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求实

走自己的路让“中国崩溃论”彻底崩溃

文/ 求实

不久之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公然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最近围绕“中国崩溃论”不断出现新的叫嚣，就在几天前，美《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

沈大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经对中国体制做过一些“正面解读”，因而常被划入美国的“对华温和派学者”。近一段时间他开始激烈批评中国，成为美国学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点。其实不管沈大伟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他在晚年阶段对华认识有了激烈变化，这都将被证明是他学术研究的败笔。因为所谓“中国崩溃论”早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子虚乌有、无病呻吟。

在外界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下，国人应冷静判断自己国家所处的位置，既不要自我膨胀也不要妄自菲薄，而更加要警惕来自国外学界政界对社会主义中国投来的意识形态武器，时刻不能放松。

所谓“中国崩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较大争论有过四次。第一次是199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第二次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泛起一股“中国威胁论”，已经直接影响西方大国的对华政策的重新制定；第三次是去年开始出现的“中国崩溃论”，无限放大中国目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得出草率的结论；第四次则是所谓的“中国统计水分论”。在这其中，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贸易大国、政治强国地位的不断巩固，“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学界喧嚣尘上，并迅速蔓延至政界，成为西方国家攻击、污蔑我国政体和国家战略的又一面旗帜。

早在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疑问。

罗斯基的观点本是学术界的一家之言。这在有“学术自由”的美国大学里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当时他的观点并非主流，所以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风水轮流转，罗斯基的观点在被忽视一段时间后，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把他的观点重新炒作起来，其原因是西方舆论此时已经改变了风向。在“中国威胁论”并没有产生某些人预期的效果后，他们突然发现，罗斯基的观点符合他们的期望，即“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

在这一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他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警告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

最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章家敦并不是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他只是根据一些并不完整的数据，经过推理“论证”，得出这些荒唐结论。

大概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只是质疑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不真实或出了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因此“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提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国会甚至为此专门举行了听证会，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大谈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些人力图使人相信，中国并不如前一段时间宣扬的那么繁荣昌盛，中国正在崩溃。

综合来看，所有这些唱衰中国的言论并没有其确凿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数据，所谓“中国崩溃论”这一论点的绝大多数论据都是主观臆测和经过歪曲、扩大、甚至是虚假的概括，而这些谬论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五：

首先是学术上以偏概全的结果。中国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虚报统计数字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的国有银行也存在呆坏账，对这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掩盖，而且正通过体制和法律改革的途径加以解决。但这些问题有多严重？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需要有客观的数据和准确的分析。知名经济学家任若愚指出，罗斯基的结论过于简单和草率。事实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统计体系的状况是很清楚的。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做到GDP数据的百分之百准确都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GDP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持，而不是虚假的数字。罗斯基因学术上不够严谨，推出了错误的结论。至于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他的文章，就已经超出学术问题的范围了。至于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更是荒谬之作。章家敦原本是个律师，并不是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根据一些过时的、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数据进行推理“论证”，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是虚伪的。而现在正在积极“唱衰”中国的沈大伟，他的新的“中国崩溃论”从学理上看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在日前更被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直斥为“胡说八道”，由此足可见其荒谬。

第二是“中国威胁论”的破产。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舆论一反常态，对中国改革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加褒扬”，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甚至断言中国到2015—202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经济强国。对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炮制了种种“中国威胁论”，诸如经济的威胁、军事的威胁、文明的威胁、人口的威胁、粮食的威胁、环境的威胁、资源的威胁等，并竭力描绘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所带来的混乱和灾难图景。然而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一贯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给世界带来威胁，反而对亚洲及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及时向受害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财政援助，对受害国尽早摆脱危机、走上经济复苏道路产生了积极效应。随着中国的发展给亚洲国家及世界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消除了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心理。鉴于“中国威胁论”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进入新世纪后，西方舆论变换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借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大肆散布“中国崩溃论”，以达到“唱衰”中国的目的。

只要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只要中国与世界关系进一步密切，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就会继续存在，新的奇谈怪论就会不断涌现。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既要正视这些论调，妥善应对，避免谬论、偏见以讹传讹，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但也不要过于敏感，草木皆兵。每种论调虽反映了一部分人的认知，但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叫一叫可能就最终会销声匿迹。中国应学会如何有效应对，在坦然面对各种论调中走自己的路。

第三是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西方一些人的头脑里，冷战胜利证明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正确，任何事情，按照西方意识形态去做才能做好，否则都要失败。但偏偏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符合这一思维逻辑。当出现了与其思维逻辑不符的客观现实时，他们不去反思这种逻辑是否有问题，而只是认为：事实是错误的，中国的统计数字是虚假的，繁荣是虚假的。他们没有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没有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有众多人口和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大国，其发展决不是任何模式可以套用的。

第四，霸权主义心态膨胀。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膨胀。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美国自然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其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患上“对手缺乏症”，找不到谁是敌人和挑战者，于是以“反恐”为由进一步拓展其世界霸主地位。而中国崛起代表的新兴力量，其发展潜力难以估量，美国国内的一部分人因而认定中国将是其国家层面的主要对手。要打败中国，就只有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自行垮台。

第五，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看似是反转的两种观点，但都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人士冷战思维的延续，他们既看不惯中国的政体，也无法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然成为其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宣扬“中国崩溃论”的目的就是要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打击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自信，阻吓外国投资者进入，阻挡中国投资者走出，以达到延缓中国发展、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沈大伟在提出“中国崩溃论”后，在其他一些场合又进行了各种解释，尽管分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结论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耸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沈大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中国2010年以后的改革发生了转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够控制中国的改革进程了，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他认为，中国“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中国共产党——作者注）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那么中国共产党真的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并最终会导致像苏共那样的命运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答案就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6年尤其是领导改革开放36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历程进程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完全有能力把控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且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还是追求目标方面，都与西方选举型的政党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在领导中国改革、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中体现出来的进取意识、忧患意识、人民意识，使中国共产党在履行执政使命的过程中，走得比西方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更远更稳。

一是进取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党，并且是一个有能力把理想追求付诸实施的党。新中国成立后，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党领导制定社会发展的规划及落实上。在执政之初的1953年，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党就领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通过此后的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布局，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确定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宏伟目标。为落实这个战略，从20纪80年代以来，党领导制定了六个五年发展规划，展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探索和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66年来，这些目标和规划的实施不但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而且取得了卓越成就。2012年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构想，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进取意识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二是忧患意识。中国有句俗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执政道路能走多远。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党。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种历史担当。面对改革开放36年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依然头脑清醒，提出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和“四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措施之严厉、力度之大实属罕见，而这一点一定会助推党的执政之路走得更远。

三是人民意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朝代更替得出的政治智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深谙其中的道理。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能始终保持执政的地位的重要原因。早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人民在特定时期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工具，党没有丝毫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改革开放之后，每当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党就会更加强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使群众明白困难之所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凝聚民心与党一起前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年，历史也一再说明，什么时候党的工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就缺少动力；什么时候党的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就相对顺利些，即使遇到一些难题、犯一些错误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迈向新的目标仍然是从倡导走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的。因此，改革的措施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规划了落实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改革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政治领域的改革举世瞩目。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改革的权力运行模式和工作方式。而强力“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行动，无疑也是在为不断净化中国政治生态环境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今后的改革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

今年上半年我国审批通过了四个国家级新区，这些新区的建立将大力促进经济增长。2012年底我国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国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一个具体步骤。自贸区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金融等领域扩大开放。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协定的正式签署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上了新的台阶。中国正在实施的“一路一带”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也将进一步合理调整国内国际经济布局，应对世界主流经济强国的挑战。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带来了巨大红利，开放释放了巨大活力，社会主义中国，从硬实力到软实力，正在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而崛起，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在事实面前早已不攻自破。但即便如此，被当作西方意识形态武器而反复拿起的“中国崩溃论”依然有其市场和破坏力，它如实反映了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国际角色认知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崛起是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是在国内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存在一些问题的背景下崛起的，因而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从不同角度会解读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崛起如同一头大象，国际社会是盲人摸象，往往都不能窥其全貌，抓住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或成就随意引申，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另一方面，面对中国日益崛起，各国因为处在不同的角度、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因而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的期待，希望搭顺风车；有的嫉妒，心怀不满；有的感到威胁，力图防范甚至阻遏。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看法和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只要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只要中国与世界关系进一步密切，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就会继续存在，新的奇谈怪论就会不断涌现。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既要正视这些论调，妥善应对，避免谬论、偏见以讹传讹，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但也不要过于敏感，草木皆兵。每种论调虽反映了一部分人的认知，但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叫一叫可能就最终会销声匿迹。中国应学会如何有效应对，在坦然面对各种论调中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