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系列道德难题将道德冲突展示出来，凸显了伦理学中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矛盾。本文列举了电车难题及其相关的7个案例，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基于理性分析，找出它们共有的核心问题，即：以牺牲少数的无辜者（或无关者）的生命来拯救多数有辜者（或有关者）的生命是否道德的，并试图为每个难题做出恰当的解答。

关键词：道德难题；功利主义；道义论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哲学，以人的幸福为目的，探讨人之善恶、行为的正当与否。从是否以行为后果为道德评判标准的角度，道德理论被区分为后果论和非后果论。功利主义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认为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或者是被允许的，当且仅当这个行动比其他可供取舍的行动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1]37非后果论（一般被称为“义务论”或“道义论”）则认为，一个行动正当与否与其所产生的后果无关，而在于它是否遵从了义务的限制或者服从善良意志的命令，其典型代表为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1]50这两种道德理论虽立场不同，但在日常基本的道德判断中通常能得出相同的答案，然而面对道德难题，二者的分歧则凸显出来。

一、众多道德难题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来的，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激烈的讨论。其大意为：一辆电车驶过来时，其前方轨道上正好有五个人，根本来不及逃跑，除非有人扳动扳道器使电车驶向备用轨道，但备用轨道上同样有一个人。假设你站在扳道器旁，只有几秒钟时间考虑，你是否选择扳动它使得电车改变轨道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拯救那五个人？[2]22（这里以及下面的案例均不涉及人物的身份是什么，均假定他们品行、才能、社会地位等等大致相同）

通常，人们会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选择扳闸，因为五个人的生命价值大于一个人的生命，而少数道义论者则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与五个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人作为手段，即便是牺牲一个人可以拯救五个人。但在“电车难题”的改进版以及类似的难题中，人们却会得出与此矛盾的答案。

①胖子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驶过来，轨道的远方有五个人眼看就要被压死。假设你恰好站在轨道上方的桥上，桥上有一个胖子，虽然你的身体无法拦住电车，但如果你将胖子推下去使其掉落在轨道上，其体重正好足以阻挡电车继续前行从而拯救那五个人。你是否选择牺牲胖子的生命来拯救那五个人？[2]23

②医院难题：假设医院里有五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各自需要人体的不同器官来移植救治，若这时正好有一位暂时昏迷但身体健康的人被送进医院，作为医生的你会不会杀死这个健康的人来给其他五个人来做器官移植？

③定时炸弹难题：在你所居住的城市中藏匿有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快就要爆炸，倒计时的时间越来越短。在犯人中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炸弹的藏匿地点，但可以肯定犯人抱着必死的心态坚决不会说出炸弹的位置，他唯一的弱点是对亲人生命的担忧。如果是你，是否会采取对其妻子儿女用刑甚至拿生命来威胁犯人以获取藏匿地点。

④“惩罚无辜”难题：假想法官明知一个人无辜，但如果惩罚、宣判他死刑，便可阻止一场将有数百人丧命的大骚乱。若你是法官，你是否选择这样做？[4]

在以上四个难题中，对于前两种，人们倾向于拒绝牺牲少数无辜者，即拒绝牺牲胖子与健康人的生命；对于后两种，由于被牺牲者与被拯救者的人数相差极大，人们通常难以抉择。对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另外，在以下三个难题中，人们则倾向于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

⑤飞机难题：假设你正在驾驶着一架飞机，然而飞机突然发生故障即将坠毁。若让飞机自然坠毁则飞机会撞向下面一个人口密集的村庄。若在这时改变飞机航道，则可以避免这个村庄被毁但是却会撞向周边人口稀疏的村庄。你会怎么选择？

⑥雪山遇难难题：出自森村诚一《东京空港杀人案》。一架客机因故障紧急迫降于一座雪山当中，飞机中储存有一定的食物和保暖用的毛毯。开始时人们将食物与毛毯分予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者，但慢慢地人们发现在这里无法联系到救援队，唯一的方法是带上充足的食物穿越出大雪山找到有人的村庄求救。然而所剩的食物已经不多，如果继续均分只能所有人都等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剥夺老弱病残的食物与御寒的毛毯，抛弃他们？

⑦“哭泣的婴儿”难题：战争年代，敌人入侵了村庄，在疯狂地屠杀村民。一户村民立即躲到了事先准备好的隐蔽的地下室中以避免被发现。但他们其中有一个婴儿因为受到了惊吓而止不住地哭闹，婴儿的哭闹声很可能传到上面，被搜寻村民的侵略者听到。如果敌人听到哭声就绝对会将他们找出来并杀死所有人。这时，假如你是抱着婴儿的人，你是否会选择捂死婴儿来避免所有人被敌人发现并杀死？

二、对诸多难题的尝试性解答

以上所有道德难题的共同之处在于：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你是否赞成，为了多数人的生命而强制牺牲掉少数人的生命，并且全然不顾少数人的意见？

首先，有三点可以确定：

1.我们有着做出判定是非善恶的能力，否则，伦理学便成为无根之木。我们确定道德原则，将潜存在思想中的不清晰的道德直觉清楚地表达出来。当然每次的表达都是不全面的，总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当规则与直觉产生冲突时，就说明有问题存在，可能直觉错误，可能规则本身需要完善或修改，这需要我们通过理性思辨来修改、制定或取舍规则。

2.不论我们提出何种理论、坚持何种立场、做何种抉择，都是希望达到最好的效用，得出最道德、对人类最有益的结论。伦理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正如边沁所说，“当一个人试图反抗功利原理时，他所用的理由正来自于这个原理本身——虽然他对此浑然无知。”[2]60但为在道德难题中做出合理正当的判断，还需在细节方面加以澄清和完善。

3.生命价值原则应为伦理学的最高原则，它是道德的载体，因为没有活着的人便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因此，人们理应尊重生命。如果没有征得本人的知情同意，就不应当做出有关于他是否应该生存的决定。[1]145当然，法律判决杀人犯死刑、特警击毙绑架人质的劫匪等等此类特殊情况，即便未征得其本人知情同意就结束其生命也属正当，在此不做过多论述。

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每个难题，我们的直觉判断对道德准则的制定与对行为正当与否的判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尽可能使伦理学规范和道德准则与我们的直觉相符，一旦出现不一致，我们需要用理性思辨省察直觉与规范究竟何者有误；而功利主义原则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基准，但不能对“为了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仅作狭隘的理解；此外，若非特殊情况，不应当做出有关他人是否生存的决定。

出于功利主义“每个人所实施的行为或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应该为每一个相关者带来最大的好处（或幸福）”的原则，首先分析“胖子难题”：站在桥上的胖子原本是无辜的人，如果为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便可将无辜者的生命作为手段使用，那么将这条原则推而广之，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无辜者，则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因此选择牺牲胖子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为了多数人（5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在侵害所有相关者（遵守契约的全部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对于“胖子难题”，自然不能将胖子推下桥。

同样，对于“医院难题”，即使是为了拯救五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也不能以夺走健康人的生命为代价。若如此可行，则每个走进医院的人都将面临被牺牲的可能。对于“定时炸弹”与“惩罚无辜”难题，基于同样的道理，不应以少数无辜人的生命来换取多数当事人的生命。虽然被牺牲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差距巨大，但除非被牺牲者本人心甘情愿为拯救多数人而献出生命，否则任何人无权基于救人的理由强行“使用”无辜者的生命。其场景若真实发生在现实中，受到死亡威胁的多数人很可能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打着道义的幌子对无辜者采取暴行，虽然看起来像是迫不得已情有可原，但根本上是极端自私的行为，算不上是道德，而且只能说是道德败坏。

但对于后三种难题，为何道德直觉上更倾向于选择牺牲少数拯救多数？是直觉的错误还是存在着其他问题？

再次分析上述道德难题，发现除了“是否选择牺牲少数拯救多数”这个共同点外，仍可分为两种情况：情况一：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少数人是与此无关的，即无辜的或健康的；在此情况下不应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以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否则全社会的人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因而违反“最大幸福原则”。情况二：多数人与少数人处于同一境遇中，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同等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应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以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因为这样符合“最大幸福原则”。

由此可以发现，难题①～④均属第一种情况，而⑤～⑦均属于第二种情况。在“哭泣的婴儿”难题中，婴儿与其他村民同处于危险之下，若并非处于此情境中，婴儿有哭闹的自由；但在这个环境里婴儿的哭声牵带着其他人的生命，作为婴儿自身虽未形成理性的判断力，但同样不可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若不结束婴儿的生命，则全体人的生命都将被终结；若结束婴儿的生命，则其他人得到拯救，因此只能选择结束婴儿的生命。在“雪山遇难难题”中，若不将食物全部给强壮者而是均分，则所有人要被冻死在雪山中；若将食物全部给强壮者，则至少有一线生机。虽然冷酷无情，但却是此种环境下让更多人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在“飞机难题”中，作为飞行员本身，将灾难事故降到最低是其职责所在，而基于当事人看来，人口密集的区域与人口稀疏的区域同在他避险选择的范围之内，所以选择改变飞行方向无可厚非。

最后回归到最原始的“电车难题”上，对于该难题的关注重点已有所转移。其关键点不仅在于“是否用一人生命换五人生命”这个单一问题，更在于对这个难题场景的判断：究竟更接近于“飞机难题”，从而可以将备用轨道上的那个人视为与原本轨道上的五个人一样同处于失控电车即将引发的危机之中来看待；还是更接近于“胖子难题”，而将他看作是失控电车危机的局外人。若采取第一种看法，则应该选择拉闸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小；若采取第二种看法，则不应该拉闸去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来拯救其他人。基于题设正常轨道与备用轨道的区分以及对于每个人出现于轨道上的原因未知，可以做如下判断：出现在正常轨道上的五个人必然是有辜者，因为正常轨道本来不应该有人出现；相反，出现在备用轨道上的人很可能是无辜的，如那个人也许是一名修路工。因此笔者认为，不应该让电车变轨以牺牲一个无辜人来拯救5个有辜人。（需指出，“电车难题”还存在诸多版本，对于不同版本应该分析具体题设而做出判断，不能简单教条地认为应该或者不应该“死一救五”。）

三、小结

本文通过对“电车难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道德难题的辨析，从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试图厘清这些难题的核心所在，并给每个难题一个正当的解答。所有难题所共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选择以牺牲少数的无辜者（或无关者）的生命来拯救多数有辜者（或有关人）的生命，是否道德？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不能为拯救较多人的生命就将无辜者的生命作为手段来使用，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向全社会“宣战”，因而违背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

参考文献

[1]Jacques P. Thiroux.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11th Edition） [M].Prentice

Hall.2011.

[2]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4]王海明.观察和实验：伦理学的证实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作者简介：刘炜坤，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