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霖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从功利主义看西方文化

杨霖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化是一种非强制影响力，也是区分民族、区域的显著标签。在当前的世界文化中，西方文化毫无疑问占据着一个主角的位置，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西化现象，西方文化也成为一个被广泛研究的课题。在包含众多元素的西方文化中，本文试图将“功利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对功利主义的论述来了解西方文化。

功利主义 西方文化 集体主义

透视一个社会依次有三个要素：技术、制度、文化。技术是一个社会的表面力量，我们或可笼统地称之为物质文明。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对于西方文明最初的认识也是以“技术”层面着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所注重的是技术层面的效仿，它所强调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结果是甲午海战的惨败。维新运动是我国一次向西方学习制度的运动。它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制度的制约，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有大批学生前往“外藩”留学，但其结果也仅仅是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对西方、“西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他在《三十自述》中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支持，简而言之是一种非强制性影响力。因此，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开始真正系统地认识西方文化。

那么，西方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差异？简单说来，西方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我看来就是科学与民主。关于科学，贺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手艺”，没有科学，“手艺”专靠工匠心心传授，科学却是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有人曾经尝试从地理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国小山多，食物不丰富，外则面临大海，因此养成其外向探索的精神，是以科学兴起；而华夏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则成“内聚”形态，土地广博，物产丰饶，周遭不是有高原屏障，就是有大海阻隔，形成中国人内向自省、与自然融洽的性格。这种说法，仅仅可以作为科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参考，但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文化，却并非地理原因就能够全然解释的。

一、什么是功利主义

笼统来说，民主之所以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征，在于其注重个体的文化传统。比较能够体现出其注重个体的文化思想，我认为是吸收了合理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伦理学上，功利主义是与义务论相反的一种学说。两种学说也是在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儒家社群主义立场的影响太深，所以普遍认为我们的文化主要是反功利主义、道德的、纯义务的，那些带有个人功利色彩的思想，如杨朱墨子，则往往被视为异端邪说。西方文化恰好与此相反，有人甚至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功利主义文化。

究竟什么是功利主义？概括来说：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后果论，它主张判断善恶与否、正当与否的伦理标准，有且只有一条，这一标准即功利原则：我们的全部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对全人类来说，令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这一原则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边沁那里，也表述为“最大幸福原则”，即我们的行为所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功利主义的特征

功利主义经过不断的发展，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功利主义者把诸如财富、名誉、权利等等人们追求的功利，归纳为“快乐”或“幸福”。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无外乎就是追求快乐或幸福，此外的一切东西，如金钱、名誉、权利甚至德行，都只是追求快乐幸福的手段，而非目的。第二，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既是人生的理想，又是道德的标准，一切行为是善是恶的判断依据，都来源于行为是否合乎上述这个目的。第三，以平等原则分配快乐，任何人不得有特权。这是为社会全体谋福利，为平民求利益的道德理想。他们的具体办法，一是改进平民的物质生活。二是知识文化普及大众，使每个人都有求知，获得知识的权利。反过来说，近代西方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发展，也是在功利主义当中寻找理论依据。

三、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功利主义和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相配合，成为近代西方最大的思潮，其影响也波动到急于求变的近代中国。除了严复以外，梁启超也较为详尽地介绍过功利主义思想，他所著的《新民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以及《利乐主义泰斗边沁》等文，都透露出对功利主义为社会变革带来积极作用的极大赞赏。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实际上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使命。西方的功利主义是为正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寻找其理论的依据,是为个人追求利益找到道德的支撑。因此，西方功利主义将“个人”看做价值的终点。而功利主义在梁启超那里,最主要的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大义,其理论的政治色彩更为鲜明。因此，中国的思想界并没有对“功利主义”持有完全赞赏或欢迎的态度。甚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市场经济下应当坚持“集体主义”还是奉行“个人主义”的争论，从本质上也是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争论。

实际上，对功利主义持有消极意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简单地将功利主义看做寻求个人自然欲望的满足，而这种追求首先是无法彻底满足，其次是在过程中无法保证接受理性的控制。这种批评在功利主义的早期阶段确实广泛存在，例如极端“为我”的杨朱。但是却对整个功利主义思想而言，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四、功利主义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经过吸收发展的近代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上看，也有了许多优点。首先，功利主义提倡的是平等的分配原则，这打破了亲疏贵贱的等级之分，是一种社会公平的理想。这也成为一个立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立法的目的，就是为大众谋福利，这种思想足以作为近代社会的立法准则。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准，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平正义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功利主义虽然没有积极提倡道德义务，但却积极扫除道德障碍。比如愚昧不利于德行，则设法普及教育；病弱不利于德行，则注重促进医疗卫生事业。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克服私心。因此，功利主义不仅并未使人利欲熏心，相反在总体上促进社会公德形成。

因此，功利主义在中国被误解、排斥，虽则有历史文化影响的深层原因，也是由于我们缺乏认真、系统的了解，以至于谈“功利”色变，造成了功利主义在中国并未发挥其良好的效用，相反产生了坏的流弊。可以说，功利主义固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但是作为近代西方的一大思潮，它对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宪政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颇深。因此，将功利主义作为探讨西方文化的一个切入点，吸收功利主义的优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有较大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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