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君

摘 要：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温州文化是以“义利并举”的永嘉文化为主线的海洋文化开放性与乡土文化封闭性的有机融合，对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温州模式诞生的内在文化根源。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孕育了温州文化的敢于冒险、敢为人先、勇于开拓和市场意识，乡土文化的封闭性则使温州文化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和行为模式上的人格化交易特性。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具有两面性，当文化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时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当前，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国际背景下，温州文化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所以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温州模式的转型升级需要对温州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文化；温州文化；温州模式；影响

一、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走过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历史，取得了不同的发展成绩，也形成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分。对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各国经济学家、思想家纷纷从文化的角度给出了深层解读：舒尔兹认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逐渐下降，而曾依附于土地与资本的人的作用逐渐增强，人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文化素养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诺斯认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导向与制约作用。唐芒斯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以他们共享的习俗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习俗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种集体的强制”；[2]马克思·韦伯认为：特定的文化——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3]劳伦斯·哈里森将“不发达”归结于一种“心态”。[4]由此可见，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状态以及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摇篮。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文化迫切需要法律和规则等制度的规约，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5]文化虽然通过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因子依然需要上升为制度，以便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合理的规约。

讲求“义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温州文化始终与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温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重商主义与市场意识，这种追求功利，讲求实效的文化模式在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期为温州积累了雄厚的原始资本，促进了温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追求功利的商业文化日益显示出它的不足与缺陷，过分的追求利润导致了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短见”，造成了人才和教育的不足、高新科技的短板以及现代合作精神的缺失，这些都制约着温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温州模式的生命力面临“衰竭”。因此，温州模式向纵深方向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对温州的人文精神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及其对温州模式的影响

（一）海洋文化的开放性

黑格尔认为：高原的生计在于牛羊牧畜——畜牧業，平原流域从事农业，在和海相连的海岸地区则盛行航海和商业，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样写道：“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它卷入无限的依赖里边，而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他便是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6]黑格尔对海洋文化的禀性和特征撰写的淋漓尽致。海洋文化具有不同于陆地文化的开放性，首先，海洋文化的开放性最直接的表现在对商品贸易和市场的追求上，对贸易的追求使人们敢于冒险、富于开拓；第二，海洋的流动性和侵略性使人们强烈的意识到竞争的存在，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第三，海洋变幻莫测，与陆地相比具有更多的未知性和危险性，这就造成了人们不等不靠、独立自主的品质；第四，对海洋的征服培养和激发了人们勇敢进取的精神，因此，海洋文化更多的强调的是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是一种自我与理性的文明。最后，多变的海洋气候需要在大海上航行的人们相互合作，用协商讨论的形式确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因此，海洋文化还孕育了人们对契约与民主的追求。

（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对温州模式的影响

1、敢于冒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首先，温州经济走向世界得益于其敢于冒险、四海为家的海洋文化。温州有200多万人分布于全国各地，50多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共触及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分布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温州人所到之处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经销点，构建了庞大的销售网络。据统计，全世界每30件衣服中就有一件是温州产品，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过70%。正是温州文化中的这种“恋乡不守土”、“走南闯北打天下”的精神开拓了商业市场，使温州经济走向了世界，为温州经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原始资本。

其次，温州经济发展的活力得益于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海洋文化。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海洋文化使温州人素来有“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的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人就开始发展个体工商业，永嘉县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偷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革时期“到温州看资本主义”的传言人尽皆知。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以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发展势头，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完成了企业制度的创新等，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创造了以民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民间融资为手段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使温州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约束，带来了经济的先发优势，实现了温州人的脱贫致富。

2、市场意识

市场意识强，独立性、自主性强是温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来自于敢于开拓、追求利润的海洋文化。

首先，温州人的市场意识发展得较早较强。早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私营经济还受到国家禁锢，温州人就开始了走南闯北的市场开拓行为，他们通过各种变相的方式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如四处弹棉花、修鞋等。到改革开放之初，私营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通过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卖小商品等商业活动跑遍全国的角角落落，形成了千家万户跑市场、搞经济的局面，当时正值中国商品物资短缺的时代，温州的小商品很容易被市场广泛的接受，温州的小商品在全国市场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其次，温州人的市场意识还表现为偏远山区的农民也将外出做生意当做赚钱谋生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地处偏远山区的泰顺、永嘉、文成三县常年在外从事经商活动的农民有二十多万人，还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到国外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正可谓“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在法国巴黎，温州人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区，把大量物美价廉的温州产品行销到欧洲。在意大利，有12万温州人开办中国餐馆、食品店、理发店和皮件店。全欧洲约有7000家中餐馆中有半数是由温州人所创办的。[7]

最后，温州人的市场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善于通过模仿创造低成本产品获取市场青睐。温州人善于学习，常常将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迅速仿制成功并传播于市场。巴黎时装的最新款，不出10多天就能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找到仿制品；广州最新潮的家具款式马上就会成为温州家具企业的克隆对象。

虽然，温州文化中敢于冒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强烈的市场意识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文化特色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消极的一面，比如敢于冒险背后隐含着缺少前瞻性与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弊端，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又造成了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机性和从众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前瞻性思考和系统的战略规划，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良好的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高品位的产品设计需要赶得上潮流更需要独立自主的创新。因此，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仍然需要文化层面的升华。

三、乡土文化的封闭性及其对温州模式的影响

（一）乡土文化的封闭性

首先，乡土文化的封闭性表现在的人际关系形态的相对隔离性。这种相对隔离的人际形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由此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朴素的道德和情感义务，支撑着乡土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罗伯特·埃杰顿所言：“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8]（p.299）道出了乡土社会的这一人际关系特点。其次，乡土文化的封闭性也表现在农民个体行为特征的“理性化”。从广义上讲，“理性”即为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下学会了一分一厘地计算，一得一失地权衡。农民的个体行为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为，“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9]最后，乡土文化的封闭性还表现在思维意识的“伦理化”。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各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他强调：“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间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又言：“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0]如此，乡土文化中农民的思维意识是“伦理化”的，乡村伦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严格地限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注重伦理、血缘和理性的中国乡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乡土文化的封闭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美国学者克拉克认为，“文化其实并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健康和幸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化也不能确保所有社会都获得发展或生存，因为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都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着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它们发生改变。”[8]（p.219）如此說明，即便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也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文化的动态性要求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化现象。

（二）乡土文化的封闭性对温州模式的影响

1、家族伦理

自古以来，温州的宗族组织就比较发达，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将流散、松散的古代温州人聚合在一起，产生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家族统一体，又经世代繁衍而行成了同族聚居的村落。因此，温州传统乡土文化中孕育出强烈的家族伦理。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分析家族文化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影响。

一方面，家族文化促进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农民纷纷采用家庭工厂这种简单的组织形式，生产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小商品，物美价廉的小商品满足了当时国内市场的需求，使温州民营企业和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家族文化在温州企业的起步和发展阶段，有效地将家庭成员凝聚在一起，家族成员或同乡、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成为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源，节约了交易成本，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也使企业具有了更大的稳定性。另外，家庭企业更加管理简单、机制灵活，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使企业的发展克服了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困难。

另一方面，家族文化阻碍了温州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温州家族文化造成了民营企业对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家族成员的利益与企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温州民营企业制度的变迁极具艰巨性。家族文化阻碍了企业形成良性的用人机制，在企业内部，血缘关系决定了企业员工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远近，决定了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报酬，使员工的地位和报酬跟个人能力的高低没有根本关联，这种狭隘的家族利益和自我封闭观念使外来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家族化管理的传统使企业家们在面对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亲友家族而很少考虑外援，使原本支撑温州企业成功的低成本的信用关系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弊端。

传统的家族文化已不能支撑温州企业的第二次创业，这种注重亲缘的特殊主义的家族文化，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但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家族文化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制约了企业发展的规模，不利于温州经济走向国际化，严重制约了温州古典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正常的权力转移机制、良性的用人机制等现代化企业制度，实现对家族制的现代化改造。

2、人格化交易

首先，人格化交易必然导致温州社会法制的消除。人情社会、人格化交易造成温州经济发展的非法制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为温州突破僵化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温州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人格化交易在温州模式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却成为了社会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

其次，人格化交易放大经济活动的市场风险。起初，亲戚熟人间的人情往来具有合作互助的性质，是帮助个体应对经济风险的重要机制。例如乡土文化下的温州民间习俗繁杂，个体家庭很难独立承担各种红白喜事，这时亲朋好友的人情份子就起到了很好的分担作用。这种依靠人情关系之间互助合作的民间传统在温州逐渐发展为各种“合会”、“抬会”等民间金融组织，成为温州民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为温州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然而2011年温州爆发了一场民间借贷风险到今天为止依然余波未停，这场金融风暴说明由人情关系、人格化交易维系的金融形式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

最后，人格化交易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发生异化。人情关系、人格化交易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连接政府与市场的纽带。调查显示，不仅是企业家，甚至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政府的“服务意识淡薄”、“行政审批程序繁杂”、“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等。人格化交易显然不符合要求照章办事、一视同仁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和科层制的逻辑。在人格化交易模式下，政府官员不仅要履行公共职责，更要履行“亲亲相隐”的人情责任。人格化交易模式不仅给公共权力的行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公共权力发生异化，而且耗尽了社会资源，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造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乡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观念、人格化交易模式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独特的区域优势，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日益加剧，人格化交易所造成的市场风险、法制缺失以及公共权力的低效率等弊端日益阻碍温州经济的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四、结论

温州文化是永嘉文化贯通下的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和，既具有海洋文化开放性的一面也具有乡村文化相对封闭性的一面，既敢为人先、勇于开拓市场又有着浓厚的家族意识和人情意识，但温州文化始终以追逐功利的永嘉文化为主线，使得不管是开拓市场的海洋文化还是小农色彩的乡村文化都蒙上了一种追逐利润的特性。文化与经济息息相关，在温州文化的作用下产生的温州模式即反应了这种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温州人“义利并举”的思想观念、冒险开拓的市场意识、血浓于水的乡土情感是温州创造以私营经济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温州模式的文化内因，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温州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级市享誉全国。但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始终是两面性的，优秀的文化促进经济的发展，落后的文化则阻碍经济的发展。当前，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不顾得失的冒险、无规则的交易行为使温州经济的发展遭遇瓶颈，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投机性、从众性在温州表现的尤为突出，要破除温州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对温州民營企业的钳制和对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需要对温州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重构。相信富于探索的温州人一定会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完成文化的重建与提升，发挥温州文化对社会经济建设的有力作用，最终实现温州模式的转型升级。（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苗荧.论温州文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温州经济进化影响[J].华东经济管理，2003（10）.

[2] 唐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 马克思·韦伯（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J].温州大学学报，2006（4）.

[5] 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 愈美玉.论刘基文化在温州文化建设中作用[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9）.

[7] 颜弘、龙玉祥.温州区域文化与温州精神的塑造[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6）.

[8]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