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3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爆出的县级权力家族日益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检索到的涉及家族政治的外文文献不多，研究中国家族政治的文献则更少。伯纳德·弗里德曼（Bernard Friedman）针对家族政治对纽约议会选举的干扰进行了研究［1］；琳达·列文（Linda Lewin）对巴西东北部家族政治的影响展开研究［2］；瑞莎·W·沃妮克（Retha M.Warnicke）对亨利八世时期的安妮·波琳家族［3］、芭芭拉·H·罗森文（Barbara H.Rosenwein）对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一世时期（888～924年）的家族政治［4］、穆雷·斯科特·坦纳（Murray Scot Tanner）和迈克尔·J·菲德尔（Michael J.Feder）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家族政治、精英招募和政治继承展开研究等。［5］上述外文文献所研究的对象大多为上层政治权力“家族化”，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县级权力家族化现象）存在较大差异，无法直接借鉴，但这些文献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本研究借鉴，如商品交换与家族政治存在相关性。［6］

国内学术界对权力家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已有的成果不多。宝成关和胡锐军从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体制性障碍角度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出现的成因［7］；杨彩利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成因，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基层权力家族化的避免机制［8］；陈天祥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危害、成因及治理之道［9］；张喜红不仅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成因及对策，还分析了其发展趋势。［10］这些研究由于缺少理论视角，对我国权力家族的现状分析不够深入，也难以对未来发展态势做出有说服力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