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　乔

血色的警示

文 李乔

“狱中八条”，真可谓墨迹皆是血，警语似惊雷。我们应当牢记这八条的殷殷告诫，并将这血色文字给予我们的启示付诸实践，这样才不辜负先烈志士们的苦心和期冀。

“狱中八条”的核心问题

出自红岩志士之手的“狱中八条”，前不久经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已广为人知。

“狱中八条”的内容是：

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引自《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厉华等著，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狱中八条”的起草者叫罗广斌。他是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之一，是著名小说《红岩》的著者之一。罗广斌越狱后，汇集了白公馆、渣滓洞众多志士死难前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是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这八条实际是志士们留给党的最后遗言，是他们留给革命后来者的血色警示。

分析这八条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领导干部问题；革命路径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领导干部问题。八条之第一、第三、第六条皆明言领导干部问题。第二、第七条实际也涉及领导干部问题。第八条惩办叛徒，当然首先要惩办领导干部中的叛徒。总之，这八条实际包含着一条主线：建议党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红岩纪念博物馆中的烈士墙

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痛史

为什么“狱中八条”会如此强调领导干部问题？为什么众多志士一致强调领导干部问题？因为，“狱中八条”的背景和缘起，是一段因领导干部叛变而酿成的痛史，这段痛史之最重要的警示，便是必须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这段痛史，即川东地下党因重庆市委领导人叛变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了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导致了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还波及了川西、沪宁党组织，大批党员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许建业、陈然、王朴、成善谋、刘国、李青林、江竹筠等都在其中。刘、冉两个叛徒为了邀功取宠，争先恐后地出卖组织，使被捕党员数量不断扩大。罗广斌就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个叛徒李文祥，是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组织，导致了十几个党员被捕。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就是刘、冉、李等几个叛徒。

刘国定叛变后，希望特务头目徐远举能考虑自己是省委、市委级别的干部，在官职上予以照顾，结果得到了军统中校专员、川西特侦组组长的官职。冉益智先是当了军统少校，后也晋升为中校。刘国定当了军统中校后，对自己立场和身份的巨变，毫无不适应之感，反而坦然得很，且神气十足。这让过去曾尊敬过他的普通党员深感惊愕。

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平时的思想言行中实际上已有了腐化变质的苗头。比如，刘国定曾利用书记职务之便，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未得同意后很生气，说：“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尔后还报复那位管财务的同志，污蔑其有经济问题。冉益智叛变前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其实，这正是他自己的原形，他骨子里就是个两面人。

对于叛变与平时表现的关系问题，罗广斌在《报告》中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是从刘、冉、李等叛徒身上总结出的深刻教训。

上述这段痛史，便是“狱中八条”强调领导干部问题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乱自上作”的历史教训

中国有句古话：“乱自上作”，借用来描摹川东地下党大破坏这一史实，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上，“乱自上作”，地下党遭受严重乃至毁灭性打击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造成了上海党中央差点被摧毁，许多地下党机构被毁灭，众多党员被捕杀，党的重要干部恽代英、蔡和森也因顾顺章的指认被杀害。又如，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造成台湾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

顾顺章和蔡孝乾都是老革命，是党的高级干部，蔡孝乾还是长征干部。他们之所以叛变，除了敌情严酷之外，其思想意识一向存在污垢宿疾，生活作风一贯浮奢腐化，更是重要原因。顾顺章一贯贪图享乐，嫖娼、赌博、吸鸦片，流氓气很重。与他同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曾预见说：“只要我不死，早晚能看到顾顺章叛变。”蔡孝乾也是个生活浮华奢靡的人。他曾侵吞工作经费用于吃喝享乐，还搞了一个情妇。负责侦破蔡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说：“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谷正文回忆录》）谷正文还是很有眼力的，看问题很准，台湾地下党之所以失败，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就是它的领导人蔡孝乾有“浮奢个性”。

1999年，82岁高龄的姜 华在白公馆当年关押许晓轩烈士的牢房里，轻轻抚摸着丈夫的遗像，思绪万千

莫辜负先烈志士们的苦心和期冀

“乱自上作”是古人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题出在上边”。自然，“乱自上作”这句话并非概括所有的乱由，不是说凡乱皆由上作，而是指出和强调“上作”是乱的一个极重要根由。这个道理浅显而深刻，很好理解。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在今天，下属怎样科学地认识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自身应该怎么做？制度对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

“狱中八条”及党史上的诸多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下属对领导干部的认识要唯物，不要迷信，除了组织上服从之外，也要有监督意识，对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要批评乃至举报。

二，领导干部要确立正确的“三观”，增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三，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和教育机制，使之不想也不能做犯规越界的事。选拔干部要首重德操，绝不能“带病提拔”。

这几条启示，从字面上看似乎已不那么新鲜，但若对照一下“狱中八条”，反思一下我党历史上因“乱自上作”而遭受过的种种失败，就会感到这几条启示是常读常新的。

“狱中八条”，真可谓墨迹皆是血，警语似惊雷。我们应当牢记这八条的殷殷告诫，并将这血色文字给予我们的启示付诸实践，这样才不辜负先烈志士们的苦心和期冀。

作者系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

责任编辑 薄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