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滨

亚投行启行
——我们未来的路

文/胡滨

2015年6月29日，经过2年多的努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协定》批准生效和全面做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协定签署并不代表着亚投行马上就能宣告正式成立。此次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正式签署协定的是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其余7个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这也意味着，亚投行有望在今年最后关头正式亮相世界。随着亚投行在不远未来的正式成立及已经写入日程的正式运营，这个以中国为首、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的崭新的多边开发机构，将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方今世界，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而世界各国在当前全球化经济环境下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8万亿美元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两家银行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的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的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项目是有难度的。

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2012年同比增长17.6%，创下了878亿美元的新高。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更快地走向国际。但亚洲经济体之间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2013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苏西洛对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出了积极回应。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东南亚时，紧接着再向东南亚国家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

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会议。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和工作计划、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的组建方案、工作程序等事项，并为正式启动亚投行章程谈判做准备。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了接纳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程序和规则。

2015年1月15日至16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会议对临时多边秘书处首席律师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会议决定有意愿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的国家需在2015年3月31日前正式提出申请，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即可参与亚投行筹建进程。各方计划在数轮磋商后，于2015年年中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

2015年3月30日至31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艾博拉特.杜萨耶夫共同主持，2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金立群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展情况。会前，多边临时秘书处举行了研讨会，就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问题向各方做了专题汇报。

2015年4月27日至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55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因故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欢迎德国、意大利、法国、伊朗、阿联酋、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西班牙、韩国、奥地利、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澳大利亚、埃及、挪威、俄罗斯、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和波兰2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新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取得显著进展。

2015年6月29日上午，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文莱、中国、埃及、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在所有签署协定的国家中，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已占四席，G20国家中已占14席，西方七国集团已占四席，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亚投行；按洲际划分，亚洲34国，欧洲18国，大洋洲2国，南美洲1国，非洲2国，总计57国。这表明未来的亚投行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投资银行。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下一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

根据《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经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初始认缴股本中实缴股本分5次缴清，每次缴纳20%。目前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

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协定》规定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

亚投行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除《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均需要以超级多数批准，吸收新成员则采用特别多数原则批准。

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理事会另有规定。其权力包括理事会的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年度计划和预算、视情成立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每个财年的账目等。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除《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董事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其中，董事会制定主要业务和财务政策、向行长下放政策及项目决定权需不低于总投票权的四分之三多数批准。

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

未来的亚投行将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

在《协定》框架内，未来的亚投行将按照稳健原则开展经营。其主要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其中，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包括法定股本、授权募集的资金、贷款或担保收回的资金等）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两种业务可以同时为同一个项目或规划的不同部分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财务报表中应分别列出。银行可以向任何成员或其机构、单位或行政部门，或在成员的领土上经营的任何实体或企业，以及参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或区域性机构或实体提供融资。在符合银行宗旨与职能及银行成员利益的情况下，经理事会超级多数投票同意，也可向非成员提供援助。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开展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进行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的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由此可见，亚投行将对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亚投行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亚投行能够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其次，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并改善就业。

再次，亚投行通过提供平台将本地区高储蓄率国家的存款直接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本地区内资本的有效配置，并最终促进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尽管亚投行尚未投入运营，但其已经有了第一个投资目标，“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利好消息让人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稳健步子，这一切是世界对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认可。中国社会必将从局面的不断向好转变中收获信心，也积累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发挥中国作用的经验。亚投行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经济发展，更加体现了一种大局思维，让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受制，也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一个档次，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推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化接轨，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亚投行不仅仅是一个“修桥”和“造路”的机构，更能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亚投行会帮助亚洲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亚投行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这也体现出中国尝试在外交战略中发挥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更值得期待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方便人民币“出海”。

虽名为“亚投行”，其创始成员却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这一倡议获得了全球认可，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了一股“亚投热”。纵观亚投行诞生过程，中美外交“暗战”、“交锋”、“对决”等说法，频现于各大媒体。而各方受内政外交因素影响，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各异。亚投行倡议的成功实现，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事件，最终结果也显示出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

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

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