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敏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充满“鬼”气的婚姻围城——《艾菲·布里斯特》和《金锁记》之比较

谢敏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摘要：中外的作品中，“鬼”始终是一个经典的母题，而且这一母题不再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是日渐趋于多元化。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正是很好的范例。两部小说灵活的运用“鬼”的元素，从抽象到具体，从显性到隐性，从外部到心理，从实物到隐喻，多角度生动地刻画了两位女主人公——艾菲和曹七巧的婚姻悲剧。

关键词：鬼婚姻围城人鬼

一、序言

在日常生活中，“鬼”被贴着迷信的标签，却往往能在文学创作中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引“鬼”入文，以“鬼”为题，隐“鬼”于字，许多著名的作品正是因为沾染了些许的“鬼气”，才显得越发精彩，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承恩的《西游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爱伦·坡的《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等作品。若抽离了其中的“鬼”，整部作品就如同失却了灵魂，作品的魅力也会随之流失。文学中的“鬼”正是个多元化的概念，由抽象到具体，它既可能是一种“实像”，即民俗里迷信的“鬼”，同时又可能是“幻象”，即思想或心理上臆想的“鬼”，抑或是间接的以景喻鬼的“意象”，这时的“鬼”的现实存在性已无关紧要，作者看似写鬼，实为写人，以鬼人、鬼事、鬼气隐喻讽刺实事真人与社会现实。而德国作家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和中国才女张爱玲的《金锁记》这两部作品，正是通过灵活运用“鬼”这个多变的元素，同时采用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借助“鬼”这个母题揭露和抨击人性的阴暗面及社会的黑暗面。

二、显性的“鬼”影和隐性的“鬼”气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于189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小说中的诸多重要情节中，总会频繁出现了一个“中国鬼魅”（der spukende Chinese），尽管这个“中国鬼魅”在整部小说中没有一句“台词”，然而他的存在是被肯定的，他是一种抹不去的观念幻象，是显性的。他每一次的出现，都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若去掉这个“中国鬼魅”,整个故事就会黯然失色。他与小说人物的命运密切相关，与小说的情节自然扭结，是贯穿这部小说的线索，是解读该部小说的关键。这一点，冯塔纳曾在给瑞士诗人维特曼的信中指出:“您是第一位注意这幢闹鬼房子和中国人的人,我不懂,怎么可以对此视而不见。至少我认为,这个幽灵首先就其本身而言是有趣的。其次,如您所强调的,事情并非仅为打趣存在,而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1]他的存在使得整部小说笼罩着几分“幽深的鬼气”。

艾菲的婚姻悲剧从一开始就受着这个“中国鬼魅”的纠缠，他似乎一直在她身边。原本愉快的蜜月之旅，因一个死去了的中国人的故事，而蒙上了晦暗的“阴气”，同时预示着一段诡异的婚姻悲剧。从此这个已身入黄土的幽灵便在艾菲身边阴魂不散，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让她感觉到他这个鬼的存在。就算艾菲搬到了新的地方，他也能以一幅画的姿态出现。只要一看到这张无论从尺寸到粘贴位置都显得格格不入的图画时,艾菲就想到那个身处坟墓的中国人,他就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像不断地在艾菲的眼里和脑海里浮现。“我不想在睡梦中看见一个中国人走到我的床前来。因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这总有点儿叫人害怕”，[2]52她向丈夫哭诉，请求搬家避开鬼魅，却遭到丈夫无情拒绝：“我不能让这儿城里的人说长道短什么县长殷士台顿所以要把房子让掉,是因为他的太太看见贴在椅子靠背上的小个子中国人像鬼魂那样在她床边磨磨蹭蹭。如果人们这样议论纷纷,那我的名声也就完了,艾菲。”[2]97可见，殷士台顿表面上是拒绝了艾菲的猜测，然而他却不能否认这鬼怪之说的影响力。这恰恰证明了殷士台顿内心也对这个中国鬼魅有幻想，他间接地默认了他的存在。或者说，他更想让他存在，因为他恰好可以如艾菲的情人克拉姆巴斯所说，用这个“显性的鬼”来控制艾菲，把她牢牢的困在这个婚姻的围墙里。她的丈夫不爱她，也不陪着她，只有鬼在身边，在这鬼一般的婚姻中，艾菲痛苦着，内心被难以纾解的情感和压抑的恐惧所折磨着。因此，纵使艾菲其实并不爱克拉姆巴斯,但在不满的情绪和压抑的欲望影响之下,她还是选择了与之苟合。因为他的情人不信鬼的存在，艾菲只有通过他，才能暂时平复内心对这个“鬼魅”的恐惧。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少女曹七巧奉承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残废之人。艾菲和曹七巧有着同样的不幸婚姻，同样的对爱对激情的渴望，以及同样的悲剧结局，不同的是艾菲最后是在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情况下死亡获得解脱，而曹七巧却因极度膨胀的物欲被金钱毁灭而又毁灭他人，张爱玲将人性的荒诞与苍凉诠释到了极致。奇妙的是，与《艾菲·布里斯特》相反，《金锁记》里找不到任何“鬼”的文字，却正如王德威说的：“张爱玲的作品充满鬼趣”，“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成为新文学中难得一见的鬼屋怪谭。”[3]

冯塔纳笔下的“鬼魅”其实并不可怕，因为这一沾有鬼气的“中国鬼魅”至少出现了，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张爱玲文字中的“鬼气”却是隐形的，那是一种浸透着直入骨髓的一种无尽的恐怖和苍凉之感，虽然写的不是鬼，但却营造了如鬼魅般阴森森的人和环境。她嗜好书写鬼气森森的人物，不断提醒我们生命其实是阴阳难分、虚实莫辨。借助大量“无边的黑暗”，“老屋”，“恐怖的尸身”，“阴森的古墓”等带有鬼气、寓意死亡的意象，使作品充斥着一种恐怖、诡异的气氛，使人们意识到她所写的是一个封闭的僵死的世界。“姜公馆(《金锁记》)就是“由头到尾是一幢鬼屋内的黑事。”[3]《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没有光的地方，自然没有温暖，只有时隐时现的“鬼魅”和阴森森的鬼气。无论是艾菲还是七巧，生活在这样鬼气纵横的婚姻里，注定是不幸的。

三、“鬼”的隐喻——人鬼间的异化

其实所谓的“鬼魅”亦或“鬼气”更多的集中于小说中的人物之上。这是作者有意使之，为的就是借“鬼”的隐喻而写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带上了“鬼气”，异化成了“鬼”。可以这么说，“鬼”既是人，人也是“鬼”。

（一）《艾菲·布里斯特》中的“鬼”化人

冯塔纳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国鬼魅”的作用，不仅在于对其对艾菲悲剧的一种预示和对情节的推动，更在于他本身就是艾菲的化身，是她的“第二张脸”，是她最本质、最真实的一面。深锁在“鬼屋”里的艾菲骨子里有着浪漫的情怀，内心充满了对激情和冒险的渴望，生活在梦幻之中，然而这些想法却不被现实允许。于是，她的激情和幻想被压抑着，急需一个能游离现实的象征物来承载这份情怀。她找到了，就是这个“中国鬼魅”，他是一个符号、一个隐喻，是艾菲内心情感的一个映射。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梦和幻想是现实的写照，其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展现“本我”，二是体现“超我”。“本我”和“超我”正是艾菲内心的矛盾根源，是真实的充满热情和欲望的艾菲与受社会习俗和道德禁锢下的艾菲的碰撞。“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营生出了一个“中国鬼魅”，直接映射在艾菲的潜意识和梦境中,表现为对中国鬼魅既亲近又恐惧的矛盾心态。

在被压抑的天性中以及移情作用的催化下，艾菲内心将“鬼魅”视为其欲望的伙伴，在潜意识里，她本能地亲近他，而得以慰藉。这可以被解释为“生活中所不能满足的欲望的代替满足”。[4]238但理性中，她又视“鬼魅”为社会外力的爪牙，是社会传统在自己思想上烙下的道德禁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鬼魅”的存在是丈夫殷士台顿有预谋地用来控制自己的妻子，压抑其那份浪漫的幻想和激情的欲望。他在新婚的旅行中讲述了那个“鬼”的故事，形容中国人死后的墓地“非常美丽，也很可怕”，在无形间让这个“中国鬼魅”和自己合成一个可怕的形象出现在艾菲的想象之中。即便他不在艾菲身边，也要让她看到印有中国人的画像；他狡黠地从不讳言“中国鬼魅”的存在，但面对艾菲，他却又表现出对艾菲幻觉的不屑一顾，拒绝她的搬家请求，他就是要让“中国鬼魅”纠缠艾菲，精心地为她制造了一种压力。

“中国鬼魅”在这里隐喻了人物的两面，一面是艾菲“本我”的解脱；另一面则是在殷士台顿阴影下，以神秘和恐怖形式出现的“超我”的控制。因此，艾菲也始终不明白或不敢承认“鬼魅”是她的一部分，在精神上寻求寄托又试图逃避。潜意识里的原始冲动之鬼，同理性的鬼不相调和，导致了“创伤的执着”，即“在高度刺激下，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纷扰”。[4]216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已经不再是一段健康、正常的婚姻，它成了一堵围墙，困住了艾菲，使其受尽“鬼魅”的纠缠，渐渐地连艾菲的内心也与鬼同化了。

（二）《金锁记》中的人化“鬼”

《金锁记》里着力刻画地则是一种人化鬼的人性异化过程。“‘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5]张爱玲展现人性的方式是惑人的，人们已经不再借助与鬼相关的仪式、行为感受其魅力。小说不仅靠象征性的事物来营造“鬼气”，因为单单染有死亡的气息还是远远不够的。

“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后的没投胎的鬼”。[6]26《金锁记》正是一部充满“鬼怪”的作品。里面的人物，不管主要的还是次要的，都是一群没有或正在失去灵魂的，“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7]的人鬼。这是一座封建残堡，里面阴森可怖，自成世界，笼罩着重重“鬼意”，飘荡着丧失人性的幽灵。与艾菲一样，七巧的婚姻也是苦涩的。“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她想死，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6]35月亮就像30年前主人公的一滴泪珠，以其独特的阴凉，揭示了一个曾经美丽健康的人是如何挥着“美丽的、苍凉的手势”[6]30在丧失人性前，向自己做最后的告别。生命的感觉变得迟钝、空虚，在情欲无法满足之时，她便转向了对金钱的追求——“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分不清辨不明，只有金钱对于她而言才是真实可靠的。然而一世的牺牲换来的金钱吞噬了她的心智，她被黄金的枷锁紧紧套住，人性渐渐的扭曲，在无尽的自虐和他虐的循环中，走向疯狂，变为一个被性欲、贪欲压抑得扭曲了正常人性的魔。“变态的狂躁和压抑的苦闷始终像两只爪子撕扯着它已畸变的心。”[8]即便是对待自己的儿女和媳妇，她也是无情的、冷酷的，甚至将自己的痛苦加到儿女身上。在她身上已看不到人性，想到曹七巧“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恐怖之余令人叹息、怅惘。在这座婚姻的围城里，“鬼气”已经侵入了她的思想，渗入了她的骨髓，使她的灵魂扭曲，成了活生生的人间魔鬼。

四、充满“鬼”气的世界

追根溯源，无论是艾菲还是七巧的悲剧，无论是艾菲“鬼化”的一面还是七巧扭曲“鬼变”的人性，这一切都是被她们生活的如鬼的社会所挤压而生的。“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作者批判和讽刺的笔锋直指当时病态僵化的社会。

殷士台顿尽管知道艾菲在六年前有过私情，但他并没有怨恨，毕竟过去了。他却为了捍卫那个连自己都质疑的所谓的“名誉”而决斗，原因是社会准则要他这么做。“违反条文是不行的，那样的话，社会就会看不起你，最后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直到无法忍受这一切，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为止。”[2]239社会压力的束缚，使他无法从自我意愿和社会习俗的矛盾中摆脱出来。他选择了妥协，自愿被这非人道的社会所同化，他所谓的“整体”、“社会”、“条文”早已侵蚀了他的心灵，思想情感已不受自我的控制，反而对这种道德观念的非人道的要求唯命是从，并最终亲手摧毁了自己的生活。尽管官运亨通，但是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内心孤独,毫无幸福感。同样迫于社会压力，担心受到外界的道德批判而受累，布里斯特夫妇拒绝将女儿艾菲接回娘家。他，表面上维护了社会的道德戒律，却失去了女儿，最后得到的只有悔恨与悲伤。无论是殷士台顿的自愿，还是布里斯特夫妇的非自愿，他们执行道德戒律的行为都是受其所处社会环境所影响。人们在社会教条的控制下，成了行尸走肉，成了无心的“鬼”。

“只要世界存在,只要关于人类举止行为的标准存在，人就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状况，而很少有例外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2]130社会是一个样子，爱情是另一个样子。曹七巧毁了儿女们的爱情和幸福，同时也毁了自己，成了“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张爱玲刻意而执着地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揭示着人性的堕落、“鬼化”。

毋庸置疑，无论是冯塔纳笔下的艾菲，还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都是异化扭曲、冷酷无情的社会的牺牲品，社会空气中弥漫着阴冷、苍凉的“鬼气”。这鬼气四处流传，无孔不入，不管是物还是人，都深深地被这鬼气所侵蚀。一切被压抑着，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人们失去了自我，成了“活鬼”，而人的世界也就成了“鬼的世界”。

五、结语

人非草木，孰能无欲。两位女主人公，艾菲、曹七巧与大多数的女性一样，对婚姻有梦想，渴望在情欲的释放中品尝婚姻的甜蜜果实。然而社会的现实不允许她们自力更生，只能依赖男性，如奴隶般遵循着这个社会的法则。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爱情婚姻成为了生存的手段，建立家庭是获取安稳人生的出路。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可是当真的走进去时，面对的则是阴森的围墙，没有阳光滋养的婚姻，空气中充满了“鬼”的气息，身边的人、物和环境都如同鬼怪般阴冷无情，家成了“鬼屋”，她们被推到了边缘，禁锢的灵魂被挤压，艾菲的心理分裂出了一个“鬼魅”的“本我”，曹七巧的灵魂异化成了一个“变态疯狂的恶魔”。

正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9]在充满鬼气的社会里，需要的只是如鬼一样没有思想的人，遵守腐朽的社会准则。婚姻失去了爱情的本意，只是物欲的交易，婚姻里阴冷的鬼气建筑成了囚困女性的围墙，使她们人鬼难分，并最终将其埋葬。

参考文献

[1] Schafarschick,Walter. Erl覿uterung und Dokumente: Theodor Fontane. Effi Briest[M]. Stuttgart，1972:112.

[2]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M].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52,97,130,239.

[3]王德威.女作家的现代“鬼”话[A]//想象中国的方法[C].北京:北京三联书,1998.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8,216.

[5]宋淇.张爱玲语录[A]//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215.

[6]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6,30,35.

[7]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张爱玲评说六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292.

[8]高淑珍.说不尽的苍凉——谈《金锁记》的现代意识[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4):23.

[9]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