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

一般认为，电影学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其范畴包括电影发展过程、电影审美特性、电影创作规律、电影作品分类及其社会作用与美学效应等。

关于“电影是什么”或者“电影是一切”的话题，如果是出于探讨电影的本质属性的学术层面，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放在学科建设的学术背景上，则有必要限定一个宏观的理论架构。

至少有三本著作这样定义“电影学”：“电影学是把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加以研究的科学。在中国，电影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对其界定和研究范围众说不一。一般认为，电影学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其范畴包括电影发展过程、电影审美特性、电影创作规律、电影作品分类及其社会作用与美学效应等。”

社会文化现象是否已经包含了艺术现象？现象与媒介是何关系？电影学是否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过程、审美特性、创作规律、社会作用、美学效应这些要素究竟是何关系？

从以上缺乏严密性和逻辑性的定义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当前电影学研究正处在一种学科发展的“争鸣期”。记者通过多方考察，发现对电影学的理解存在以下观点或学派：

首先，“电影是一切”。这种观点主张将电影的概念模糊化，实际上是在与“电影是艺术”的传统观点唱反调。法国电影批评家巴赞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电影是什么？》。法国学者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使用了三种表述：电影是“一项企业，也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存在”。爱因汉姆认为，“电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但不一定产生艺术效果。”王志敏主编的《现代电影美学体系》中认为，“电影是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异质综合性媒介。”记者认为，探讨“电影是什么”的话题本身就陷入了一种哲学的怪圈，一种事物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外部风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同理，“电影是什么”决定了“电影学是什么”，“电影学”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又展示出不同的学科体系特征。所以，关于“电影是什么”或者“电影是一切”的话题，如果是出于探讨电影的本质属性的学术层面，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放在学科建设的学术背景上，则有必要限定一个宏观的理论架构。这里的理论架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有所区别，如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每过几年都会发布学科目录，最新的一期目录是2011年发布的，共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13个学科门类。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或较为成熟的制度化产物，李政涛在《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度化”》一文中指出：“知识形成中发生的以获得和确立价值为核心的某种行为规则、模式得以确立和维持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学科知识生产和产播中的标准化、结构化和系统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对某种预期的价值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模式加以确定和合法化的过程，也是把想象中的制度变成现实的制度的问题。”所以，电影的问题可以不设边界，但电影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必须设定一个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就是电影学的“母体”是什么。

其次，“电影学”。这种观点主张将电影的概念扩大化。即最起码要首先否认马尔丹关于“电影自一开始就是一门艺术”的表述，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电影学，与艺术学是分立并列关系，也就是说，电影学不等同于电影艺术学，而是涵盖了电影艺术学，将二者通过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学科称为“电影艺术学”，甚至把电影艺术学与二战后产生的一些新的交叉学科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等放在一个学科层级上。很显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刻意提升了电影学在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电影学成了一种类似学科门类一样的学科，试图以电影学为中心，建立起一套新的知识系统。王志敏主编的《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一书便采用了这种理论架构。

再次，“电影艺术学”。将其视为特殊艺术学[西方理论界对艺术学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狄索瓦·乌提兹所倡导的一般艺术学（allgemeineKunstwissenschaft），即所有艺术之总和的学问，对应我们今天艺术学下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另一种则是指造型艺术学，包括绘画、音乐、电影等，为了方便辨识，国内一些理论家将其统称为特殊艺术学]研究对象系统集合中的一员——电影艺术学，与艺术学有着明确的学科层次相关，电影艺术学与艺术学是典型的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称其为“集合中的一员”，有其非常准确的包含和被包含意义，按照“属加种差定义法”，电影艺术学首先属于艺术学，而后是具有某种差别的艺术学。一般认为，艺术学是德语Kunstwissenschaft一词的翻译，英语中直译为Science of art，那么，这里的电影艺术学完全可以译为Science of film art。这一概念与欧洲国家普遍使用的Filmology相通。

上述两种对电影学理解和阐释的路径，关系到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宏观意义上电影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参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学术层面来看，这两种路径并非水火不容，接受A未必一定要否定B。即使是管理部门文件，也只是参照我国科学研究实际状况所做的某种规定。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他的学科分类方式的可能性。2009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GBT 13745-2009（人文社科类）》，以及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錄》，都将电影学视为艺术学之下的分支学科。这是国家层面立足于优化科学资源的配置、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所做的顶层设计。

学科基础

分清学科 各得其所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活动电影机”取得巨大成功。1895年的12月28日，两兄弟在法国巴黎的咖啡馆里，用他们的“活动电影机”首次售票公映了他们的影片。这一天不仅仅标志着“放映术”发明的完成，也是世界电影正式诞生的标志。随后至今的100多年间，电影日渐成为最具世界影响力和传播覆盖面的艺术种类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试图从本学科出发来解释电影现象，总结归纳电影理论知识，进而形成了丰富的电影学学科图景：哲学与电影的交叉所形成的电影哲学旨在探讨电影的本体属性，产生电影哲学，研究电影是什么？电影在时间和空间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以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电影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与其他相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电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电影语言学、电影社会学、电影经济学等，使电影学的学科外延不断扩大，再加上全球化数字化浪潮的冲击，电影全面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以“历史、观念、新标杆”为主题的首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无论是从论坛的主题报告内容，还是从论坛收集论文的类型上来看，论坛似乎都在传递一种学科建设的指向性信息，即以一种更大的思维场域来融合几种不同的学科内涵。

首先，旨在培养专业电影人才的学科建设。这是电影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如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所列举的三个层次的学科结构：一是以电影学为特色，从电影制作、电影创作、电影史论、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等方面构建科学系统的电影学专业体系，向广播电视和戏剧学等做必要拓展，构建完备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体系;二是以戏剧与影视学为核心，积极发展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和设计学，构建比较完善的艺术学门类体系;三是协调发展电影学与教育学、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构建支撑电影学持续发展的多学科体系。

其次，旨在培养教育技术人才的学科建设。这是电影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范畴，其人才培养指向的是“培养善于运用电影手段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人才”。如中国教育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李龙在其“从电影教育到媒介教育——中国电影教育史初探”中所定义的，电影教育是指运用电影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迪，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以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一门学科。严格来讲，这一类型的学科建设已经脱离了艺术教育的本体，进入教育技术学或教育艺术学的范畴，尽管都拥有学科建设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和专业电影教育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

再次，旨在提升全民族电影审美素养的学科建设。严格来讲，这一类型的电影教育已经不属于学科建设而进入文化建设范畴，这和当前电影作为一种强势媒体介入大众传播有密切关系，即注重电影艺术对广大学生在陶冶情操、提升审美能力、构建健全人格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层次学科建设兼具上述其一的创作观念与上述其二的传播理念，令人回想起很早以前爱因斯坦在写给纽约罗里奇博物馆的信里所述：“电影，作为一种对人类精神幼年时期的教育方法，是无与伦比的。因为电影可以使思想剧情化，这就比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更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和理解。”

记者认为，理想的电影学科建设模型应该是以上三者的优化组合，也对应着电影艺术除了本体研究之外的三个实践领域：创作研究、接受研究和文化研究。但现阶段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科而治的大环境下，学科建设仍然有其应该遵循的规则，这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使然。一方面，学科研究必须依照一定的标准，否则就缺少规范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有了一定的标准，学科知识更加系统严谨，学科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学科制度规范特定学科的研究理念，为学科研究提供框架与方向。电影学，由于其作为科学学科的性质，当然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范围。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分清主次，明确研究对象，划定研究范围，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在基本概念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以简单的“包容”二字一笔带过。这大概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发表在1988年《当代电影》第1期上的文章《电影理论研究：分清学科，各得其所》的题中之义。

笔者认为，对于以上三种可能的学科建设内涵，应当以第一种——培养专业电影人才为考察标准。鉴于此，如果从学科建设视角考察电影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源头，应当追溯至其作为高等教育大家庭中成为单独的教学科目的时刻，即1950年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并于1956年更名为“北京电影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电影专业高校，标志着电影学学科建设的开端，至今已有65年。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电影学学科建设史，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地划分这65年。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一书中，将2009年之前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遵循精英培养模式的“探索期”（1950年至1977年），继续精英培养模式、倡导普及教育的“复苏推进期”（1978年至1996年），以及电影学学科体系在专业内容、人才培养、教育层次等方面多元化构建的“快速发展期”（1997年至2010年）。时至今日，特别是2011年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之后，电影学学科建设加速成长，成为文化自觉，记者认为，电影学学科建设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成长成熟期。当然，在这一时期内，各种思想争鸣将会伴随而来，对学科建设的反思将会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而向更高层次拓展。

学科环境

跨界互动 欣欣向荣

电影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不等于电影学学科的水到渠成，但电影学学科的确立以电影学研究的成熟为前提条件。劳凯声在其文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中指出：“任何可以称得上学科的知识部门都不是一些相关知识的简单堆砌，而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其中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些知识必须形成以概念、逻辑、原理、命题、方法等元素构成的知识结构，结构可以说是学科存在的外在形式。其次，还应该进入大学，登上大学的讲堂，这是一门学科被认可的象征。”记者认为，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得以确立可以参考八大标准：一是“是否具有清晰明确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严密共振的理论体系”，三是“是否拥有统筹兼顾的研究方法”，四是“是否产生引领发展的代表学者”，五是“是否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培养模式”，六是“是否出版了透视学理的学术著作”，七是“是否存在定期交流的学术组织”，八是“是否定期出版交锋观点的学术刊物”。

以上8个条件不但可以作为电影学学科成立的评价指标，而且可以作为考察、研究电影学学科建设历史与现状的重要维度。下面我们按照以上8个一般条件依次论述。

第一，研究对象。关于电影学的研究对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项目主持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青年学者赵正阳认为，电影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限定到以下4个问题域内：一是电影文化研究。文化包括了电影艺术在创作与接受过程中所处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一个国家地区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消费文化、饮食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金融文化、教育文化具体包括了电影艺术管理、电影政策法规、电影融资运行等政策环境、电影艺术批评环境、电影艺术教学科研环境，以及专业发展、创新人才培养等校内外结合的共生领域，借此探究电影艺术传播的现实与理想的文化环境。二是电影艺术语言研究。这里的语言不是传统认识中的“词语”，而是电影艺术作为一种不断丰富的沟通交流的工具，可以将其想象成为借由“电影”所编制的“词典”，在这个“词典”中，我们可以查阅出关于“表现赛车追逐”的条目。在语言研究中涉及的语法问题对应着电影艺术相关的创作原理，包括画面构图，照明、镜头的运动，剪辑等一切用于征服观众欣赏心理的手段，这当然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密切关系，“艺术家的潜意识受压抑的程度不如普通人那么深。因为他们迫切地想将潜意识中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就创作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就像梦一样，是对潜藏愿望的满足。”电影艺术语言本身就与创作者本身的心理历程有关，而能否取悦受众，关键在于对目标观众群外部心理和内部心理的把握。所以，电影艺术语言应重点关注创作者和受众的情感心理、基础心理、实验心理、应用心理、精神卫生等对电影艺术的影响与作用。电影艺术语言比较（包括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和国内外发展现状比较），基于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之视角，从不同侧面考察电影艺术学的发展动向。三是电影艺术接受研究。包括前接受，即审美的触发过程，中接受，即审美的体驗过程，后接受，审美的效果流程，效果流程包括了回味、记忆、内化、反馈等几个阶段。四是电影艺术原理研究，这是对这种艺术形式本质上的反思。

长期致力于研究电影学学科建设的赵正阳认为，这样的划分值得商榷，正如黄新然在其文章《论美术学与美学的关系》中指出：“这种分类方法是一种‘想当然式的分类法，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比如美术学领域就有人质疑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的划分，‘美术学不仅包括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包括美术本身。但是把美术本身和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并列看待，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很明显，这四者并不在一个逻辑起点上。”

宁翔宇在《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读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文中说，“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如实记录所有的事实，而是有选择地建构历史。”电影学同样如此，电影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记录100年来的每一部电影，这是电影档案工作的内涵，而是有选择的建构电影历史体系。电影理论家的职责绝不止于细致地分析每一部电影，而是要在总结大量电影的基础上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史学家和理论家的工作是“形而上”的。但电影批评家的职责很明确，他们要应用电影史论和电影理论来分析电影或电影现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分析始终是“形而下”的，是运用文学语言来解读电影，难以形成体系。如此说来，电影史、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根本不在一个逻辑起点上，因为他们面向的对象不一样。那么，将三者并列开来作为划分电影学学科区域的依据也就不尽合理。

对此，记者认为，电影学学科体系的划分，要体现以下基本原则：第一，要体现研究对象的层次性。总体上看，电影学学科体系存在三个层级的研究对象：“具体的电影现象”位于最底层，“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电影理论知识”位于中间层，“抽象的电影理论”位于最上层。

第二，要体现研究范式的连贯性。第一层级研究是第二层级研究的基础，第二层级研究是第三层级研究的基础。基础越扎实，则上一层级的研究越有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研究要“接地气”。

第三，要体现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学科体系的划分只是为了优化电影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各级各类学科组织以人为本制订各项学科制度，使学科建设工作更加顺畅。而非人为的为学术研究套上缰绳、划定藩篱，所以，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任何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

按照以上三个原则，记者试图将电影学学科划分为三大层次，12个分区。确立电影学学科体系所依据的主旨是：电影是以创作为中心，通过放映或市场发行，开发应用或收藏等环节形成的循环式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承前启后、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此应有一种相应的理论予以把握和阐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电影科学，简称电影学。电影学作为一门科学，符合科学这个概念的三条基本原则，即自然一致性原则、实体永恒性原则和因果性原则。从最初的电影创作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论知识，扩展到电影接受、电影欣赏、电影原理的理论知识。这些散乱的理论经过现代科学范式的系统整合，会逐渐形成“理论科学研究”“历史科学研究”“语言科学研究”“跨学科科学研究”四大体系。这些相对独立的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形成一门比较完善的学科，这一学科应该称之为电影学学科。电影学学科分為学科体系研究、学科组织研究、学科制度研究、学科文化研究4个基本领域。概括起来就是：理论研究——科学研究——学科研究。以下12个基本分区将所有有关电影、电影学、电影学科的知识系统涵盖在内。而12个分区在不同的研究维度上的投射，进而形成更加细分的学科矩阵。

学科文化

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那么学科文化则是一个学科传承发展的血脉。一个学科的学科文化对这个学科的健康成长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学科体系、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这四大领域中，处于形而上的学科文化反而是研究的热点，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就最多。学科文化研究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具体学校对于具体学科的学科文化建设，二是从宏观角度阐释不同层次学校的学科文化建设。在这两大类中，按照研究视角的选择又可进一步归纳为四小类：第一，结合某一具体学科来阐述如何建设学科文化的问题，针对性强;第二，总体阐释学科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涉及概念内涵、功能、作用等;第三，综合高校学科文化建设的实践，审视学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第四，结合不同类型学校自身的特点，介绍学科文化建设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和指导性。

那么，我们这里所探讨的电影学学科文化建设就是上述的第一大类，研究视角则属于第一小类——结合某一具体学科来阐述如何建设学科文化的问题。

如何合理定义我国的电影学学科文化？借鉴其他学科的定义，再加入电影学的独有特征，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如下界定：所谓电影学学科文化，是指在电影现象知识化、理论化、科学化直至学科化的过程中，发现、创造和形成的学科理论体系以及所具有的思想、方法、概念、定律，是学科中所采用的语言符号、价值标准、科学精神或人文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工作方法的总和。电影学学科文化具体化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管理文化，第二层级是组织文化，第三层级是精神文化。

如何恰当地描述当前我国的电影学学科文化？记者经过思考，总结出以下四点：

第一是源远流长的电影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感也是民族认同意识，即民族认同性，其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也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简单地说，电影民族认同就是电影艺术从创作到接受都时刻保持一种民族国家主体意识，这一点在百年中国电影长河中源远流长。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仅10年之后的1905年，电影便扎根中国，而后茁壮成长，商务印书馆早在1918年就出版过专门针对小学生的电影教育读物《活动影戏》，蔡元培在30年代初曾经说：“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电影对兴我中华大有用处，我国应当提倡电影教育化和教育电影化;从教育学的原理看，一切电影都是教育电影。”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曾经制定电影取材的5个标准，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精神。在中国艺术学的大家庭中，电影尽管是新兴的艺术形式，但电影的民族认同始终如一，我们的基本创作手法尽管曾经效法于苏联，近年来对视觉奇观的追逐也不断向好莱坞看齐。但我们从电影诞生之初至今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尽管创作格局混乱繁杂，但在朴素的电影技巧背后，电影的民族教化功能渐现，盛极一时的神怪片也大多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电影艺术质量并进的创作高峰，《小玩意》《大路》《马路天使》《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无不折射出中华民族自古传承至今的悲戚感受和悲壮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电影忆苦思甜弃、旧迎新成为主流意识。即便是在创作稀疏乏力的“文革”时期，文化口径整齐划一的电影仍然是在特殊时期聚集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文革”之后，中国电影民族化热情高涨，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和艺术手法上的追求，都显示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认同性。从80年代第五代导演开启的“表现化影像美学时代”，到新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全球化等思潮的推动下所显示的“大文化”格局，中国电影开始在更高层次上寻求民族认同的新征程。

第二是交叉互动的电影学术脉络。电影学学科文化形成于具体的电影学学科建设活动，学科建设则发轫于不断趋向完备的电影学学科。尽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影戏丛报》在上海创刊，诸如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徐痕耻编著的《中国影戏大观》、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等以中文发表的电影研究的文献开始面世。但真正意义的电影学学科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彼时的电影学学术力量主要分布在两个部门：一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及受其指导的各大电影制片厂，二是中国文联电影家协会及受其管理的刊物。尽管分属两个部门，但大家彼此联系很多，由于电影创作本身题材单一、类型重叠，所以在学术研究上秉承现实主义传统，没有严格的流派之分。“文革”结束后，电影学学科阵地逐渐分化：北京电影学院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日益形成“学院派”;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则以其雄厚的历史积淀和档案支撑形成“历史派”;中国艺术研究院因其相邻艺术学科的彼此滋养而立足于艺术本体来研究电影理论，形成“艺术派”;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队伍更多的以跨学科思维、国际视角研究电影，形成“综合派”。这些研究流派均有自己的传统和指向，在学科建设的具体领域也经常产生交叉互动。流派分化、交融共进，这是我国电影学学科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第三是以史带论的电影研究传统。在当前的电影学学科体系中，如果按照“史、论、术、跨”4个对象来进行区分，历史研究成果较多，得益于3个文化传统：一是学术使然。我国是一个有着良好修史传统的国度，史学独秀于众学科之上，“文革”前的1963年，在电影学其他领域尚未起步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电影发展史》，“文革”后我们相继出版了上百部电影史著作，涉及类型史、产业史、专业史、文化史等。二是机构使然。我国官方设立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博物馆都有开展电影史研究的功能。三是人才使然。历史研究在我国有着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电影史人才济济，都使得电影史研究成果日新月异、成果丰富。

第四是政治引领的电影文化生态。电影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传播表现，“所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特性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是紧密的，也是必然的”。由于电影这一媒介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的形态和功能，其既脱离不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共识，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国家。从30年代的左翼电影开始，中国电影便一直坚守着关注现实生活，结合现实问题反映民生疾苦的政治文化傳统。新中国诞生之后，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方针，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电影往往以其“显文化”的特质，在众多艺术形式中成为这些方针政策最直接的接引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我们的生命线。他强调要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善于把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同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善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重要的座谈会上屡次谈及中国电影。所有这一切，决定了电影学学科文化是在艺术文化、政治文化、教育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电影学学科建设在新的文化坐标空间展开，科技文化（如数字电影技术、3D技术、IMAX技术）的新突破、政治文化（全球一体化、文化软实力）的新变化、经济文化（加入WTO、自由贸易）的新变革、教育文化的新发展和文化结构的新调整，这些都将作用于电影学学科文化的形成。

（责任编辑：张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