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彤

一、爵士乐在上海的缘起及初步演变

爵士乐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上海，在其不断地发展演进过程之中，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现象，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爵士音乐人和爱好者。据朱争平先生在《老上海的爵士乐》中记载：“爵士乐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传入中国上海的。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ECO电台，ECO电台的建立为爵士乐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奥斯邦从美国所带来的爵士乐曲，随着电波飘散在老上海的洋房和里弄之中，使上海人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来的全新音乐形式。爵士乐在最初进驻上海之时，正值爵士乐摇摆乐风格在美国最为流行之际，因此，在上海进行爵士乐演出的基本上都是大乐队（Big Band），这样的大乐队人数编制大都在10人左右，有些更大的乐队的人数能够达到20人甚至更多，这些乐队在演奏时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有：小号、萨克斯风、钢琴、低音提琴、长号、爵士鼓等；在演奏方式上，乐队大都按照事先准备好的乐谱进行演奏，并在演奏的过程之中，加入即兴的表演内容，以此进一步丰富乐队的演奏方式和乐曲的表现形式。演奏乐曲本身的结构相对来说较为整齐，主要以四小节或者八小节的方整乐句为主。同时，为了伴舞的需要，乐队所演奏的歌曲一般都带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性，在和声部分则主要以三和弦、七和弦为主。早期在上海的爵士乐队基本上都在舞厅之中进行演出，所演奏的爵士乐曲大都是为宾客进行伴舞所用，当时上海比较有名气的舞厅之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爵士乐队，这些乐队中的乐师，大都是以菲律宾人为主的外籍乐师。孙琴安在《上海百乐门传奇》中这样记述：“当然，菲律宾乐手能够如此娴熟的进行爵士乐的演奏与当时菲律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当时的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因而，美国的爵士乐曲很快就传入到了菲律宾，或许菲律宾是爵士乐在亚洲的最先登陆地点。”随着爵士乐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菲律宾的爵士乐队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娱乐场所，都不惜重金聘请菲律宾来的爵士乐队，而这些爵士乐手很快就散布到了亚洲各个国家，这其中就有不少人从菲律宾来到中国香港，之后经由广州又辗转来到上海，并成了上海第一批菲律宾籍的外籍爵士乐师。

1933年，上海百乐门舞厅正式成立，百乐门舞厅的开张标志着上海都市娱乐业鼎盛时期的到来，众多以菲律宾籍为首的外籍乐师和乐队相继登陆上海滩，这些外籍爵士乐师，凭借着高超的演奏技巧，很快就在上海滩的各大舞厅之内站稳脚跟，像百乐门、仙乐都等上海滩一流的舞厅，更是菲律宾乐师的天下，这些菲籍乐师的爵士乐演奏水准大都较高，因此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能够听到这些纯正美妙的爵士乐曲。这些舞厅中，比较著名的菲人乐队主要有：提诺乐队、康妮乐队、罗平乐队，鲍比诺乐队等。同时，这些乐队成员的薪酬大都较高，一班好的乐队乐师人数大都在18人左右，开支在5000-6000元不等，每名乐师能够分得270-300元左右的酬劳。而百乐门当时新年晚宴的票价只有15元，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不过40-80元而已，就连百乐门中“优秀”的舞女，一个月的收入也仅有3600元，较小规模乐队的开支也要600-700元左右，这样的薪金待遇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可观的。在大批外籍乐师逐渐占领上海滩的各个舞厅之后，开始逐渐有华人的面孔出现在舞台之上，其中最早的是华人鼓手梁敏、萨克斯风演奏者郑荣初、邱宗良、小号手郑广伟以及何达。这一时期，爵士乐凭借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音乐特质，被越来越多的上海民众所熟知。虽然舞厅商业化模式的介入，使得爵士乐的艺术内涵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并没有改变爵士乐的本质属性。爵士乐作为一种独立的音乐形式，并没有成为工业艺术的产品，它的生机和创造力使得它能够独立于媚俗之外，继续行使着艺术本身的职责，此时作为艺术形式的爵士乐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和不同的音乐精神，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通过爵士乐来使自己疲惫的心灵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感到一丝安宁。事实上，一种新的爵士乐风格的产生和形成的内在原因，并非来自音乐本身，外界社会环境以及民众审美趣味的改变，同样能够促进音乐本身的发展。而随着爵士乐内涵的不断更新，爵士乐作为艺术形态的一种，其影响力已经从美国本土逐渐扩进到东方的上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认识并了解爵士乐，这是爵士乐独特音乐精神的又一次延伸，他已经开始脱离了固有的传统文化概念，从深层次的艺术文化形态中逐步丰富着音乐精神的内涵。

二、老上海爵士乐队的产生及进一步发展

熊月之先生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中指出：“著名音乐家梅百器先生（Maestro Mario Paci）于1919年9月在上海组建了一支由26名乐师构成的交响管弦乐队（26人中有17人是欧洲人）。1919年至1929年的10年间，梅百器先生在继续管理交响管弦乐队的同时，一并管理了：弦乐四重奏乐队（String quarter，1920）、爵士乐队（Jazz band，1920、1934年改名为舞厅乐队Dance Orchestra）、万国商团乐队（1923年）和铜管乐队。”而管弦乐队中所演奏的曲目也不仅限于古典音乐范畴，在每星期五的下午还举办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音乐的“品茗音乐会”，音乐会上由管弦乐队中的乐师组成爵士乐队，登场并进行爵士乐曲的演奏，这样的爵士乐演奏使得品茗会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爵士宴会。由乐队成员组成的爵士乐队的演奏也广受好评，由此，在上海当地举办的各种活动之中会经常邀请管弦乐队的成员组成临时的爵士乐队，并进行爵士乐曲的演奏。但熊月之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及第一支“爵士乐队”的相应字眼，因此，我们并不能够根据熊月之先生书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断定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乐队是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为此，笔者查阅了由烁渊、曹畏所撰写的文章——《中国土地上第一支西洋乐队——漫记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变迁》，文中指出：“一八八一年，上海滩出现了一支‘公共乐队，主要由长期居住在中国上海的菲律宾外籍演奏者近三十人组成，全操铜管乐器，负有为在沪的外国人庆典祝捷及仪仗队吹吹打打之责，这支铜管乐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最早的前身。它像一架巨型的‘留声机，将西方音乐传到远东古国，催促中华民族萌发西洋音乐的种子，并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乐曲相结合。”烁渊、曹畏在文中所提及的上海的“公共乐队”，和现代传统意义上的爵士乐队还有所区别，其艺术内涵、审美精神以及进行传播的主要方式上都有别于正规的爵士乐队，但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上已经开始逐步趋于之后正规的爵士乐队。因此，本文认为：烁渊，曹畏在文中所提及的上海的“公共乐队”，可以被认为是上海爵士乐队的前身，为了进一步验证公共乐队的“身世之谜”，笔者查阅了熊月之先生的著作《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一书，书中指出：“1878年-1879年，他们的乐器传给了由（私立）上海体育基金自助的一个公共乐队。当地有个叫让·雷马萨特的先生，受命领导该乐队，他乘船南下中国香港，然后成功抵达马尼拉，寻找菲律宾乐师。然而，促使乐队成立的那种‘巨大的公众需求并没有反映在票房收入上，就连乐师本身的管理也是困难重重。”从上述两篇文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时间的节点进行计算，公共乐队的产生要早于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管弦乐队，但就爵士乐本身的音乐属性、艺术内涵和演奏形式等方面来看，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管弦乐队和现代传统意义上的爵士乐队则更为相近。因此，本文认为：1920年，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管弦乐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

据《上海特写》1946年记载，“全美爵士协会给当时英国百代公司音乐编辑黎锦光发来电报称：要他组织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爵士乐队，到美国演奏中国化的爵士乐曲。由全美爵士协会负责乐队乐师以及相关人员的吃住及接送，并用所售门票的部分作为酬劳。乐队队员预定为二十五人，暂定名为上海爵士大乐队，明年正月里出国，先到南洋一带去表演一番，同时还邀请著名摄影名家翁飞鹏君替他们沿途拍照，并兼任洋译工作。”这里从中不难看出，作为爵士乐发源国家的美国，对于上海爵士乐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海爵士乐手所演奏的爵士乐和美国本土的爵士乐较为相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人从上海的爵士乐中解读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可以说，这种现状的产生，不仅仅是爵士乐其中的艺术特质，能够和上海兼容并包的文化相结合，更是爵士乐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必须要经历的必要环节，东方的文化底蕴，上海本土的特色文化，永远是爵士乐需要融入的，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幻和自我批判的。爵士乐产生之初的文化内涵中就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音乐传统、不同国界等因素，因此在美国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爵士乐就必须要融入更多的元素，才能够适应历史的潮流和发展，而显然，在中国上海这片文明大陆之上，具备爵士乐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之中所需要的内在文化特征。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全新的文化氛围，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音乐风格，使得爵士乐和上海文化的融合成为了历史必然的趋势，爵士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一种音乐形式出现在美国的，而当爵士乐在传入上海并在上海更新的过程之中，爵士乐所展现出的更多的文化艺术的属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爵士乐在传入上海之后，能够迅速的和上海文化结合，并开始了爵士乐自身的进一步演进变化。同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物理系的中国学生金怀祖（又名吉米·金）组建了由16人构成的爵士乐队——Jimmy King，当时百乐门的老板郁格菲曾经聘请吉米金的乐队到百乐门演奏。邱处机在其主编的《摩登岁月》一书中，就对吉米·金的爵士乐队的编制进行了记述：“吉米·金乐队，当时是完全按照标准美国爵士乐队的编制进行组合，三个铜管、三个萨克斯风、加上节奏钢琴、贝斯、鼓。而且吉米金本人也在菲律宾的乐队进行过学习，深知乐谱的重要性，因此，他也不惜工本专程在美国订货，购买最新的爵士乐谱，以便在舞厅之中进行演奏。”“这支全部由华人组成的爵士乐队一炮打响，使百乐门名噪一时。吉米金乐队成为上海第一支华人专业爵士乐队，改变了长期以来上海滩乐队由外籍乐师一统天下的局面。”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海公共乐队是爵士乐队的前身，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管弦乐队则可以被认为是上海第一支爵士乐队，而后来中国学生金怀祖所组建的乐队，则是中国第一支全部由华人构成的爵士乐队。从熊月之先生在书中的论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爵士乐在上海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爵士乐中内在属性中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美学特质并没有很快地被中国民众认可，其音乐特征也没有很好地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但这些客观的因素并没有能够影响爵士乐之后在上海的发展，爵士乐凭借其艺术内涵之中的包容性，在不断的演进和变化过程之中，逐渐融入了上海民众的生活，逐渐吸收了东方的古老文化。事实上，爵士乐的内涵的每一次更新和演变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考问题和看待艺术的方式，从传统的理性至上，到追求人内心的真实世界，再到解构以及反理性，从现代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爵士乐都扮演着音乐之中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力量的共同发展，才衍生并导致了爵士乐今天的繁荣景象。可以说，爵士乐在上海传播的初期，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慰藉，是对于那段流金岁月的恸情演绎，是在那个纷乱的年代之中，人们通过音乐的形式来表述着内心对于人类最原始悸动自由和幸福的渴求，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更迭，爵士乐所要表达的审美艺术兴趣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三、对爵士乐在中国早期传播地域学术分歧的考证

目前，学术界对于爵士乐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存在一定的分歧，有部分学者认为爵士乐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武汉，而有部分学者认为爵士乐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上海。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对爵士乐在中国的起源地进行寻踪式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爵士乐在中国发展的内在文化脉络和属性，并进一步探究爵士乐在其风格演变之中的内在动因。据此笔者查阅了相关的史料记载，试图对爵士乐在中国的起源以及进一步发展进行考证。《武汉晚报》记者范洪涛于1999年6月30日撰写了《中断半个世纪后武汉重组爵士乐团》一文，文中认为：“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租界内就有了爵士乐，武汉由此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爵士乐的城市之一。”但作者范洪涛在文中并没能够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武汉是中国爵士乐的首块登陆地点。据此，笔者对相应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查阅，其中汪国宝在《武汉晚报》1999年4月16日发表题为《武汉市：中国爵士乐摇篮》一文，文中指出：“本世纪（20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租界尉迟先生创建了钜源音乐传习所。传习所位于当年汉口巴黎街（现今黄兴路）天福里口（现新华里口）。传习所内设有专门的管弦乐和爵士乐。传习所的学员大都是孤儿，教授乐曲的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菲律宾、白俄等地。但中国末代皇帝的宫廷乐师，年进九旬（当时仍健在）的鄂达夫老先生也在传习所进行授艺。传习所内第二期爵士乐班共有二十四名学员，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之后，中国爵士乐第一批乐师就此诞生。”美国人吉米·开森在“钜源音乐传习所”进行爵士乐的教授，传习所内共收有中国学生24名，而几乎和“钜源音乐传习所”在同一时间段内，除武汉之外，哈尔滨、广州以及大连等地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爵士乐培养机构。从两篇文章的论述中能够看出，两人根据时间节点认为武汉是中国爵士乐的发源地。

从以上述两篇文章及相关作者的论述之中，我们能够对爵士乐在中国武汉的传播脉络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之间，上海、武汉以及广州等地，均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爵士乐的教授以及传播。但在现有的史料之中，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爵士乐诞生在哪里，而范洪涛和汪国宝两位作者在文章中均认为武汉的爵士乐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汉口租界之内，而根据熊月之先生在书中的记载，老上海最早有记录的爵士乐队是在1920年梅百器先生所管理的爵士乐队，相比而言，梅百器所管理的爵士乐队，在史料作证方面更为有力。因此，本文认为梅百器管理的爵士乐队应该是有记录以来的，中国最早的爵士乐队，而上海也是爵士乐在中国的传播的发源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爵士乐的起源进行考证，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爵士乐发展轨迹，以及其深层次的文化脉络，从史学的角度更好的论证爵士乐的精神内涵，为爵士乐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爵士乐在今天的上海早已不是小资的专属，随着爵士乐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爵士乐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取向正在和上海这座城市的都市文化逐渐融为一体，如果说有哪一种音乐类型能够专属于那个年代的上海，那么答案无疑只有一个——爵士乐。卡尔弗莱多·卡塞拉在《风靡世界的爵士音乐》就曾说“爵士是最能代表20世纪的音乐。虽然许多作曲家都想把别种音乐当作20世纪的代表，但爵士乐的风格最足以表现现代人类的新心情，则已无疑。”爵士乐从美国南部海岸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在上海的演进更新过程之中，爵士乐本身变得更加人性化，其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理念的更新，也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的“海派”文化。对于澄清爵士乐在上海的登录以及传播，能够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更好地体味爵士乐独特的音乐精神和美学特质。可以说，直到今天，在上海的许多地方我们仍能够感受到当年爵士乐所带给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和音乐特质，以及那段流金岁月般的爵士时代。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