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雨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2;2.南昌理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330044)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内需不足的困境，我国最终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逐步上升到1981年的67.1%，随后处于长时期的下降通道，2012年最终消费率仅为49.5%，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2年的36.0%。内需不振表象下涌动的是生产要素的错配乱象，劳动力、资本面临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一方面，火热的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的推动作用，2002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率由37.8%逐步攀升到2012年的47.8%，经济增长表现出对资本的高度依赖特性。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力最为丰富的国度，却频发“民工荒”寒潮，加剧了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争夺战”。［1］生产要素的配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扭曲?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攻方向是调整经济结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型、劳动力密集型增长为集约型、技术密集型经济增长。这也引发我们的思考:资源配置扭曲是否和资源价格及更为微观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变迁休戚相关?

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增长方式、生产要素报酬、要素禀赋等角度对经济结构调整、要素密集度变迁开展了有益研究，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均是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生产要素按其边际产出获得报酬，然而现实发展却与理想相悖。［2］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放弃了同质性劳动力的假定，并将劳动力划分为“熟练劳动力及非熟练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及低技能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