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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棠阶经世思想述论

2018-05-01李忠奇

新西部·中旬刊 2018年3期
关键词:西学儒学

【摘 要】 文章叙述了我国传统儒学的经世思想,阐释了李棠阶的经世思想:李棠阶虽以理学而闻名,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其能在国家危难之际,不空谈“心性”而是注重经济、实用之学,李棠阶把“经济”单独列出则将学术与经济并重;此外李棠阶的实用思想还体现在他对鸦片战争后时局的忧虑上;李棠阶同时注重实践,李棠阶所在的武陟县城东的河道淤滞,百姓苦不堪言,李棠阶亲自前往查看河道地势并绘图拟定解决方案。

【关键词】 儒学;经世思想;西学

一、传统儒学的经世思想

儒学是包含着体用思想的学说,宋儒胡瑗的学生刘彝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1]这里所说之“体”侧重于“德行”一面,“用”则以“经世”为主。先秦儒学不仅重德行同时也讲经世,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为崇“德”一面,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漠之知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此则为“经世”的一面。孟子讲“仁政”,倡導“王道”,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虽以“德行”为主,然而“外王”之道本身就包含着“经世”的思想。《荀子·儒效》篇:“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以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措而定,一朝而伯。”[3]王先谦解“效”为“功”,可见儒者有经世的能力与功效。因此我们说儒学是包含体用思想之学,既有“尊德”的一面,也有“经世”的一面,虽然“体用”二字来源于佛法,但正如李颙所说:“宝物出于异国,亦可采取。”[4]

明末东林学派倡导经世致用思想,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经世思想的真实写照。明末清初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学者们的倡导,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李颙等,经世致用思想遂成为社会学术思想的潮流。顾炎武说:“君子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5]李颙也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秦、汉以来,此学不明,醇厚者梏于章句,俊爽者流于浮词,独洛、闽诸大老,始慨然以明体适用为倡,于是遂有道学、俗学之别……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6]不论是顾炎武所说的“明道”、“救世”,还是李颙说的“明体适用”、“经世为宗”,既是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体现,也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潮流体现。

二、李棠阶的经世思想

李棠阶注重经世实用的思想早在其担任云南学政时便产生了。据《强斋先生年谱》其在云南学政任上“凡事有关于,国计民生者辄留心咨访,尽其利弊。”李棠阶的经世思想是从儒学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道问学”引申出来的。其虽以理学闻名其读书除经书及理学著作外于吏治民生、国防军事、火药器械、天文地理同时包含世界地理之书或泛观博览或细读详记,由是形成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此即为其经世思想的由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加之西方势力的到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学者士大夫们致力于寻求解救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之方,提倡经世致用,因此经世思想再度复兴,并成为一时的潮流。在这些提倡经世思想的学者士大夫之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等等。到十九世纪中期,以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等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继承了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等等的经世思想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原则,可谓是对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棠阶虽以理学而闻名,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其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危亡之时,不空谈“心性”而是注重经济、实用之学,“开眼看世界”。嘉道时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立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7]加之西方侵略势力东来,内忧加上外患,社会危机加上了民族危机,传统士大夫们试图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这一期间由清初大儒顾炎武等提倡的经世思潮再度活跃起来,何为有用之学,李棠阶指出:“一、交遊宜慎,大约老成者可深相依,较轻薄者勿轻相接也;一、课程宜勤,诗赋必须有式,昕夕不可或旷也;一、学术宜正,为己则名物皆属实学,为人则性命皆属外驰也;一、经济宜讲,古制均须考究,时事亦须留心也。合此数端方为有用之学。”[8]这虽然是传统经世思想的延续,但以修身为主的李棠阶能把“经济”单独列一目,亦可见其重视经世实用之学。对比此时另一位理学名臣,唐鉴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9]唐鉴把经济放在义理之中,重在讲求义理,而李棠阶把“经济”单独列出则将学术与经济并重。此外李棠阶的实用思想还体现在他对鸦片战争后时局的忧虑上,他说:“今边氛稍息,若不及时振纪纲,选将帅,严饬武备,精造器械,以备不虞,仍因循故常,拘牵资格,泄泄沓沓,以幸旦夕之无事,杞人忧天,恐事未可知也。”[8]

李棠阶同时注重实践。咸丰元年,李棠阶所在的武陟县城东的河道淤滞,每当下大雨河水就会四处漫出,淹没田园,百姓苦不堪言。李棠阶亲自前往查看河道地势并绘图拟定解决方案,其考察之细方案之详实则一实践家之所为。如“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早起,往查涝河、官路河地势,致书裘大令,求疏通。兹恳者,诚东水道淤滞,每值大雨时行之际,溃决四出,田园淹没,民间控诉,屡烦清听矣。查诚东各水,广济渠其经流也,自广济分出者曰永济渠,土名商河。自上流浇灌,馀水流而成河者曰涝河。自城内放出,流而成河者曰官路水。官路入永济,永济入涝,同入广济以归于黄河。此原委分合之大略也。令查广济渠自苏王村以东、涝河自南俆涧以东,均极浅窄,应令民间各按顶河地头挑浚深宽,为力甚易。惟民间所以受害者,总由官路入永济,永济入涝,其入涝之口,地势较高,又以一涝河受官路、永济二水,势不能容,遂向西倒灌,四面横决,一望汪洋。于是胡田、胡冯蔺、陈卜庄、北冷、杜庄等十余村均被其害,尝访诸土人,永济渠本由胡冯蔺东北由张相、吴庄至宋庄,南入广济渠,缘乾隆年间沁水南决,永济为沙淤,故道堙塞,其遗迹至今犹存。旧日槁石尚多弃置道旁,今若仍将故道开通,使永济不得入涝,则水分势杀,十余村之害自然可免。但自胡冯蔺东北,须绕沙堆,以南,东至宋庄南约计八里有馀,为工颇巨。然计工分段,使被害之陈卜庄、北冷、杜庄、胡冯蔺、胡保封及张相、宋庄等村通力合作,分认工段,示以程式,尅日俱举,不过半月,即可竣事。其地旧系河身,本无粮米,或恐为日已久,辗转买卖,无粮或成有粮,即稍赏赐豁除,为数亦极有限。伏望禀商府宪会同武陟查勘明确,标示工段,责成地保严加督饬。故道即复,水患全免,万民感德,永垂不朽。此上策也。若不能如此,则自永济入涝之口以西挑浚深宽,以东再加深通,使畅然东注,不至倒灌,亦可暂免目前之患。但非老父台大人严为督饬,亦决不能成功。若苟且了事,仍属无益。弟目睹情形,不忍缄默,并绘图贴说,恭呈台览,统乞裁酌是幸。”[10]

三、李棠阶对西学的态度

李棠阶对于西学持较为开明的态度。传统士大夫在寻找使国家摆脱困境的道路上,如倭仁坚持“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人心为本,技艺为末,反对以夷为师。李棠阶也将人心视为根本,但同时认识到技艺的重要性,是自强之术。他在写给丁日昌的信中说:“来信言驾驭洋人之意,欲人之就绳墨,必先自己之不贪污始。革陋规,惩蠹役,弭盗贼。其所以行者,选择廉能,变通科举,练兵裁兵,习工制器等,乃自强之术,求其详切开示。”[10]丁日昌是洋务自强运动的代表之一,李棠阶对其措施给予肯定,并称之为“自强之术”。还有就是李棠阶对《校邠庐抗议》中的洋务自强思想及主张的肯定。他在连续多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日,阅冯君桂芬《抗议》三十余篇,多可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阅冯君《抗议》二十余篇,多可采,其说夷务,尤裨时用。”然而李棠阶的开明态度又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所以他又说:“阅冯君《抗议》,虽不尽可行,而留心时事,讲求实用。”[10]

四、余论

晚清之世清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加之西方势力的到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学者士大夫们致力于寻求解救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之方,提倡经世致用,因此经世思想再度兴起。经世思想是我国传统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棠阶作为晚清理学名臣提倡经世致用,并注重实践,对西学亦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经世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成为我国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過程中的有益资源。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25.136.144.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140.

[4] 章太炎.国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51.

[5] 顾炎武.亭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72.

[6] 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120.

[7]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0.

[8]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 卷二[O].光绪八年刻本.

[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0.

[10]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766.1089.1106.

【作者简介】

李忠奇(1986-)男,广西桂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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