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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初医家王宏翰被称为中西汇通第一家，其著作有18种之多，但至今存世的仅有5种，各书中均有其接受西学影响之内容。《性原广嗣》现为孤本，是一部受西方性理学影响的关于性命本原及嗣育胎孕的专著，元热元湿理论、胎生理论以及融入西学的语义环境等是本书接受西学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性原广嗣》；王宏翰；孤本；西学

《性原广嗣》为清初医家王宏翰（字惠源，号浩然子，1648-1700年）所撰著，是一部受西方神学、性理学影响的关于性命本原及嗣育胎孕的专著。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性原广嗣》属孤本，存于云南中医学院图书馆。

王宏翰处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背景下中西两种文化碰撞与选择的时代。王氏在中医发展史中的地位并不耀眼，其显著的身世标签为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中西汇通第一家、中西医汇通事业的开拓者。由于王氏存世著述不多，或留存下来的孤本能见者有限，因而未被引起足够的关注。中国近现代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范适）先生是最早研究揭示王宏翰事迹与贡献的学者，于1943年著《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是此前西医入华史研究之总结，此书2012年经牛亚华重新校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卷一之“传略下”有“王宏翰传”，卷九“反响”有专条“王宏翰与西洋医学”，为研究王宏翰提供了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明末清初时期的医学、史学、宗教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史料陆续披露，学者进一步考证分析、补充纠正，涌现了新的成果，如祝平一、徐海松、董少新、马智慧、李素云、杨奕望等均作出了重要研究，从而对王宏翰这位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日臻全面和客观。

1 《性原广嗣》与王宏翰之它作

据范行准先生记载，王宏翰著作共有15种：《医学原始》4卷（1688年），《性原广嗣》6卷（1691年），《乾坤格镜》（亦名《乾象坤图格镜》）18卷（1691年），《四诊脉鉴大全》（后简称《脉鉴》）9卷（1693年），《古今医史》7卷（1697年，续增2卷，附录1卷），《古今医籍志》12卷，《急救良方》1卷，《本草性能纲目> 40卷，《方药统例》30卷，《伤寒纂读》9卷，《刊补明医指掌》10卷，《女科机要》9卷，《怪症良方》2卷，《寿世良方》3卷，《天地考》9卷。经徐海松考证，另还有《幼科机要》5卷、 《针灸机要》9卷及《病机洞垣》。马智慧考证无《针灸机要》，补《辟妄》。因而得知王氏著作共18种，前5种今有传本存世，其余均佚。

就现存可考资料，《医学原始》《脉鉴》《性原广嗣》《古今医史》（抄本）4部书作，在内容中均相互提及，表明各书刊传情况颇为复杂，均非一时一次刊刻或抄传，时间相互交叉。如《医学原始》在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自序完成之后应有续订本，传为4、9、11卷本；《性原广嗣>疑有王蒲村本和王宏翰本；《古今医史》后二卷当为续增，因内有“王宏翰传”，必为后人增补。以云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孤本《性原广嗣》为据（见图1。原书封面残缺），进一步考证相关存疑。

《脉鉴》（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所列“浩然著集书目”中，将《性原广嗣》列入其中，为5卷。但王宏翰在《古今医史》（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中对其祖父王国臣介绍时，一并介绍了国臣之子、宏翰之父王蒲村，“子廷爵字君惠号蒲村，承父学……著有《性原广嗣》书六卷行世”，对于父子同为一书之作者，范适及后世学界推测可能因二人为同族父子，宏翰对其父作进行删改后换名为已作，这个推断是否准确呢？查《性原广嗣》书中王宏翰自序年代为清代康熙三十年（1691年），全书共6卷，卷一至卷五署名为王宏翰著辑（与《脉鉴》一致），卷六标为蒲村原辑，王宏翰续订；全6卷均宏翰4个儿子王兆文、王兆武、王兆成、王兆庸校订。全书卷三、卷六共3处提到“蒲村日”，显然是以区别于诸家之言而强调；且各卷共29处出现“宏翰日”字样，也显然为作者强调自己观点的语气或按语；该书还有4处提及《医学原始》，足以证明《性原广嗣》的确是王宏翰在其父作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

但新的疑问又随之产生，且有3处。《性原广嗣》被列在《脉鉴》中，而《脉鉴》也出现在《性原广嗣》中，卷五“余有诊分男女脉法一卷，在《四诊脉鉴》中，可参看详解”，经查《脉鉴》卷八确有此内容。《脉鉴》在康熙三十二年成，《性原广嗣》在康熙三十年成，二书的时间孰先孰后，为疑其一。《古今医史》自序于康熙三十六年，是在王宏翰康熙三十年完成《性原广嗣》著辑署名6年之后，但作者仍将此书归于王蒲村所著。若以尊重或肯定先父之高见来解释，尚可理解，那么《性原广嗣》原书中为何又只有卷六署名为“蒲村原辑，王宏翰续订”呢，难道卷一至卷五不是蒲村原辑吗？此疑其二。《性原广嗣》其中有4处提及《医学原始》，而《医学原始》也在卷一自注中提及“参看《性源》《脉鉴》”，又是时间上的错综，此疑其三。对于第三点，徐海松认为可能是《医学原始》有续订本，至少在《脉鉴》自序康熙三十二年之后。总之，王氏所存著书的年代及版本显得格外扑朔迷离。

纵观王宏翰论著，涉及医史医理、经脉针灸、四诊脉学、妇科儿科、方药本草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原始》和《性原广嗣》二书上引《内经》《难经》、下讫宋元诸家之说不下40余家；《古今医史》介绍评价了自五帝至明代共292家。尽管王氏大部分著作已无存世，但仍可断定他博通经史，精究医理，勤求歧黄，广览前贤，直言不讳，匡正时弊，纠正谬误。王氏已佚著作无从可考，就其现存著述来看，相互佐参、相互补充、相互引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医学原始》和《性原广嗣》，其内容紧密关联，若非书名不同，甚至可视后者为前者的续篇，力图借西学之“外力”，融会天学与儒学、性学与医学，探寻天、地、人、神之关系。

2 王宏翰家族接受西学之影响

王宏翰居儒学世家，隋末大儒王通之后裔。宏翰家族三代均接受西学之影响。《乾坤格镜》序云：“先大父仰庄公，明经老儒也……后晤同学文定徐公讳光启者讲授天文性学，得昭事之理，明宇内惟火、气、水、土四元行之本……此致知格物之理，而道之大原，真出于天也。”可明确知道大父（祖父）仰庄公（王国臣）接受了西方“四元行”理论。《续增古今医史》中亦有介绍其祖父王国臣和父亲王蒲村： “王国臣字仰庄公，云间华亭人也，性端方好学，兼精医理，士大夫重之，子廷爵，字君惠，号蒲村，承父业隐居蒲溪，更明天文度数，超彻性学，博精医理……咸称神医。”《性原广嗣》也多处提到王蒲村，如卷六“蒲村日：伯高所论，乃具形骨骼之五端，可以知寿夭之机，此先圣之确论，但具形之内，寿夭之故，归有二端，即元热元湿是也。人之肉躯，内含火气水土之德，即具燥热寒湿之情”。“元热元湿”是西方病理学理论，由传教诸书《性学桷述》等入华引见，说明王蒲村读过西书。据此而言，牛亚华校注《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称“接受西学之医家当数廷爵为第一矣”。。王蒲村接受西医思想的证据在《性原广嗣》中还有另一处，卷三“月经有禀质之异胎孕有变常之理十二论”中，论双胎生成原理时强调：“我父蒲村公日：此双生有二，有一产双生者，而胎胞有二种焉，或一产一胞内二子者，或一产两胞二子者，然一胞双生者，其子生则同生，夭者同天，或前后略参差也，若一产两胞双生子者，则年寿不能相同也。”宏翰紧接着又说道：“以上诸论，皆格致之理，乃泄造化之至理，发前人之未经论及者也。”

以此可知，王氏三代均习儒而精医，深明致知格物之理。王宏翰著作中之“四元行说”“元热元湿”等理论也多半继承于祖父和父亲之论，可见其祖孙三代都积极吸纳西学，而根本目的在于拯救儒学。明清之际，程朱理学已经成为禁锢学者思想的沉重束缚，其弊端越来越突出，非但不能培养出经世治国之才，完成内圣外王之业，反而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空疏无用，加速了社会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王宏翰作为一名儒医，试图以“格致之学”解释性命及医学之本原，然而在儒学典籍及中医学典籍中都未能找到令他满意的答案。在西学成为“经世之学”的影响下，他把目光停留在了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著作上，正如《医学原始》所说：“愚少自苦禀拙学，凡三教诸子等书，虽经辩论想考，遇老儒博学之士，俱师礼问论，励志苦心，潜学有年，而本来性命之原，俱无究竟，后得艾儒略、高一志性学等书。极论格物穷理之本，理实明显。”

3 王宏翰接受西学之来源

明清之际，西国传入之学有天文、历算、器械、水利、医哲诸学，王宏翰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积极的，主动与西学多个领域展开对话，如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而当时医学之传入并非主流，只是传入了部分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且以传教为目的，多穿插于性学格致之书中，专书甚少。尽管如此，作为儒者和医者的王宏翰，博览精学，专注于其中的医学知识，吸收以补中医之不足，其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医学原始》《性原广嗣》之中，《医学原始》其论说有29篇引自西学书籍。范行准先生评价为“诸人中所受西洋医学影响，亦以宏翰为最大”。王宏翰吸收的西医理论，生理病理学方面包括元神元质说、四元行说、四体液说等，这些正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医学的主要理论。

《性原广嗣》与《医学原始》大量地引用了西学理论进行说理，且《性原广嗣》进一步补《医学原始》之未尽，并续以讨论人之嗣育繁衍。在卷一“受性肇自乾坤妙洽之真性原造化不可不论”篇中说道：“余留心性学己久，《原始》书内，恐略而未详，是以不敢不剖明，而再为之尽晰之也。”在卷四“论述胎孕化形次序之理”时又说：“《内经》诸书虽有言之，略而未切也。余昔每常揣摸意想，无从可拟，及读泰西、天文、性学、格致诸书，始得其原。”其中所指泰西、天文、性学、格致诸书均指西学东渐时传教士之西学著作，但《性原广嗣》全书未提及西学著作之具体书名或传教人士。而在《医学原始》中，“艾儒略”（意大利，有“西方孔子”之誉，著《性学桷述》等）、“高一志”（意大利）、“南怀仁”（比利时）等传教士之名多处提及，“水法”（《泰西水法》）、“空际”（《空际格致》）、“主制”（《主制群征》）等传教书籍亦多次提到。而《性原广嗣》所引之西学知识未有提到来源，经考证比对，大多来自艾儒略《性学桷述》和西班牙传教士赖蒙笃之《形神实义》。

天文学是当时传入影响最大的理论，王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积极吸纳融会，著成《乾坤格镜》。其在自序中说：“得西士利玛窦字泰西《浑盖通宪》《万国坤图》，艾儒略字思及《职方外纪》《几何要法》，龙华民字精华《地震解》，高一志字则圣《空际格致》，南怀仁字敦伯《坤舆图说》，汤若望字道未《测蚀略》《恒星历指》《交蚀表》诸书，其论尽发前人之未言，补我儒格物之学，始知天地之所以然。”这是他的“大医”志向所驱动，正如《医学原始》自叙中言，“因慕古人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良医岂易言哉，上知天文气运之变化，下达地理万物之质性，中明人事情欲之乘克。”范行准先生对此早有评价，“宏翰之医学思想渊源，盖成于《大学》致知格物之说”。王宏翰之兴趣志向并非仅以医为业，其所追求的正是“大医之道”。

4 《性原广嗣》接受西学的主要内容

王宏翰积极接收了当时传入的中世纪传统西医的元神元质说、命门胎生说、四元行论、四液学说、知觉外观论，以及解剖学知识，其内容已涉及到循环、呼吸、消化、神经、骨骼等系统，并在《医学原始》中有充分体现。

《性原广嗣》作于《医学原始》之后，是一部关于性命寿天聪慧、求嗣种子、胎养胎教、产育诸疾调治的专著，在秉承《内经》理论基础上，博采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等诸家之论，在性命寿夭、结胎孕胎等机理上补《医学原始》之未详，努力融合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学观点，终成一家之言。通过对《性原广嗣》学术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宏翰之医学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为使自己的学说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在认识和立论时中西医理论兼收并蓄，汇通了部分理论，此为其一；第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医学在治疗方法和药物使用方面的系统性及实用性远不及中医，故王宏翰在诊治具体病证时又完全回归于中医的体系之中，本书共有94首方剂，大多都是唐宋及明清常用的胎产方药。

4.1 元热元湿是性命之基

“元热元湿论”经《性学桷述》发挥传入，“人含生命，其寿天之故，归在二端，元热元湿是也”。而中医论寿天之由，多尊《灵枢·寿夭刚篇第六》黄帝伯高之论，从形、气、骨、肉、皮之五端来判断人之寿天，而未从人体内在之原因进行阐述。《性原广嗣》在肯定伯高所论基础上，进而采用了西学元热元湿论述寿天：“蒲村日：伯高所论，乃具形骨骼之五端，可以知寿天之机，此先圣之确论，但具形之内，寿天之故，归有二端，即元热元湿是也……热与湿为君，其相和不偏，则为寿基，不相和则为天根。”可知王蒲村首先借鉴了“元热元湿论”，宏翰赞同其父观点并进一步发挥，提出“人的生命之根，在于元湿元火之和”，和是指调和、平衡。指出了元火被灭有外感和内伤两种病因所致，“如遇严冬，或大雪，或饮冷水，其元火为大寒所扑灭，命斯毙矣。若元火太旺，亦能焦枯元湿，命亦殂矣”。这里的元火与元热当属同一所指，正如范适注“此元热即诸书所谓真火，元湿则指血液也”。

4.2 融入西学的胎生理论

中医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胎生受孕未早认识，而西医是随着显微镜的发现观察到人和一些高等动物的精子而认识精卵结合的。王宏翰在西医传入之前，“每常揣摸意想，无从可拟，及读泰西、天文、性学、格致诸书，始得其原”，认为只有两精（指精子与卵子）一时齐到而相感（指受精）才会结成胚胎。《性原广嗣·胎孕化形生禀元质次序论》日：“盖男女之作受阴阳之和合，两精一时齐到而相感，既相感和，则两精渗洽凝聚于子宫而成孕焉。”这显然是吸收了西学的胎生学知识。他还借用了西学书中孵化鸡卵的过程形容人胎的发育，“而两精感凝之象，犹如哺鸡之蛋，当未变而在变之时，其内体尚未尽凝。亦如浆汁之包，即有多线（即血丝之细筋）相结合，其色外白而内红，如以血洒之，中如小鸡将变，其连脐之细皮，即化成为胞衣矣。人欲明始生之妙义，其大概可用鸡卵二十，与其母抱，日破一枚，细为详视，直至二十日，则小鸡之全体己成，并其脐之所以然尽见知矣。人之胚胎，始生于子宫，概亦相似也”。对于胚胎器官的发育，继续以“子宫既感凝成孕，于六之日，乃发多细络，如细线而周精质之体，以通受母之血，与元火之生活发动……三光既发，首成三肢：心一、肝一、脑颅一，是胎质模型之兆也。三泡发后，名日人胚，至成百肢及各型模，乃名日人胎”。说明心、肝、脑是最先形成的3个器官，此认识完全出于《形神实义》，以补中医当时对微观认识之不足。

4.3 融入西学的语义环境

传教士中文作品翻译时借用了很多中国哲学中固有的词汇，以表达西语词汇的意义。这些汉语词汇被借用之后，本来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如五行的“行”本身具有运动变化之意，传教士将其巧妙地借用翻译西方医学的“四元素说”，将火水气土四种原始物质译为“四元行”，目的是适应性传教，使国人更容易接受；“气一元论”中的“气”用来表示“四元素”的其中一种元素；将中医之“脉”具体译为动脉血管，将“德”表示脏腑器官的本性及功能，如《性学桷述》“目为五官之尊，以视为职，其明在德”；《形神实义》“头为一身之首，即生动觉细德……心为五脏之君，即生生活细德……肝为化炼之所，即生本性之德”，“人之一身，每肢各有三德，以具三能，一日吸德，吸取饮食也；一日变德，变化饮食为本体也；一日除德，饮食既化，又除其余以泄之也”。王宏翰在《性原广嗣》中将这个“德”大加运用，共14处之多，如“男为作德，女为受德”，指男女传生之本性、能力；又如“胚在母腹中，未足一月不得结成，必循性本之德，足三十日始得结上下百肢之形模也”，此处“德”指“规律”；此外还有热德、阳德、细德、力德、坚固之德，已完全不是中文之“德”所代表的涵义，足以体现他吸收西学之积极，且证明中西二者的“道无二理”。

5 小结

王宏翰是清初积极进行中西汇通的医家，其医学著作中大量吸收了西方性理学书籍中的医学知识，尝试与中医理论相互印证，创立新的学说。《性原广嗣》以元热元湿论寿夭，发挥西说胚胎学知识，与中医胎生命门学说相融合，都只是停留在“形而上”即思想文化方面的讨论，缺乏“形而下”即物质文化的交流，包括治疗、药物等方面。这是由于当时传入之医学主要为宗教服务，目的在于改造人们的灵魂。王宏翰等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仅只是为传教服务的那一部分，且戴上西儒的帽子，披上西儒的外衣，并不能使人清醒完整地认识西医，也不易判断二者牵强融合的结果，这便是历史事实。但尽管如此，没有尝试也就谈不上成功与失败，王宏翰能够勇于接受新知，敢于突破，在中西医学汇通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其中西汇通的创新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