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荣

（中共中央党校 科社部，北京100091）

“以农立国”还是“工商立国”，曾是20世纪前后困扰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难题之一，这与当时世界的整体格局密切相连。19世纪以来尤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埠通商后，中国从以天朝为自居的“帝国时代”猝然进入诸国竞技的“列国时代”，中华文明遭遇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同于以往的“一治一乱”的因循之变，而是一场大病变、一种总体性危机。因此，如何在世界新秩序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以“保国保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亟须解决的时代任务。反映在经济建设上，便是“以何立国”之争。

当时主张社会改良与社会建设的学者大致有两种取向：要么“从传统的要素中去重塑中国”，要么“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去寻找中国”［1］。总体而论，费孝通在这一问题上是两种取向兼而有之，“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2］2。据此而言，中国的转型并非全盘的西化，也不是传统的复旧，而应是“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3］614。

1938年，费先生利用对家乡的调查材料写成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该论文是费先生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生产的组织化及秩序问题，且论文的主题十分鲜明，即受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剧烈的中国农村，手工业破产，土地权外流，传统的农副经济制度无法继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