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障政策对集体谈判的影响

2015-10-15李晓帅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5年9期

□文/李晓帅（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

就业保障政策对集体谈判的影响

□文/李晓帅
（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

［提要］本文在定义就业保障政策、介绍就业保护测试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就业保障政策对雇主、工会在集体谈判中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就业保障政策对“工资”产生了正面影响，而对就业量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总体上来看对劳动力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政府可以适当选择对就业量冲击较少的就业保障政策。

就业保障政策；集体谈判；博弈论；劳动合同法

收录日期：2015年3月19日

一、就业保障政策概述

（一）就业保障政策的概念。就业保障政策是指政府对雇主使用劳动力的规制措施，涉及不公平解雇的界定及惩罚、最短的提前通知期、解雇限制、经济性裁员、经济补偿、与工会代表的事先磋商等，这些规定为劳动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就业保障政策还包括对劳动工作条件、女性劳动者休假的规定，劳动者健康和安全保障，最低工资保障等内容。

（二）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现有文献对就业保障政策的研究路径分为四条：

第一，从企业出发，研究EPL（Glazer&Kanniainen，2002；Blanchard&Tirole，2003；程延园，2009）。认为就业保障政策会减缓企业的解雇与雇佣，企业会注重发展非人力资本。

第二，从工人出发，研究EPL（袁志刚，1997；Nickell&Layard，1999；Acemoglu，2001；Pissarides，2001；Zoega&Booth，2003；杜松奇，2009）。

第三，从市场出发，研究EPL对产业调整、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Boeri，2007），认为就业保障政策严格程度的不同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匹配速度。

第四，从政府出发，研究政府改革就业保障政策的政治经济学（Saint-Paul，2000），认为就业保障政策的严格程度取决于政府的“价值取向”，政府如果注重经济发展，那么就会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就业保障政策严格程度就弱，如果国家经济已达到一定水平，那么政府就更侧重于平衡利益，加强就业保障的管制。

（三）我国的就业保障政策体系及其严格性测量。中国的就业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民事诉讼法》、《就业促进法》、《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条例》等，规定了劳动的权利，包括就业、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体息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等。法律明确了雇佣双方的平等地位，规范了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表1）

表1　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就业保障严格性比较

在此，我们选用OECD就业保护严格性测量指标，我国就业保障政策严格性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综观我国的就业保障政策，我国对于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比较高，解雇赔偿金也较高，所以经过计算，我国就业保障政策严格性得分较高。

二、旧有集体谈判模型简述

集体谈判最早由英国学者韦布夫妇提出。国际劳工组织《促进集体谈判公约》第2条将集体谈判的定义为：集体谈判是适用于一名雇主、一些雇主或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双方就一下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1）确定工作条件和就业条件；（2）调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3）调整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法规文件中，通常将集体谈判表述为“集体协商、平等协商”。

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集体谈判主要有三个模型：管理权模型、有效谈判模型管理权模型和有效谈判模型的综合。这三种模型都暗示集体谈判可以提高工资，但对就业的影响说法不一，管理权模型认为工会和集体谈判会降低就业，有效谈判模型认为工会和集体谈判会增加就业，综合模型则认为增高还是降低就业与雇主和工会的谈判方式和谈判能力有关。

三、就业保障政策对集体谈判的影响——基于博弈论视角

就业保障政策是政府有效管理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方法之一，从已有各国的实践中证明，政府介入劳资博弈是维护市场公平的客观需要。

（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博弈假设。博弈中参与人博弈的目的是自己收益最大化。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劳动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包括工资、劳动条件、休息休假等。政府作为劳资关系博弈中的理性参与人，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过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根据国家发展重心的不同，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改变。

（二）利用博弈论解释劳动关系博弈。政府作为劳动关系的规制者，既可以作为博弈参与人的一方，也可以将政府政策内化为对劳动关系博弈双方行为的影响。

模型假设：我们假定工会对其会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量的价值评价是相同的，并且它能够对其会员的偏好进行加总，设工会的效用函数为U（w，L），这里w是工资水平，L是就业水平，这样我们就描出U2，U3这组无差异曲线——以工资和就业量为自变量的工会效用函数。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π（w，L）=R（L）－Wl，I1，I2是企业的一组等利润曲线。等利润曲线是一条由一系列的工资率和雇用量组合点形成的轨迹，较高的等利润曲线所代表的雇主利润水平较低。

D为劳动力需求曲线。

在这个模型里，工会决定工资，企业决定就业水平。

在给定w情况下企业的就业需求L*（W）。企业选择L*（W）最大化利润函数：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R'（L）＝w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因为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上述条件意味着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曲线D即L*（W）是工资的递减函数。

那么，工会的效用函数为：

等式左边是工会的边际替代率，等式右边是企业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那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是（W*，L*（W*））。

如图1中b点所示，点b是等利润曲线、无差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三线的交点，但b点并不是有效率的，如果双方经过谈判确定的合约要求他们停留在点d上，这使得工资率（Wd）将会更低，并且工会会员的就业量（Ed）将会更高。这时位于点d的工会的总效用更高，因为它处在一个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3上，企业却并未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它位于等利润曲线I2上。（图1）

同理，点e与点b相比，工会的总效用没有改变，因为它还处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U2上，而企业的利润却得到了提升，因为它由等利润曲线I2上的点移动到了等利润曲线I1上，而I1代表着比I2更高的利润水平。所以，当工会的等效用曲线和企业的等利润曲线相切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即：

图1　合约曲线——效率合约的轨迹

这些点可以用图1中的阴影部分来表示，这些点使得谈判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再在不损害对方福利的前提下改善自己的福利水平。曲线ed是代表这些点的一个完整轨迹，曲线ed上的每一点都代表工会的无差异曲线和雇主的等利润曲线的一个交点。在这些点上，雇主和工会都处在愿意用工资率来替代雇用量的边际上。曲线ed被称为合约曲线（或效率合约轨迹），曲线上的各个点都会使工会和雇主的福利至少会在点b上一样好，并且至少有一方的福利会比在点b更好。然而，在曲线ed上的所有决策点处，双方并不是无差异的。工会显然更为偏好接近d的点，雇主更为偏好接近e的点。在此模型中，实际解决方案最终确定在合约曲线的哪一个点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力量的大小。

政府就业保障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最低工资立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对劳动者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用品、休息休假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的调整成本，而且主要是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就业保障政策对企业解雇的具体情形给出了严格规定，并规定了解雇赔偿金。就业保障政策加强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而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劳动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基础。企业对于政府就业保障政策的实施的预期利润是降低的，那么图4的雇主等利润曲线便会上移，而且由于就业保障政策中主要规制的是雇主解雇行为，解雇成本的增加会减缓企业劳动力的调整速度。这一方面当企业处于发展上升期时，就业保障政策导致的成本增加会减缓企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度；而当经济环境恶化时，就业保障政策也会减缓企业裁员的速度。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在我国的就业保障政策框架下，企业需要2.56年时间才能完成劳动力投入向新的均衡水平调整的50%。

雇主等利润曲线向上移的角度、位移的大小取决于企业规模及类型。对于单个雇主来说，就业保障政策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那么内化为企业给员工提供的工资，则企业给员工提供的“实际工资”（花费在每个员工身上的实际费用：用工成本）会上涨。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的成本会大幅上升，所以企业更偏向于培养现有员工，增加其素质，提高生产率，慎重对新员工的雇用。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则没有太大影响。那么，雇主的等利润曲线会向上移，并且会顺时针旋转一定的角度。

就业保障政策促使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完备的劳动保护，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时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给劳动者更稳定的劳动关系的预期。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保障政策会增加效用，所以工会的无差异曲线也是向上移动。对于在职员工来说，他关注的是自身“实际工资”，所以其无差异曲线同样会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那么，根据作图，效率合约曲线则会向左旋转。显然，在就业保障政策的规制下，雇主与员工的集体谈判区间会发生变化，从图也可以看出，员工“实际工资”会上涨，而对就业会产生些微负面影响，影响的大小就要看效率合约曲线的偏转角度的大小。

但对于工会来说，其追求的不仅是在职员工的处境变好，同样也要求企业在能力范围内员工雇用量最大化。在现有的就业保障政策下，规制的多是关于在职员工的就业安全问题，工会对于就业量的谈判力量要远远弱于对“实际工资”的谈判力度，所以在就业保障政策下，员工的“实际工资”会提升。企业用工会越来越正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会加大，但对就业量来说，开始显现的只会是负面影响。但是就业保障政策所营造的劳动力市场氛围良好，会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正向发展，对企业来说也是个利好循环。规范的用工环境，更多的培训投入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那么如此发展，企业扩大规模，增加雇用量，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些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政府配合以对企业的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来帮助企业适应、度过这个就业市场变化的过程。

对于效率合约曲线ed，在就业保障政策的作用下，工会的谈判能力增强，那么，最终达成合约的位置应该更偏向于点d。当前来看，就业保障政策对工资产生了正面影响，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最终随着就业保障政策规范了劳动力市场，就业保障政策对工资、就业量的影响还需要看变化后的合约效率曲线的偏度和走向。

四、以《劳动合同法》为例，论述我国就业保障政策对集体谈判结果的影响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2008年全年我国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达693，465件，比2007年增长98%，2009年全年我国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达684，379件，是2007年的1.95倍。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集中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解除、变更、终止劳动合同方面，有关集体争议的案件在2008年是21，880件，增长率为71%，之后的几年均呈现下降趋势，所涉及的劳动者当事人数也在2008年后下降。

新法实施后，企业招聘态度更为谨慎，因为招聘培训成本、薪酬福利成本、违法成本的增加，企业更愿意直接减少招聘数量，用劳务派遣、业务外包或非全日制用工方式来满足用工需求。2007年、2008年、2009年我国的登记失业人数是830万人、886万人、921万人，失业率呈上升趋势。这也跟前述博弈论分析吻合，就业保障政策初期的就业量是呈些微下降趋势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2008年平均工资为28，898元、2009年平均工资为32，244元，扣除物价水平的影响，增长率为12.37%，《劳动合同法》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可见，《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增强了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劳动合同法》通过政府公权的介入，规范劳动合同制度。

随着就业保障立法的完善，我国就业保障政策的严格性增强。就业保障政策中的最低工资标准、解雇规定和就业保护措施的强制规定提高了企业雇佣和解雇成本，使企业在人员使用上更加谨慎，减缓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保障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效用，保障了工作条件与工作安全。总体来看，就业保障政策的加强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对于就业量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很显著，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保障政策的反应是有一个“时滞”效应的，对于就业量进一步的详细分析，有待进一步详细研究佐证。

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应该是我国就业保障政策理念的把握。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加强法律标准的执行；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必须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帮助企业寻找出路。让法制的理念贯彻在劳动力市场当中。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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