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肖复兴

龙云断忆
——我所认识的剧作家李龙云

文 肖复兴

一

我和龙云是汇文中学同届同学。读高中的时候，彼此不熟，只知道那时他爱踢足球，个子矮小，却动作机敏。稍微熟悉一点，是在“文革”中，那时北京中学分成两派，我们同为一派，自然便亲切了许多。

我们汇文中学是男校，除了每年国庆为到天安门广场去跳集体舞，和临校女十五中的女生捉对练舞之外，和女同学接触有限。“文革”的运动一来，打破了男校女校之间的界限。那时，我们汇文的几个男同学和一街之隔的女十五中的几个女同学，兴致勃勃办起了一个小有影响的展览。展览为正处于青青期的男女同学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每天不上课，就那么紧密接触一起，暗恋之中，香仨臭俩的多了起来。这在当时的我看来，颇有些三十年代左翼小说家常常描写过的革命加爱情的意思。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办展览的几对男女同学都有了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其中也包括龙云。我猜想，应该算作他的初恋。其实，只是一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无花果之恋。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桥段是，龙云鼓足了勇气，给那位女同学写了一封信，收到的回信，却是一封无字书，只有他写给人家的那信，另外夹着两根火柴和一片涂磷纸。那意思很明确，让他自己把自己的信烧掉，同时，也烧掉自己的初恋。

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于龙云日后的影响如何，我只是常拿这桩往事，开龙云的玩笑。后来，我看到龙云写过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记忆中的小河》，小说记述了这个戏剧性的桥段。小说用了那位女同学真实的名字（在龙云最初的创作中，他剧本中的人物爱用现实中的真人名姓），足见这件事对于他还是记忆犹深的。但是，在小说中，他处理得很宽厚，充满怀念与温情。不知别人对他的创作如何解读，我一直以为，这应该是他创作的起点。尽管，他真正的创作是在到北大荒后的第三年。但是，对于自己生活的记忆与处理，对于情感的细腻和沉淀，是他最初创作的基础和原动力。

二

1968年夏天，我和龙云坐同一辆火车北上，来到位于富锦县的大兴岛，叫做大兴农场二队，后叫57团二连。应该说，真正密切的接触，从这里开始。

从列车驶动，到北大荒，我发现他显得情绪格外波动，常见他泪眼婆娑。到达北大荒的第一个夜晚，他睡不着，跑到外面，月涌大江流，星垂平野阔。那时，天热睡不着，我也在外面，和他一样的情绪起伏。他对我坦诚地说自己是在“感情回潮”。

这个词，印象深刻，一直存活在我的脑海里47年。这是一个带有时代烙印的词，也是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那时，时兴说“右倾回潮”，而他却别出心裁说是“感情回潮”。我发现，对于语言，他有格外敏感和变通的能力，又能够极其幽默地转化为眼面前的表述。

那时候，我和龙云真的是非常地好笑，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全因为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用铁丝勒着挂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铁丝在肉里勒下深深的血痕。于是，我和龙云，还有另外汇文的七位同学，号称“九大员”出场了，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一年冬天，踏雪迎风，我们一起走访老农家，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塞着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一连好几个夜晚，在知青的大食堂里摆下辩论会场，我们和那些坚决要把这三人打成“反革命”的人进行辩论。唇枪舌剑之间，龙云的口锋犀利又带有幽默，令人不容置辩，又常让人忍俊不禁。他让我第一次看到在重感情并易动感情的柔软甚至脆弱之外，那种正直与正义以及正气的一种刚毅。在以后我和他接触的四十余年的岁月里，我一直以为这是他性格的两个侧面。

在此之后，上级派来工作组，把我们“九大员”打散，分到其他各生产队，龙云去了十九队。也就是从那时前后，他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写诗。他写的《二连的战旗在富锦码头上呼啦啦的飘》，颇有当年张万舒《黄山松》的气魄，很是昂扬，我和队友曾经在大兴岛的舞台上朗诵，为龙云赢得了最初的好评。以后，他写的《二连啊二连，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写道我真想冬天去二连看望你，我曾经贴在东风上（指东风牌康拜因）的机标，是不是被寒风冻伤。这是诗中的一句大意，写得真的是好，充满感情，和那时我们都在写的、也和他的那首《二连的战旗在富锦码头上呼啦啦的飘》过于慷慨昂扬的诗风大异。他后来写的一组《风雨楼的歌》，被当时《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时候，我被调到师部宣传队搞创作，因为当年在二连的政治风波中得罪了头头，档案压在他们的手里死活不放，在师部一年多之后，始终无法正式调去，我灰溜溜又回到大兴岛。临别前，宣传队负责人老余问我还有什么人能写东西。我说了龙云。后来，龙云去了师部宣传队。我们两人像上下半场交换位置的运动员，轮番上场，为建三江这块荒原留下了自己青春篇章。

剧作家李龙云（1948-2012）

话剧《小井胡同》

三

龙云临离开大兴岛到师部宣传队报到前，我们聚了一次。那时，我从北京带去了两个箱子，一箱子是被褥衣服，一箱子是书，在同学中，应该是带书最多的。他从我那里找了几本书，其中印象深的是萧平的一本小说集《三月雪》。他和我都非常喜欢。这几本书，他带到师部，再也没有还我，我当时很想跟他要书，但几次都不好意思开口。有一次，到师部宣传队看他，他先说起书的事，说都丢了。其实，我已经看见那本《三月雪》正压在他的枕头下面。他确实喜欢那本书，那样子，真的像个孩子。

他真正大量读书，应该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师部宣传队，他偶然发现了一个书库，藏有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当时被当作封资修封存在那里。他便开始一个人偷偷地跑到那里拿出书，回来偷偷地读。那里，是他的图书馆，是他的学校。青春季节读书，其中的感受力和吸收力，和其他时候完全不一样。这个时期，是他知识储备的关键，是他创作积淀的关键。他不再仅仅凭借情感与感性，而是有了古今中外名著更为宽阔知识与理论的借鉴和眼光。

在师部宣传队的那几年，应该是他愉快的几年。他读了那样多的书，又写了那样多的节目，其中还要在全兵团上演并颇有影响的多幕话剧。而且，他是在那里赢得了爱情，和当时演出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相爱结婚，算得上是才子佳人。仔细想来，他在北大荒10年整，在大兴岛只有不到4年，在师部却有6年，且是他最春风满怀的6年，他北大荒的生活，他北大荒的朋友，都是由大兴岛和师部两部分组成，在他的晚年，这些朋友成为了青春的回忆和精神的寄托。 去世之前不久，他曾经把写过的一些草稿交给其中的一位朋友看，寻找知音，渴望回声。那些草稿写的是关于他自己童年和北大荒生活的，有意思的是，他最后选择的是大兴岛的朋友。

他调到师部一年多，我就离开北大荒回到北京了。我们的联系很少了，他的那些剧目我也无从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只知道彼此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和黑龙江大学，他后来又去南京大学读陈白尘先生的研究生。等我们再一次接上头，是1979年，他约请我去王府井的儿童剧院看他的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那天，他在忙着和这个戏的导演李丁联系。我们两人在儿童剧院门口见了一面，没说几句话，就匆匆分手了。

这是一部与当时《于无声处》类似的反“四人帮”的时代戏，当时，影响很大，我很为他高兴。我看得出他创作的进步，也看得出他钟情于时代，愿意紧密触摸现实的脉搏。从创作的风格而言，他走的基本是老舍《茶馆》的路子。可以说，这部戏是以后更有广泛影响也争执颇多的《小井胡同》的前奏，或是试验的草稿。如此与现实胶粘，并愿意为现实发声，对于当时还处于尚未转型的政治社会，受到不是来自艺术而完全是政治的非难，便在劫难逃。

《小井胡同》在1983年正式公演时，我没有看到。但是，后来读到他的剧本集前刊载了那样多与陈白尘的通信，我看到龙云深陷其中，并且痛苦不堪，深觉得在政治的挤压下艺术的脆弱，他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有些无奈，又有些不大值得，很是惋惜。或许，这就是龙云的宿命。人常说，性格即命运。

话剧《正红旗下》

四

在此后多年的时间里，各自奔忙，我们彼此疏于联系。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因为，一晃，竟然是二十来年过去了，我们再一次联系密切，是2004年一起重返北大荒。

在重返北大荒之前，正好赶上他的话剧《正红旗下》从上海移师北京演出。他邀请我去看戏。这是自《有这样一个小院》之后，我看到他的第二部戏。戏在人艺演出，这是他的老窝。人艺是他的发祥地，也是他的伤心地。因种种不愉快，他已经离开人艺到国家话剧院。在此之前，除了《小井胡同》外，他写了好几部大戏，都无从上演。却在一年半之前的2002年上演了他专门为人艺写的《万家灯火》。这部戏，他邀请了很多北大荒的老友，但没有邀请我，大概他知道我并不大喜欢这部“命题作文”的戏。尽管这部戏上演百场，广受好评，后来又被拍成电影。我却相信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的“交响乐是不能够接受预订而写的”。可惜，我们没有进行过关于这部戏的交流。

我更喜欢他的《荒原与人》，可以看出他对奥尼尔、特别是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学习和借鉴，有明显而可贵的探索试验。那种心理的跳跃时空和故事的线性时空交织，那种独白、旁白和对白的跳进跳出，纵横交错。特别是剧中的主人公“十五年前的马兆新”和“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同《推销员之死》里的主人公“威利”和“哥哥本”，其设计，同时镜像一般并置于舞台上，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样都是为了主人公的两种不同思想、感情以及心理的两种声音的交替出现与碰撞，写得那样努力去触及心灵，又那样有意识地洋溢诗性。应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龙云的这部《荒原与人》在话剧创作的先锋实验方面，是走在前面的。

《荒原与人》，让他自己也格外钟情。这部戏，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和国家话剧院的副院长王小鹰，分别导演，在舞台上演绎上下两代人对北大荒和对龙云的理解。但是，都错过了演出该剧的最佳时机，我觉得他的心里其实还是非常希望人艺能够演出这部戏的。他不止一次感情极为复杂地对我讲起，他带领着导演林兆华和一群演员到北大荒体验生活的情景。只是，已经组建了演出班子的人艺，最后没有上演《荒原与人》，只给龙云留下了戏外戏这样的印象和想象。

2004年之夏的重返北大荒，让我们又回到青春时节。从北京站上了火车之后，龙云就急忙把啤酒和蒜肠、小肚和猪头肉拿出来，喝！喝！咱哥儿几个凑齐了，多不容易呀！到了大兴岛，到了二队，和老乡聚会的时候，龙云站了起来说：我们二队有个队歌，是肖复兴写的，后来由我们在内蒙的一个同学谱的曲子。歌词是这样的。接着，他很富有感情地背诵了一遍：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今天我们像种子撒向北大荒，明天果实就会映红祖国的蓝天……他的记性真好，我都几乎忘记了，他居然一字不差。然后，他一把拽起了我，对大家说：下面就由我和肖复兴一起为大家把这首歌唱一遍。歌声忽然变得具有了奇妙的魔力一样，让往昔的日子纷至沓来，我们竟然为自己的歌声而感动。那一刻，歌声像是万能胶一样，弥合着现实和过去间隔的距离与撕裂的缝隙。

龙云这种激情外露的样子，是我很久没有见到的。听说，在北京的时候，他总爱提着一个大茶缸子，独自一人到天坛一转悠就是一天，有时候，他也爱到胡同里转悠，自己踩着自己的影子。偶尔碰见北大荒的荒友，他会非常高兴，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聊聊到路灯亮了起来。我总觉得他的心里是孤独的，苦闷的，老来每恨无同学，梦里犹曾得异书。知音难觅，让他只有在孤独的散步中想象着他自己和他梦中的剧本。除了舞台的想象之外，北大荒是他能够尽情释放的唯一天地。

话剧《荒原与人》

五

2008年春天，龙云邀请我到国家大剧院看他的话剧《天朝1900》。那天，长安街上堵车严重，我到后戏的第一幕演了一半了。他在剧场外等我，看我急忙忙的，对我说别急，也没有什么看的。我不知道他是谦逊还是宽慰我。但是，戏看完后，非常失望，满台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第二天，龙云电话和我交流，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讲。他见我欲言又止，对我说知道你肯定不满意，跟你说实在的，我意见大了去了！说着，他说你在家等我！然后，他打车来到我家，送给我一本2007年第二期的剧本杂志，上面全文刊载了他的《天朝上邦》三部曲。

当天，认真看了一遍，明白了演出为什么失败，导演背离剧本太多、太远。原剧本是龙云积十余年心血积淀而成，可以说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创作。它是由“家事”、“国事”、“天下事”三部戏组成，由家事走出而进入国事乃至融为天下事的，有着对历史与国民灵魂的宏观而深沉的思考和把握。将三部戏演成一出戏，删掉的内容，不仅伤了皮肉，更是断了筋骨，关键是失去了一剧之魂。这从剧名的改动就可以看出导演删改的基本思路，先改为《我杀死了德国公使》，后改为了现在的《天朝1900》，原剧本中诸如看到洋人的火车径直从城墙垛口开进天坛愤慨说道“都快开到皇上家炕上去了”，然后撞火车殉身的汉人文瑞、以指血写就金刚经视为广陵散、用生前纷至沓来的订单作烧纸而慨然赴死的大书法家文子臣、被侵略者如同十字架绑在未来佛身上而活活烧死却决不屈服的报国寺方丈朗月大师……均悉数被删，将剧本演绎成一个特定历史事件的表述，删繁就简只牵出刺杀的一条情节线来，透露着迁就市场的媚俗信息，将一部壮观的大戏弄小了，弄俗了。

后来，我写了一则批评该剧的文章《谁糟蹋了〈天朝1900〉》，引起了一些争论。龙云很生气，又来我家找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一定要召开一个记者会，说说这出戏的来龙去脉，本来能够排三部戏的钱，怎么都砸在一部戏上了。可是当晚，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算了吧，时任国家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找了他。他有些不好意思了，当初，是赵院长力主将他调到国家话剧院的。

话剧《天朝1900》

不过，我可以看出，对于这部话剧，他真的很上心，也很伤心。他说他要找上海话剧院重拍这三部曲。不过，他和我都知道，一部剧和一部小说不一样，将剧本在舞台上呈现，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但是，将这浸透他心血的三部曲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该是他多么大的希望。他去世后，尽管在人艺和杨立新的努力下，将《小井胡同》重现舞台，我却知道，其实，他最希望的还是这三部曲能够完整地呈现在舞台上。只是，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读2007年这一期的剧本杂志，在《天朝上邦》剧本后附有龙云的一篇文章《〈天朝上邦〉写作的前前后后》，文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酣畅淋漓地表现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命运的理解；我一直想借用那片土壤写一写中国血液里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想写一部史诗性的巨作。”

可以说，这个“史诗性”，是龙云的戏剧梦，也可以说是他的戏剧抱负。这个梦，这个抱负，支撑着他后半个人生，却也让他折寿。他不大理会我劝他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他渴望的是“研朱点周易，饮酒读离骚”。却是“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龙云愿意成为志士——起码是在梦中，在笔下，在戏里。

龙云病逝于2012年8月6日，一晃，竟然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谨以此文为龙云逝世三年祭。总想起他病逝的前两天的上午去医院看望，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不会讲话了，居然一眼还认出了我，伸出他枯如树枝的手臂，让我坐在他的病床旁。病房外，夏日阳光正烈。

2015年7月6日写毕于北京作者系《人民文学》杂志社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