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宁，丁清旭

(1.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昆明650091;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资源学院，北京100083)

一、引言

我国吸收FDI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弥补“两缺口”到持续多年的“技术换市场”和“扩大国际市场”两个阶段。从2015年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仍然可以明显看出:鼓励“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的FDI，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对于出口导向型的FDI，我国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贸易溢出效应相当明显。我国对外贸易数据和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点。对于技术导向型的FDI，我国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存在较大差异。江小涓(2002)、［1］袁诚和陆挺(2005)、［2］王红领和李稻葵以及冯俊新(2006)、［3］林进智和郑伟民(2013)［4］等学者的研究肯定了我国吸收FDI的技术溢出;而何洁(2000)、［5］沈坤荣和耿强(2001)、［6］王 飞(2003)、［7］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8］黄菁和赖明勇以及王华(2008)、［9］张宇和蒋殿春(2008)、［10］时磊和田艳芳(2011)、［11］汤大军等(2013)［12］等学者的研究质疑了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效应取决于溢出路径。总结FDI技术溢出的基本路径就是两条:一是学习－模仿－创新;二是竞争－创新。“竞争－创新”在非两缺口(无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条件下，与国内其他投资没有太大差别，其他投资也能够促进竞争。因此，在非两缺口条件下，FDI技术溢出的关键路径是“学习－模仿－创新”。学习和模仿什么呢?只有FDI所包含的技术比国内先进，存在技术差距，才可能进行学习和模仿。关于FDI质量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朱晓菁和韩福荣(2007)明确提出了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两个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