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我注意到，您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和文学似乎是隔得挺远的两个行当，请谈谈地质工作与您的文学创作的关系。

欧阳黔森：其实，地质与文学很近。不少著名作家学过地质专业，鲁迅先生在学医以前就学过矿业。当代文学史也留下了地质题材优秀作品，像《年青的一代》、《沸腾的群山》等。

至于地质行业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地质行业的文学氛围十分浓厚。地质行业非常重视文学事业，先后有地矿、石油、煤炭、冶金等行业都成立了作协，特别是地矿部可谓作家众多，有文学创作的老传统。像奚青、黄世英、文乐然等均是出于地矿部。八十年代，地矿办有《山野文学》、《新生界》等文学期刊，甚至各省局均办有文学期刊。贵州地矿局一九八四年创办了《杜鹃花》文学杂志，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发表在其上。地质行业浓厚的文学氛围也深深感染了我，也是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良好的文学氛围感召下，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周新民：看来地质行业还出过文学大家和优秀文学作品呢。您的文学启蒙也和地质相关吧？

欧阳黔森：我的文学启蒙，当然与地矿有关。一九六五年，我出生于贵州铜仁县国家地质部贵州局一〇三地质大队。在我能说汉语的时候，文学书籍非常少，能见到的也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难忘的战斗》、《红岩》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等都是听来的。当时，地质队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知识分子众多，在那个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听人讲故事，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就是我至今喜欢讲故事的缘由。

成人后，我在地质队野外找矿八年，不敢说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至少西部省区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地质队员的工作特征，就是翻山越岭，涉险步危。最艰苦的地方我去过，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去过。那种人差点丢在山野的事，也没少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就很满足从事写作。当然，我不是说写作就不辛苦，特别是搞电视剧本，应急时，一天写近两万字。有时遇见同行，都说编剧辛苦，也有不同行的人说我们辛苦，我从不以为然，我说，地质队员都干过，还怕干编剧？八年的找矿生涯，是一生中最苦又最值得记忆的，年近五十的我，只要做梦，多半是在野外找矿的情景。我的小说创作，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与地矿有关的。应该说，走进大自然，与天地星辰做伴，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生的。

周新民：从写作的辛苦程度来讲，真不亚于干地质工作。看来多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也锤炼了您的意志和毅力，支撑了您的文学创作。这也算是地质工作给从事文学创作的您的一份厚礼吧。经过这么多年的创作。我认为，您的文学创作已经日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您是一位钟情于“多彩”贵州文化形象的推广者。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于今，叙述描写一地的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文学无法避免的文化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不写地域，而是把地域当做一个中国的缩影来写，注重的是一地与整体中国之间的贯通。虽然是写一地，但是却表现的是普遍中国形象。这一写作传统，从《白鹿原》开始发生变化。紧接其后的，是《马桥词典》、《圣天门口》、《笨花》、《受活》等作品。我以为，当下的优秀中国作家的文学使命就是刻画、描绘地域文化自身的色彩，呈现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学风貌，从而绘出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您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您对于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有何思考与认识？

欧阳黔森：我关注到了您所讲的，也赞同您的观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里的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逐渐形成而又逐渐完善的价值观，就像一条极其具有韧性的绳子，串起一粒粒晶莹剔透的、五光十色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是一粒宝石，该它闪光的时候，绝不会被淹没。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几千年以来，那些伟大的名字和因名字的传播而留下的地域文化在历史的星空里依然闪耀着光芒。

放眼看世界也是如此。曾有人说，写邮票一样大的地方，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充分证实了这个观点，也许并不尽然。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仅此一个文学奖而已，世界上许多大师并未获奖，像托尔斯泰等，但最少是一种佐证。

我本人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在贵州题材中我又更偏重于我的出生地黔东铜仁市。贵州府志曾这样赞誉铜仁：“贵州各郡，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贵州建省仅六百年，铜仁府原隶属于湖广行省的武陵郡与黔中郡，属楚文化范畴。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要举例的话，短篇小说《短河》、中篇小说《白多黑少》、《水晶山谷》便是楚味的代表。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一句说法就是，母亲的优劣关系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

周新民：您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理解很透彻。您也一直在践行着上述观点。您的文学创作致力于挖掘多姿多彩的贵州文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我们来看您笔下的“绿色”贵州形象。所谓绿色贵州，主要是您致力于表现贵州地区的生态意识。您在中篇小说《莽昆仑》中感叹：“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你看这现在的冰川已经要萎缩到雪山的顶峰了，总有一天，雪山都会变成黑山。”您的作品蕴含着鲜明的生态意识。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的呢？

欧阳黔森：在这个世界上，大事不少，可没有什么比生态更重大的事了。生态一旦失控，人类的灭绝也就不远了。这绝不是杞人忧天，生物大灭绝，古文明的消亡，在地球上已发生过无数次。我曾是一名地质队员，这方面的感受尤为突出。在野外，我曾找到过寒武系的三叶虫，三叠系的海百合、鱼化石以及各种龙化石。在我的书房，除了书就是化石，从几千万年到五亿年前的都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说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是不可能的。于是生态意识、忧患意识弥漫于我的这个不太辽阔的空间。也如是，我创作的《断河》、《绝地逢生》、《水晶山谷》、《莽昆仑》等的生态忧患意识便在小说的叙事中弥漫开来。

周新民：贵州也是“红色”贵州。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贵州。在众多表现“红色”贵州的文学作品中，我比较喜欢《雄关漫道》。《雄关漫道》作为一部“红色”作品，要写好，实属不易。在《雄关漫道》之前，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何突破，是摆在您面前的一道难题。请您谈谈您在写作过程中，力争在哪些方面有突破。

欧阳黔森：贵州大约有八十四个县，有六十七个县曾留下红军的足迹。特别是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以及中央红军和第二方面军在贵州一系列的著名战斗战役，像“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木黄会师”、“甘溪战役”、“乌蒙回旋战”等等。诗人毛泽东曾在这一方土地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乌蒙磅礴走泥丸”等等。说贵州是红色省名副其实。

写《雄关漫道》太不易了，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奇迹。这奇迹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完成了。那年刚好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各省都在抓献礼片。红军长征，江西算是起头，红都瑞金、井冈山等，那都是红军的摇篮，陕西算是尾，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师，延安，那都是革命的圣地。贵州算是长征的中段，转折之地。长篇电视剧《雄关漫道》成了长征胜利唯一的献礼片，并于二〇〇六年十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我记得是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开机拍摄，七月五日关机，八月二十五日完成片送审。从拍摄到播出就五个月时间，这在影视界就是一个奇迹，从前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正如时任解放军总政主任李继耐上将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这是军地两家精诚合作，创造奇迹的典范之作。《雄关漫道》播出后，好评如潮，被喻为《长征》的姐妹片，填补了第二方面军这一题材的空白。电视剧《雄关漫道》和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同届同名同时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也算是奇迹，这样的情况历届没有出现过。而电视剧尔后又获了中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集电视剧三大奖于一身。

周新民：我们常常关注聚光灯下的辉煌。您创作《雄关漫道》一定有不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吧。

欧阳黔森：那个年代，乃至现在，编剧都是弱势群体。我与鲁院一期的同学陶纯先写了第一稿，属宏大叙事那种写法，这也是按照各路专家开研讨会确定的创办方向，写好后说，宏大叙事方面有《长征》，是个标志性的作品，这样写撞车，不行，要以小见大。这创作方向一变，就得重写。对以小见大，我和陶纯有抵触情绪。后来找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准备取代我和陶纯的《雄关漫道》。再过了两月，又说向长征献礼的片不能太小气，《当兵就要当红军》不合适，又要回来搞《雄关漫道》。后来陶纯因故退出。于是我一人老老实实待在一线，导演说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导演不满意就再写。一边写一边拍摄。导演也辛苦，有时候拍到深夜两点，回来还要与我谈剧本，我也只能将就他的时间。从开机到关机历时六十五天，像打仗一样，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最后，我瘦了十八斤，导演更黑更瘦，幸亏是解放军导演，要不早累趴下了。自此我深深体会到了编剧的弱势，从那以后，我就发誓要做总制片人、编剧合二为一，这才有了后面的长篇小说和长篇电视剧《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这两部片子也是集电视剧三大奖于一身，也是央视一套黄金时间首播。今年，我又与《雄关漫道》的导演张玉中、制片人庞敏合作了一部反法西斯的抗战片《二十道拐》，毕竟我们仨有着共同战斗的友谊。电视剧创作，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主创人员从制片人到编剧、导演、美术、摄影、服装、主要演员等都要精诚合作，否则不可能出好作品。作为编剧，就是讲好故事。给导演和主演再度创作的空间。剧本是一剧之本，它的基础好不好决定电视剧完成片的优劣。这就像人的基因，基因有缺陷，人就不可能好一样。关于突破问题，我想讲的是突而不破是众多电视剧的毛病。优秀的电视剧，总是有它的过人之处。这过人之处就是善于听取各位主创好的建议，遵循艺术创作规律。

周新民：能创作出这样优秀的剧本，真的很不容易。我还注意到，您除了表现“绿色”贵州、“红色”贵州之外，还注意表现“黄色”贵州。这个“黄色”贵州特指贵州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我注意到，您对贵州历史文化情有独钟。您觉得贵州的历史文化有哪些瑰宝？

欧阳黔森：生于斯，长于斯，当然关注这方土地的历史与文化。贵州历史文化当首推古夜郎文明，人们大多知道汉夜郎，是因为有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这句成语让很多贵州人有心理负担，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太俗太不自信的表现。首先，“夜郎自大”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谬误。汉使到了夜郎王处，夜郎王问汉使，你大还是我大，这原本没什么错，那时候没手机更无网络百度，汉与夜郎相距数千里，以那时的信息传播条件，可想而知。互不了解太正常了。本是一句谦虚谨慎话，在长安城的士大夫和文人眼里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其实谁自大，一目了然。当然也有许多贵州人不以为然，我就是这样。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七年我与贵州人民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全国名家丛书，丛书就叫夜郎自大丛书，几年时间共推出了全国三十几位名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也没有谁怕沾上“夜郎自大”。再说了，当时的夜郎疆域包括了当今湖南西部部分、云南东部部分、四川西南部部分，还不大吗？

还有一句成语叫“黔驴技穷”。这样的谬误也是一笑了之，不必计较。柳宗元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人。”再说，当时的黔也不是指贵州。当时叫黔中道，包括现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各一部。这一带秦时称黔中郡，汉称武陵郡，唐复称黔中道。到了明朝这一带分别给了五个省。即湖广的施州卫、永顺司、辰州府，贵州的铜仁府、播州司、都匀府，四川的重庆府一部，广西的桂林府一部。贵州建省至今有六百零一年，从历史上看全国建省情况，贵州不算晚。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四十九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成分个数居全国第二。世居少数民族达十七个之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九。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二十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先民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远古文化，黔西观音洞、威宁鸡公山，桐梓人、大洞人、兴义人、穿洞人，无不向世界诉说着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贵州建省时从周边省区划属贵州的地区，迄今仍与其历史上的“首属地”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文化的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贵州文化的特殊性。战国、秦汉时期，贵州高原古夜郎文化已初成繁荣。魏晋以后至唐、宋、元，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贵州文化广纳中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之长，经过融会贯通，明清达到繁盛，于是有了土司文化、阳明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又拥有了长征文化、抗战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像素无不代表着每一个历史时期贵州所经历的对本土文化的固守以及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而这一切，已由我们所拥有的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出来。

周新民：经您这么一说，贵州还真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我想这是您把笔触对准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原因吧。您创作的电视剧《奢香夫人》应该被看做是您对贵州历史与文化的深度思考。《奢香夫人》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景展现彝族历史和政治变迁的历史剧，寄予了您对于民族问题怎样的思考？

欧阳黔森：五十年代后期，曾有黔剧《奢香夫人》进京汇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奢香夫人》。这两部作品讲述了奢香夫人顾全大局，被马烨鞭打进京告御状的故事。而三十集电视剧《奢香夫人》则是全景式地展现了奢香夫人的一生。民族问题历来无小事，我接受省委宣传部的创作任务时很有顾虑。

但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没有选择。事实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怎样把它写好？是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贵州历届领导都在抓这个题材，虽创作出过几个剧本，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这一类题材不好写，首先史料对奢香的记载很少，就是民间传说也不多。而我本身又是一个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不得不存有顾虑。我把大纲和编剧阐述交给彝族学会和彝族专家阅读后，他们认为立意高、故事好，进而确立了我创作这部电视剧的信心，也得到了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这个剧本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牢记一句话——要把主旋律的剧本写作成百姓喜闻乐见的剧本。初期创作这样想，也往这方面靠。《奢香夫人》的创作是最艰难、最费心的一部。我曾经开玩笑说，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连做梦都梦见奢香夫人。奢香夫人是一个边陲地区的彝族首领。在那个时候，她能引进汉学、引进农耕文化，当时引进农耕文化，就是引进先进文化。从这么一个方面来讲，她在维护国家统一上也是识大局、顾大局的女政治家。原来创作的几个剧本都做成武侠题材，有的写成纯粹民族题材。当时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把她定位成女政治家，因为她这个人物是我们国家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历史人物，意义十分重大。首先鉴于她对历史的贡献。贵州建省六百周年，奢香夫人对贵州省建省有着重大意义。她引进中原文化、汉学，使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当时西部大开发，贵州没有官道，她开驿站，伟大思想家王阳明就在第一个驿站龙场悟道。奢香夫人对贵州建设具有巨大贡献，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巨大意义。

在我看来，民族无大小，都是中华民族。正是这样，所以写《奢香夫人》时，是把她作为国家层面的女政治家来写，这也是这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电视剧的成功之处。这部作品集中国电视剧三大奖于一身，我并不意外。

周新民：您的小说除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内涵，在小说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注意到，您的短篇小说并不注重写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常常将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您能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您的相关思考么？

欧阳黔森：这个问题，我常思考，但看了何士光先生为我的短篇小说写的文章后，感觉他的认识比我深刻。现录何士光先生的文章如下。与君共勉：

人们在说到黔森的短篇小说的时候，常常会说起他的《敲狗》。这固然是一篇精粹的作品，在那仿佛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后面，黔森以一种慈悲的胸怀。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地审视。但黔森让我甚至都有些惊讶的短篇小说，又还是他的《断河》。文学作品中不是有一种境界，叫做史诗？不妨望文生义的话，这种境界里就有史也有诗，是诗一般的史，史一般的诗。通常史诗都会是长篇巨制，但《断河》却绰绰约约地让人感到，黔森就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窥探了这种史和诗的意境。

《断河》是用这样一段话来结尾的：“是的，当老虎岗没有了老虎，当野鸭塘没有了野鸭，当青松岭没有了青松，或者，当石油城没有了石油，当煤都没有了煤，这也是一种味道。”

这段话就是一首诗。什么是诗？诗就是用精练的语言来表述丰富深沉的感情。这段话就是史，是一部一切从有到无的历史。这段话也是一种味道，正是这无尽沧桑的人间的味道。这段话里没有断河，但这段话说的也就是那务断河。反过来，所有的老虎岗、野鸭塘或者青松岭，便都是那条流了很久很久的断河。

流了很久很久的断河，里面生长着鲜美的名叫天麻剑的鱼。断河边上的断寨里，栖息着麻老九和他的乡亲们。麻老九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历史，并非是由朝代的更替或制度的变革来改变的。一次又一次地。断河边上也曾经来过这样那样的队伍，服装是灰色的或者黄色的，帽徽是布的或者金属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红色的，麻老九和乡亲们都无从去分辨他们，乃至也无须去分辨他们，天长地久地，也依旧是种田打鱼为生。分辨这些，是志士仁人和学者专家的事情。并且这种激烈的分辨，也不曾设计和改变了断河的日子。真正改变了断河的日子的，是一种叫丹砂，或者叫朱砂、水银和汞这样的东西。断河的山野和田土底下有汞，人们就把汞开采和冶炼出来，把断河变成了一座汞都。最终改变人们的日子的，又还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此麻老九的乡亲们，就变成了汞都的雇佣。后来汞开采完了，汞都也就宣布破产了。日子以为是进了一步，却又退了两步。这就是断河的历史，也是老虎岗、野鸭塘或者青松岭的历史。

当麻老九和乡亲们还生活在山河大地之间，还种着自家的庄稼、捕着断河里的剑鱼的时候，人们似乎还能够依照人的本来的模样活着，还是土地和日子的主人。那时候这断河边上，就还是有故事的。人们还能爱，还能恨，爱和恨都那样真切和深沉。女人梅朵对老刀和老狼的爱，不为利害。只是真爱。老刀和老狼决斗起来的时候，虽然那样凶狠，却也那样磊落。龙老大不和同母异父的麻老九相认为兄弟，让麻老九在断河里打了几十年的鱼，也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兄弟，不让仇家来向他寻仇。麻老九的女人虽然死在断河里了。也仍然会来到麻老九的梦里，麻老九因此也守候了这个梦境一辈子。先贤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不管怎样，那时候这断河边上的人的形象，也还是由这样的伦常和情操来塑造的。老子没有说礼会不会失去，也没有说失礼之后又会怎么样。但断河的历史告诉我们，失礼之后，就是丹砂，就是金钱，就是一个利字了。麻老九儿时的伙伴麻狗娃，因为冶炼丹砂而没有了眉毛和头发，不再是人的模样了，只得常常用手遮挡住自家的面目。麻老九本人则像一位前朝的遗老一样，走不进新的时代，后来就沉入了断河里，仍然去寻找他的旧梦。至于麻老九的儿子麻老大，则是无法不走进新生活的，也只能去炼丹砂，等到汞都宣布破产之后，就再难去寻找他的踪迹。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者说在失礼而后利的日子里，在利润这只并非看不见的手的塑造之下，人就被搓揉成了金钱的尘埃，就不会再有故事了，纵然有故事，便也是雷同的了。

在《断河》的一开头，黔森就这样写道：“断河其实不断，它是条流了很久很久的河，没有人知道这很久是多久，总之它还要很久很久地流下去。”

和那结尾一样，这开头不也就是史、是诗？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们对它的反思。断河还会流下去，就犹如历史也还会延续下去。如果人们果真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和历史的话，那么人们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才能让这条已经流了很久很久的断河，继续很久很久地流下去呢？利也是要失去的，失利之后又会怎么样呢？黔森诚然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诉说，来做这种沉重和根本的反思。

读着《断河》的时候，让人禁不住想，黔森怎么能够用一个短篇小说，来载负这样沉重和根本的意蕴呢？想一想，要害也还是在诗和史这里。黔森的这篇《断河》，正是用诗一般的意境，来写这铁一般的历史的。好比我们传统的绘画，便有工笔，也有写意。而写意，则往往能够举重若轻，在洗练的笔墨之中，点染出一种传神的意境来的。在这里，就让人感受到了黔森的智慧、情怀和功力。

周新民：我非常看好您的短篇小说，您能谈谈您的短篇小说观么？

欧阳黔森：我在获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时，曾有一个简短的感言，颇能说明我对短篇小说的见解。现录如下：

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写一个好短篇小说，不是说你想写就有，别以为短就好对付，别以为短就可以一挥而就。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理解短篇小说的。所以在我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写作二十余年，有了五百余万字，细细一算短篇也就三十余万字。数量是少了点，可只要有人与我谈我的小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短篇小说上来，就我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这些很少的文字。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只要你思考。就会在一刹那间的触动中，或是在回忆的精彩片段中找到你的冲动。这冲动，就是你可以马上提起笔，凭着饱满而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可惜这样的一挥而就和快乐实在太少了。

我获得过好几种文学方面的奖，而我自以为是的短篇小说却从未获过奖。这次突然得了奖。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毕竟这是我两年前的作品，而写了这个短篇后，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写短篇。短篇写作的快乐疏离我很远了，离远了，或许也就该是近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