报》发展不少关键的节点，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领引领深度报道风气之先；九十年代冰点周刊带动特稿热潮，您怎么看近些年《中国青年报》的发展趋势？

谢：互联网的出现显示的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青年报》也必须跟着这个潮流走，不可能置身度外而对纸媒的闲境，《中国青年报》这些年也试图在找出路，加强网站建设，尝试做APP，拿出一些版面来与政府、企业和其他单位一起做项目，所谓的跨界合作。工作重点也在加大力度向个媒体转移，并以工作流程的再造和调整内部考核机制为先导，促使记者、编辑积极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

情绪是有传染性的。随着自去年以来一批中青年骨干编辑、记者的纷纷调离，以及外部部分纸煤火规模减版裁人带来的离职潮，报社内部也弥漫这一种不安定情绪。记者、编辑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紧迫感普遍处于心神不定的焦虑心态，在努力拼抢新闻方面比较过去花费的精力显然要少很多，缺稿尤其是缺有质量的好稿件成为一种常态。

张&毛：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青年报》的报纸定位？

谢：现在《中国青年报》没有很好地去做一些关于位和服务对象分析的事情。对青年的问题没有正真很用心地去倾听，去研究他们的需要。其实这些年关于青年文化方面的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像他们的追星，他们的影视观，我们报纸在这方面的报道基本上没有，没有和青年人的生活和观念保持合拍，因为是团中央的机关报，还是有点“端着”。

关于这个报纸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究竟是政经大报，还是政文大报是有争议的 。我比较赞同后者，我们对文化方面还是有太大的空白。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等于要办那么多经济版的报纸。

张&毛：比八九十年代，这其中除了整体纸媒衰落造成的影响，您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谢：当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报社被来自各方面的力量折腾的够呛。

首先是时任领导和北大青鸟合作进行的体制改革，由于双方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合作小久很快分手。其次是“冰点事件”引发的冰点停刊，将最优秀的主编停职，这对报纸内部的文化氛围、队伍建设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报社元气大伤，报纸向市场化转型的积极探索就此中止。

当这两次风波基本平定以后，出于“维稳”的考虑，报社进入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在我印象中，七八年的时间内，报社没有创建新的工作平台，原先采用过的年度考核聘任、中层干部竞聘的举措，也基本停止，年轻人上升的空间和横向发展的舞台受限。

以前《中国青年报》做的好，是基于一批非常优秀的编辑和记者。记得1998年夏天我到《南方周末》编辑部访问，一版主编沈灏当面和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收购你们《中国青年报》记者部，这是一个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非常优秀的团队。当时那批记者对待工作非常专心致志，他们就是想做好记者，就是想写好新闻

其实，队伍是靠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队伍，真正能够具备领袖气质、具有号召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往往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这个报纸才有了灵魂和生气，一旦这些人不在了，所谓的文化就不堪一击了。 现在的氛围比以前差得多了，人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各自为政，没有激情、兴奋和创造。

就拿报纸头条来说，这是体现一家报纸价值观最重要的风向标。以前为上一个头条，每天下午编前会上大家各摆理由，争得面红耳赤。 但现在基本没人去争，爱谁是谁，而且也没确人认为，能上到头条位置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恰恰相反，一版下部的文章、后面版上的文章可能要比一版上面的、头版的还要好。当然这涉及到现有考核制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因为其他版面的主编如果把好的稿件主动提供给了一版头条，到时候自己版面的评分可能就降低了，所以一定要留一手，甚至把好稿藏起来。

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报纸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生存压力，所以在新闻价值上也大打折扣。以前好新闻的标准很明确，现在呢，除了上级宣传部门的指令性计划以外，为发行，可以给这个部门上个头条，为广告，可以那个单位上头条，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就稀释了版面，从而影响了整张报纸的质量。

纸媒现在是受到政治、经济、互联网的三重挤压，已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让领导做到有定力也是很困难。

『我对待新闻的态度是简单纯粹的』

张&毛：33年的从业经历，是什么支持您在新闻岗位上坚持这么久？

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记者这个职业很有意思，每天接触的都是新鲜的事，新鲜的人，你可以亲自参与或见证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你可以跟很多优秀的人对话，你可以用你的报道宣传正义，揭露丑恶，影响舆论，推进社会进步的进程。我曾近距离地见过胡耀邦、胡锦涛、李克强等新老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是记者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和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也是因为助学报道认识的。后来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细读以后才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他个人经历与情感的真实写照，包括当年他考上大学后家中没钱，母亲外出借账不得空手而归面隅而泣以及为送他上学父子夜行八十里地的场景。这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对贫困大学生所怀有的感情，同时也知道他为什么把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看得比天还要大。我想，如果不是当记者，我不可能如此深入地了解一个人。

我做新闻纯属出于兴趣，我享受到新闻带来的快乐，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职业。我觉得我对待新闻的态度是简单纯粹的，现在的年轻人考虑了太多物质的东西，生活所迫，无可厚非，我尽量理解他们。

纸媒的前途确实堪忧，我只能庆幸这已经是我经过了的一个时代。我对纸媒的印象都是美好的。我现在没有转型的焦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干嘛非要跟着焦虑呢。一些年轻人虽然离开了传统媒体，但不代表他们不冉做媒体，他们行走在探索的路上，尝试以一种更适合社会的形式去体现媒体的功能和服务，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做的并不一定要和我们以前做的一样。

张&毛：您对纸媒留下的印象都是美好的回忆，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自己这几十年的从业经历还是很满意的？您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初进入这个行业时的预期吗？

谢：其实也并不是很完美，也谈不上满意，只能说及格吧。我有挺多后悔的事，有我白身的原因，也和报社当时提供的工作条件有关。

就说98年抗洪到湖北嘉鱼的簰洲湾，我们报社记者站没有车，只能让武汉团市委派个车送我去。当时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洪水把她家冲垮了，她侥幸爬到一棵树上紧紧抱着树干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解放军用冲锋艇把她救了出来。我很想去找这个女孩儿，但陪同我过来的团干部劝说快走吧，他们觉得我是北京过来的，像领导人一样，看一看，转一转，就行了。他们不知道作为一个记者听到这样的事情，内心会有怎样的冲动。结果，我随他们的车回到市内，晚上打开电视，一眼就看到那个叫江珊的女孩的报道，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虽然报社没有人知道我当时就在水灾现场，但同时我也听到了这一线索，却没有坚持留下来发出报道，这是很遗憾的，每每想起来还是很白责。

记者是为新闻而生的。当然不希望与新闻擦肩而过，但是有时候难免会错过导致遗憾。记者必须要有抢新闻的意识，24小时像雷达一样随时监测搜索新闻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抓住它、呈现它。在新闻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这是好记者的重要素质。

我比较大的遗憾就是过早地进入了管理岗位，而管理就是要拿出时间来作服务，没有在最好的年华做—个优秀的记者。

张&毛：今年2月份，您从报社退休，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关注教育问题吗？

谢：我觉得还是会看一看，写一写，有些教育问题应该也还会继续关注一下。因为我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中国而教”等民间智库和公益组织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常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和问题讨论。报社教育报道的事儿一股就小深度参与了，一般来说都有专门的跑口记者，分管主任也都很有水平和能力，不要因为我的出现影响他们的工作。

退休下来有很多可干的事情呀，譬如说阅读，以前常常在路上，很多很好的书买了，收藏了却没有时间读，现在可以补补课。这次来中大访学，因为要准备给学生介绍“我的报社我的记者”，我将手头从前搜集的一些资料重新酬阅了一下，突然激发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去撰写《中国青年报》的报史。

目前，我算是复刊以来在《中国青年报》 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老同志退的退，走的走，年轻同志受大环境影响，心神不定，而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具有定力，这是我可做可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