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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口译员显身意识

2015-10-26张俊杰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5年11期
关键词:口译员译员口译

张俊杰

上海理工大学

一、引言

电话口译最早兴起于欧洲,中国学者如肖晓燕,郁锐铃(2006)已经开始进行电话口译方面的实证研究,探究电话口译这种特殊的口译形式的发展。对电话口译不可见性的研究(陈聪颖,2012:28-30)结果显示,“电话口译形式下,不可见性对译员的影响是多方面、多重性的,虽然其对电话口译的准确度和完整性有积极影响,对译员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语言的流畅性影响甚微,但是对译员的专业表现有负面影响”。

中任文,蒋莉华(2004)的研究也证明,口译员担负着传递信息和操作话语转换系统的双重任务,除了完整的传递信息以外,还必须了解口译交际活动中的话轮转换规律,熟悉话轮转换信号,以协助交际各方,有效完成跨文化交际。

笔者将着重从话轮转换方面入手,探究译员作为交际过程中的共同谈话者,在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服务形式下,通过传递话轮、制造话轮以及打断或忽略话轮等行为所表现出的显身意识的差异。

二、理论基础

口译研究相关理论中,任文(2010)关于译员显身意识的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探究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石。

(一)主体性意识

译员的主体性意识指译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性,利用自身具备的双语和双文化背景,通过话语本身以及对话语过程的调节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译员的主体性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译员的显身意识、赋权意识以及非中立的立场观(任文,2010)。

(二)显身意识的定义

传统观念仅仅将译员视为对话双方信息交流的传输通道,透明而隐身,但研究 (任文,2010:147-148)发现,“在现实口译活动中,译员与当事人双方都是交际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复杂多变的语境中通过各种言语和非言语手段的使用在对话关系中共同建构意义,推动交流的进行”。Angelellia(2004)认为,显身性是指译员为了帮助双方跨越交际鸿沟而超越了传统及行规所赋予的语言符号转换者的角色,积极参与交际过程,以中介的身份协调交际进程的特性。也就是说,译员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交际活动中的主体,并且可以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对交流产生影响。

(三)显身意识的分类

译员的显身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任文,2010:148):“一、译员是信息的把关人(gate-keeper);二、译员是共同的谈话者(co-interlocutor);三、译员是交际过程的协调者(coordinator/mediator)”。

(四)话轮转换

作为交际过程的协调者,译员通过自身具备的双语知识和文化背景,通过参与话轮转换,协助单独交际存在障碍的交际各方,有效交流,以实现特定交流目的。任文(2010)指出,译员协调交际过程的具体方式包括传递话轮、制造话轮、打断或忽略话轮、接受话轮、施与话轮、持有话轮、终止话轮等。

本文着重探索前三种话轮转换的方式,并以此分析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情况下,译员显身意识强弱的差异。

三、实验探究

(一)实验原理

显身意识研究(任文,2010)指出,译员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交际过程中的“传声筒”、“隐形人”,而是具有双语知识和文化背景,可以根据实际交际场景的需要,适当调整、补充或者修正相关信息,享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在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情况下,译员接收到的信息不同,为达成交际目的,译员作为交际过程的实际参与者,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所采取的话轮转换策略也存在差异,译员通过话轮转换表现出的显身意识强弱不同。

(二)实验探究问题

本次实验目的是探究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口译形式下,译员传递话轮、制造话轮以及打断或忽略话轮的频率方面的差异,进而比较译员显身意识强弱的不同。

(三)实验对象

本次预测实验中,笔者选取的三组实验人群中,每组包括一名译员 (由上海某高校MTI学生担任)、一名母语为中文且无法用英语正常交流的中国人(由上海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担任)、一名不懂中文的外籍人士(由上海某高校的留学生担任)以及一名摄像师(由上海某高校学生担任)。

(四)实验文本

五种场景下的对话文本取自权威口译培训材料《高级口译教程》(梅德明,2011),并根据本次实验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编。为了保证每种场景下,口译对话在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形式下的可比性,同一场景下的文本在话题、内容、文本难度、信息点数量以及讲话人语速等类似。同时,为了保证模拟实验的真实性,五种实验场景选择的都是社区口译的典型场景,包括商务、旅游、医疗、餐饮及酒店业,参见Kelly(2008)。

(五)实验过程

实验时,每一种场景都包括电话口译对话与现场口译对话,预测实验一共包括三组实验。本文选取的电话口译方式为谈话中方当事人和外方当事人在同一房间,而译员在其他的房间的方式,译员通过电话这一媒介向交际双方当事人提供口译服务。

实验过程中,每一组实验者都会在五个场景下进行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方面的实验,为确保实验的客观性,五组场景下,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实验的顺序交替;如在商务场景下,先进行现场口译,后进行电话口译;在旅游场景下,先进行电话口译,后进行现场口译;依次类推。整个实验过程,由本组的摄像师录制下来,最后取得实验样本15组,包括15篇电话口译样本(商务、旅游、医疗、餐饮及酒店业各3篇)和15篇现场口译样本(商务、旅游、医疗、餐饮及酒店业各3篇)。

实验时,译员仅知晓讲话双方的身份与实验场景,而双方讲话人只有自己的文本,笔者事先与交流双方确定讲话语气等方面的细节,实际实验时,需要实验者通过语言交流获取所需信息。

(六)结果分析与讨论

通过录制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服务方式下译员对五种场景下交际过程口译服务的处理,转写后整理获得以下数据,(其中C1代表第一组中的中方当事人,E1代表第一组中的外方当事人,商务-C1E1代表商务场景第一组的表现):

1.传递话轮

口译辅助下的交际过程中,话轮转换并不是直接发生于主要谈话方,而必须以译员为中介,译员翻译完中方当事人的一段话后,将话轮交回给中方当事人或者传递给外方当事人。尽管在此情况下,译员表达的并不是自己的观点,但是其选择的语气、句式等都对交际双方话轮的传递和交接产生影响。观察数据可知,电话口译和现场口译两种情况下,译员传递话轮的次数大致相同。此数据说明,正常交际情况下,口译交际的进程随着各个谈话者的发言通过有序而平等的话轮交换不断向前推进,即从一方讲话人甲到译员,再到另一方讲话人乙,然后从讲话人乙到译员,再到讲话人甲,依次循环。此时,两种口译服务形式下,译员在话轮转换方面所表现出的显身意识相类似,并没有明显的强弱差异。

2.制造话轮

肖晓燕,张梅(2009)发现,为保证译员高度集中注意力,同时保证译员对声音信息的高度敏感,在电话口译中应该尽量避免要求其他讲话人重复,以保证话流顺畅。通过上表数据比对,我们可以发现,五组场景下,电话口译员制造话轮的次数为14次,而现场口译译员制造话轮的次数为8次。电话口译形式下译员通过制造话轮体现出的显身意识强于现场口译,表明电话口译员在缺少视觉信息支持时,以一种言语信息更为积极的方式协调交际过程的顺利进行,表现出较强的显身意识。而在现场口译形式下,译员可以通过当事人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感知信息,制造话轮这种策略的使用频率低于电话口译,表现出较弱的显身意识与现上表数据比对,我们可以得本组的摄像师录制下来,最后取得实验材。3.打断或忽略话轮

在交际过程中,由于各方对交际进程的预测有误等原因,口译员与各方对话当事人之间往往会出现同一时间两个或几个说话者一起说话、争取新一轮发言权的话轮重叠现象,口译员需要通过交际的逻辑以及言语和非言语等信息判断交际的走向,做出打断或者忽略某些话语的决定,适时显身,以协调者的身份促使交际向着某一特定结果发展。上表数据显示,同等情况下,现场口译员独立打断或忽略话轮次数为3次,而电话口译情境下,译员并未选择以打断或忽略话轮的方式调节交际过程。分析转写文本发现,旅游场景中,打断或忽略话轮行为发生对话末尾,现场口译情况下,译员选择性忽略了对话结尾部分对话当事人表达感谢的语句。对比之下,在电话口译服务形式下,译员忠诚传达了交际双方的话语,并未忽略对话结尾处表达感谢等的话语。预测实验数据表明,现场口译环境下,译员更能以共同交际人的身份参与交流过程,更易选择打断或忽略某一话轮后,将话轮传递给某一当事人或者参与者,以此积极协调接下来的交际活动,通过话轮调控表现出的显身意识高于电话口译场景下译员的显身意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话口译译员和现场口译译员通过话轮转换表现出的显身意识,与话轮转换调节的方式有关,传递话轮方面大致相同,制造话轮方面,电话译员较强,而忽略话轮方面,现场口译译员较强。

由于本次预测实验中参加实验的只有三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验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仍然需要后续较大样本数据的支撑。同时,译员的显身意识还表现在译员是信息的把关人以及共同谈话者两个方面,对译员显身意识的探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展开。

[1]陈聪颖.不可见性对电话口译的影响[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28-30.

[2]梅德明.高级口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3]任文.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47-209.

[4]任文,蒋莉华.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识口译人员的角色[J].中国翻译,2004(2):27.

[5]肖晓燕,郁锐铃.社区口译新趋势-电话口译[J].中国翻译,2006(2).

[6]肖晓燕,(美)张梅.美国电话口译的职业现状及理论分析[J].上海翻译,2009(1).

[7]虞文婷.从话轮转换的角度分析谈话口译员的角色[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8]Claudia Angelellia.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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