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稳态发展探究——基于虚拟资本价值运动

2015-11-10梁永郭邵秋丽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梁永郭，邵秋丽

梁永郭，邵秋丽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是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进行的，重温他的经典论述仍是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重要途径。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体。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致使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积累了诸多问题，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时代，中国要坚持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原则，促进“虚”“实”经济的耦合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稳态发展的重要保障。

价值运动；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阐述，在金融危机频发之前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过多关注。由于对危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角去研究当代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国内学者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角下对经济进行的研究逐渐形成4个理论派别（价值论、系统论、二元人本论、金融论[1]），主要学者有：刘骏民、成思危、林左鸣、李扬、易纲、刘金全等。国外进行研究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主要有：“结构的凯恩斯主义学派”明斯基，以《每月评论》为论战中心的福斯特，以科茨为代表“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实现“虚”“实”经济的耦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价值运动的经典阐述

马克思是第一位真正站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虚拟资本进行科学的阐释的学者。在《资本论》第三卷25章和29章，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产生、内涵以及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但是基于我们的主旨在于对美国经济进行研究，我们将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对虚拟资本价值运动的分析。

1.1 运行动力--加速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

我们要认清虚拟资本的本质就必须从资本发展历程开始。资本证券化的驱动力是内生于资本运动本身的，从18世纪末开始，资本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形态转化。18世纪末资本的主要形态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19世纪末金融资本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的主要形态由产业资本逐步转化为金融资本；20世纪末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国际金融资本。当代形式各异的虚拟资本作为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代金融资本的集中表现形式，逐利本性就是它运行的根本动力。

虚拟资本扩展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范围，是资本主义加速瓜分剩余价值的得力工具。这是因为，当金融市场具有流动性时，每一个稳定的收入流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的回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虚拟资本的形成过程是收入资本化的过程[2]任何一种收入都可以被资本化，资本就会拥有更多的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资本获取利润的领域从资本发行的一级市场扩张到资本流通的二级市场，这样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各种证券的频繁交易实现的。

希腊学者迪米萃斯·P.索提罗波罗斯支持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从货币资本和职能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当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他指出，美国现有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能使资本掠夺更多利润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残酷的剥削[3]。事实上，资本家对虚拟资本的过度追求是源于资本对的剩余价值的追逐，这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企业主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别，也只是量的不同。资本的金融化加强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控制，强化了剥削的程度。

1.2 运行机制--投机本性驱动的自我膨胀

虚拟资本起源于现实资本运行本身的需要，它一经形成就有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首先，虚拟资本的实质是一个对未来将产出的剩余价值索取权的承诺。虚拟资本的存在与交易双方预先设定的存续期限以及未来赢利能力的预期有关，与真实资本的价值并无直接的关系。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其与最初产生它的实体资本几乎完全脱离关系。这将导致虚拟资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虚拟资本仍然存在，并成为金融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比重。

再者，缺乏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资本只能局限在某个固定的车间和装备，以实体产业形式存在的财富，使得资本家时刻要面临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而被侵蚀的风险，也要承担资本家生产的产品是否能顺利过渡到货币的风险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惊险的一跳”。事实上，资本家并不愿意承担生产中的各种风险，在资本逐利的内在驱动下，通过投机的形式在短期内谋取暴利，才是资本家们更热衷的方式。资本的形式从实际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为资本家提供了更为安全的投资方式。在具备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在投资的项目面临危险的时候可以随时变现为货币，这样资本仍然是安全的，而各种生产中的风险仅仅由劳动者去承担。

一定程度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成思危教授要将虚拟经济定义为“钱生钱”的经济[3]。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一般公式G-W-G'的背后,资本逐利和贪婪的本性驱动着货币跨越商品这一中介，实现货币直接产生货币，即G-G'[4]倾向（见图1）。按马克思主义虚拟资本理论的观点，资本的逐利本性带动了以证券化资产为主要代表的虚拟资本的无节制扩张，从而导致大量过剩的虚拟资本到金融市场谋取暴利，挤占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货币在市场上的份额。股票市值的非理性上涨和房地产领域的泡沫剧增，虚拟经济领域的非理性繁荣最终会侵蚀实体经济的根基，甚至诱发经济危机。

工业企业资本运动商业企业资本运动金融企业资本运动

图1 资本运动的三种形式

2 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在上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以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融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标志。然而，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致使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多问题，新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态势疲弱，加之美国新经济战略的全面实施，这一系列问题更为突出。

2.1 中国实体经济现实困境

2.1.1外需层面

从外需方面来看，受内部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我国外需力度降低的趋势逐渐明朗。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行将耗尽，国内工业化发展遭遇瓶颈，缺乏新的增长点，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见图2），加之新兴经济体在成本方面的挤压，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不断上涨。受到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都选择“勒紧裤腰带”缩减日常消费。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为增加本国就业，发起“再工业化”高潮，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诸多因素致使我国出口压力增加。

图2 根据中国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

2.1.2 内需层面

从内需方面来看，我国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低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内需、高储蓄一直是我国经济显著特点，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趋势更加突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居民的储蓄率远远低于西方福利国家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房价更挤占了居民的消费，使得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之后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水平大幅度提高（见图3）。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一直低于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使得我国经济内部基础薄弱，对外部的依赖程度较高。

图3 中国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得到

2.2 中国虚拟经济现实困境

2.2.1国内融资结构

从国内融资结构来看，社会融资结构的失衡有增无减。投融资工具的单一，资本市场的不健全，都使得国内巨额的储蓄资金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资金，在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却产生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是充足的，货币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却在2013年爆发了“钱荒”事件，过剩的产业资本的无法通过正常的资金循环系统进入实体经济，亟待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和中小企业资金来源匮乏。

2.2.2金融市场风险

从金融系统性风险来看，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后时代的深度调整期，地缘政治动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分化趋势明朗，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国债券，美元价值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2008年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巨额地方债务，游离在金融管辖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都使得我国金融市场风险加剧。

3 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势在必行。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即将迎来“十三五”重要过渡年。

3.1 实体经济层面

3.1.1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是增加外需的重要途径

中美经济失衡是基于两国特殊的经济结构，短期内可以实现利益互补，但是长期看来则不可持续（见图4）。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逐渐消失，长期依赖对美国的出口以及海外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技术进步，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势在必行。为了应对美国区域一体化和“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利用WTO规则和法律，协同企业积极应诉，主动参与贸易规则制定；有针对性地调整对美国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降低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促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美国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战略动向，结合自身优势，重点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合理转移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真正转变我国旧有对外经济模式的根本措施。

图4 中美经济结构与经济失衡

3.1.2 压缩房地产泡沫是稳固内需的重要途径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全球经济复苏走势疲软的背景下，内需与外需的不断萎缩，房地产行业的过剩情况尤其显著。购房支出构成了我国居民一项重要的消费支出，房价的上涨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直接削弱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居高不下的房价是我国内需力度降低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行业对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动性产生了挤出效应，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同时房价上涨直接推动实业用地成本的上涨（见图5），实体企业为了保持必要的利润率，必然要提高产品价格，这间接造成了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侵蚀着内需基础。从某种程度讲，内需的弱化是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膨胀造成的，压缩房地产泡沫是提升本土需求对经济推动作用的重要环节。

图5 中国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得到

3.2 虚拟经济层面

3.2.1资产证券化是调节国内融资结构重要途径

我国在2012年再度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这是与国际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接轨，也是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有关要求，是积极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风险的不稳定性加剧的重要举措。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具有转移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功能。一方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规模的比重，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另一方面，可以缓解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动性错配的问题，提高资金周转率与使用效率，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局面。我国应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强制风险自留，严控道德风险[5]，加强信贷资产的信息披露，提高信用评级的可信度，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会计、税收环境，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新的融资途径，实现虚拟经济资产证券化服务实体经济。

3.2.2人民币国际化是积极应对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从虚拟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虚拟经济处于初期阶段，金融危机虽然带来惨痛教训，但是资本市场放开、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应该切实结合国情，遵循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则，来寻找金融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应努力争取加入主要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网络，尽早与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格兰银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努力发展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以人民币为主要币种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伴随经济的发展产生出为之服务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产生以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为基础，虚拟经济根源于实体经济同时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体。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使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积累了诸多问题，加之国际经济复苏疲弱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逐渐明朗，如何有效地走出困境在于：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各自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另一方面，要坚持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原则，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促进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