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同时在世界的两个地方，在这里的是我。在那里的是父亲。

父亲突然病了，他跟医生说能不能住几天医院。

父亲上有九十岁的老父老母下有一群子女，父亲是彻底地被家庭拖累了一辈子。

我的眼角模糊，肿胀，泪水滴落。胃酸瞬时翻腾。从嘴角溢出。去年父亲还一直显耀自己体检时医生说的他六十岁的人却有三十岁的心脏。

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民教师退休后，又回洋河承包二十亩土地、养起了一百多头里岔黑野山猪，都是父亲自己竭心全力动手喂养。父亲体重从先前匀称的七十五公斤瞬间瘦到了六十公斤，皮肤被太阳和大地蒸烤得黑乎乎，彻底变成了地道的农民。

我经常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不要干那么多的农活，毕竟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啦。父亲从来不服老，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小伙子一样棒。干起农活来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喝水。累了，就蹲在田间地头抽上几支香烟。要不是有一天父亲抡起镐头的时候浑身哆嗦吃力，胸闷气短，他还不会去医院检查的。

三弟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我脑海里的父亲以及父亲和我的情感像电影里过去时空和现在时空交融。

那是在胶州火车站，当时还是绿皮火车，父亲送我去武汉读书。本来我和父亲说好我自己去武汉，到了火车站父亲临时决定买一张硬座陪我去。那个年代的火车速度慢之又慢，车厢里的条件设施简单而粗陋。没有空调不说，走上几站就断水了。父亲看见我渴，二十元钱买了一瓶橙汁。不喝还好，喝了更是渴上加渴。最后父亲断定买了一瓶假货，都是站台上的小商小贩用色素和水兑的浑水。从青岛去武汉的火车一路要走三十个小时，车厢里人山人海被挤在座位上动弹不得。我和父亲晃晃悠悠地到了武昌，走下火车的时候，父亲的腿脚肿胀、酥麻，身体感觉如在火车上晃动，这种感觉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以至于父亲再也不愿乘坐火车。

毕业那年，我去山西榆次铁道部第三工程局报道，十八个小时的路程——因此，父亲来送我。他先是骑着自己的蓝金鹿自行车驮着我从九龙去洋河和爷爷奶奶告别，再回到九龙，来来回回十几里的山路洒下父亲一身的汗水。他跳下自行车推着我，把车子寄放到乡镇公路边的汽修铺，然后踏上从国道开来的长途车，一路送我到胶州火车站。

我急切地想走，觉得家和父母对我而言已经太拥挤，父亲是胶东九龙小镇高中的物理老师，学校里分配了两间小平房，三个儿子都是壮实小伙子，挤在一张床上赤条条的都嫌热。空间狭小。由此而引发了我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山西榆次，那个西北边陲的小城市愈发显得有吸引力和神秘。父亲和我一起坐在胶州火车站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我闲着没事抠手指头——我惊呆了——几乎不知所措——父亲递给我一支烟。香烟牌子是宏图。

我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父亲递的那支烟，分量极重。事后我才明白，一个默默无语的动作，是男人间的深沉交流。

这种男人间的接触，近几年他和我才摸索着开始。他个头没我高，虽说我也不是一米八零的大个子。他努力朝我笑笑，示意我接着他手中递过来的香烟。烟在我手中暖暖的，我发现我们的心情复杂得与从前不太一样。我要远行，他来送我；我觉得自己正在飞速成长，他觉得我越来越像个孩子。他一直说我不成熟，从来不考虑人生，今后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这些年的家庭生活和工作让他身心劳累不已，三个孩子上学读书，生活是数着花钱的困境，而我和他，一度同处于这种困境。

胶州火车站是我喜欢的老车站（胶济铁路上曾经有辉煌，土匪出没，日本鬼子被胶东农民打得鬼哭狼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传奇流传至今），破烂的老城街道雨过天晴，人来人往的生活气息散发着城市生活中隐秘的愉悦。

我启程远行的日子。父亲生平第一次递给我一支烟（其实父亲是知道我反对他抽烟，满嘴味道，牙齿都熏得像发黄的老照片，我也曾嫌弃过和父亲一起合影）。我当时十六岁，稚气未脱。整个车站像蒙在烟雾里，不像现在公共场合都有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的标语。父亲给我的香烟他用火柴给我点上，当时火车站的门口不大的广场水泥地上躺满了去往各地的乘客。火车始终在晚点中，只好留宿街头。他们拖家带口背着行囊，提着大包小包，孩子到处乱跑，像一场洪水过后的灾民。烟雾缭绕的空气中，并未显得我多么与众不同。胶州是个中等的小县城，火车站两边的水泥厂、炭黑厂，工人有秩序上班，工厂蓬勃发展。尘埃从空气中飘洒下来，街道上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戴着口罩。

我记得，父亲给我点燃香烟的那一瞬，我咳嗽了两声。这样的咳嗽声，一般是父亲抽烟多的时候才会顿一下胸窝发出的，母亲总要唠叨几句，我会随着母亲用歧视的眼神看父亲。父亲给我点上香烟，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吸，一口下去还是有一种凉爽的感觉。父亲说抽烟就像母亲做饭触摸了漏电的鼓风机。遭了电流一击，飘飘欲仙。这是父亲在家庭劳累之余寻求的一种快感。

站台上，人影绰绰。铁路上油光锃亮的铁轨伸向远方，远处大地像有水蒸气在浮动，仿佛人的眼睛出了问题。远远地就能听见铁轨哐当哐当的声音夹杂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乘坐的火车就要进站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十年后，这个车站会变成动车高铁，去往北京、上海、武汉，而因此进站不停。

但父亲早料到了，这个县城再有多么大的发展空间，他的孩子也不会留在他身边——他的眼里闪烁着泪花，时间正在吞噬着我们——曾经的我，那个男孩和父亲之间的感情距离渐行渐远。父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教育，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下雪，他都用自行车驮着我行走二十里山路去求学。时间，像风一样，现在我却要带着它溜走。火车来了。它的车头明晃晃着两个大眼睛，灯光照得我眼睛睁不开。粗大的钢轮，长长的连接杆牵引着一个庞大的身躯，像父亲的身躯，拖家带口。

我上了火车。我的父亲看起来越来越小，越来越矮，透过脏乎乎的车窗，依稀看得见父亲招手和我惜别。我羞涩地跟父亲挥手，眼睛被他带动着开始滚烫起来，离别的痛惜顿时涌上心头，像喝了二两红高粱酒催促着血压升高。火车一直在胶济铁路上呼哧呼哧地跑，车窗外的齐鲁大地黑暗下来，伴随着雨滴声沉静下来。我从背包里拿出我的书——《世界抒情诗》，读起来。

车厢里人满为患没有一丝喘气的缝隙。乘务员探着脑袋挤过来吆喝着卖山西地图，一只白嫩的手把地图塞到我胸前，几乎是盖住了我的《世界抒情诗》，我打开地图看我将要去的城市在中国的位置，泪洒落在我的心上，像雨在大地上落着。

我在榆次出了火车站，没有人来接我。读了一天的《世界抒情诗》，突然感觉榆次这样的小城是带有悲凉的诗意的。初秋早晨的凉意早已袭击了我狂躁的内心，禁不住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哆嗦。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让我上了他的蹦蹦车，一路上他告诉我铁路三局是一个多么好的铁饭碗单位，工人的工资待遇相当厚待。小城榆次的人脸灰灰的，衣着也都是灰色的外套，帆布鞋，很多扎着马尾辫的女人，看上去西部生活是滞后不前的。在东部沿海胶州的秋天里，大街上是五颜六色的着装。跟榆次人相比，我有点惭愧起来，我突然觉得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我得爱上这片土地。想起父亲在胶州火车站送我的情景，我的脑海里依然保留着碎片在闪光——父亲生平第一次给我递烟。在济南黄河大桥穿越时，在太行山脉经过时，在漫长山洞里一路爬行的火车，我的眼睛是生涩的，当火车呜呜着一路冲进道道山坡，整个山西路段上都是发黑的如黑曜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煤车，如盘山的巨龙。

刚到榆次猫儿岭路的铁路三局机关报道后。认识了一个同样来报道的女孩哲千。哲千说她认识我，是中专部的师妹。她父亲也在铁道部三局工程队上班，是木匠师傅。在中专部学桥梁工程的时候，我对哲千没有丁点印象，倒是她一眼认出了我。我还觉得一个女孩的名字那么怪异，倒是我们互相拥抱的感觉那么亲切，像是他乡遇故知。她清纯的眼睛，双眼皮，唇红齿白，一张旺夫相的脸。其实我一直期待着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会在榆次火车站的月台上等我，然后拥抱着接吻，然后在初秋的陌生小城手牵着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哲千说她并不喜欢像父亲那样从事铁路桥梁行业，一想到一个女孩要在工程队呆上一辈子，未免有点后怕和残酷。尤其，又有一个怪老头的木匠父亲整天眼睁睁地盯着女儿，令她逃不了身。

我们先乘坐榆次开往省城太原的小公共车，然后停在太原火车站的喷泉广场上等半个小时的客人，再转头去更偏远的黄寨。一路上有意外的风景进入眼帘，甚至忘记了空气中飘浮的煤灰和肮脏的道路。一孔孔的窑洞，在远处的山坡上悬挂着，像冻疮。哲千好像对这里更熟悉，她经常会听父亲唠叨起黄土高原上的自然环境。每年到了六七月份，哲千的母亲总要和父亲在工程队团聚一次。夏天强烈的日头毒晒，一层层的黄土像铺着积雪。我倒喜欢“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景象。哲千埋怨我的穿着太过于单薄。我过冬的衣服都在皮箱里。她对这里充满了忧郁和伤感。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黄土高坡，光秃秃地环绕在一起。灰尘扑面的道路一直伸展开去，穿过遮天蔽目的林荫道进入古城墙黄寨。

进了黄寨，一个旧式的牌楼竖立在街头。在风吹日晒年月后更显得像一位神，走到这里的人都要敬仰门顶上的匾。黄寨村古时称狼孟村，是战国时期狼孟城遗址。村内有华国锋同志任阳曲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旧址。哲千说要是来任个县长倒也罢了，来做牛做马做桥梁工程她是十分的不情愿，她说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信这话里的话。

每年六月，哲千的母亲都要带着弟弟钢钎来到黄寨，她父亲在山西一待就是五年，从最早的山西太旧高速路开始，从来没有回过家。她父亲工作缠身，他的妻子在家里伺候老母，养儿女。她父亲在外赚到的钱，每次都是一手交给母亲带回老家。哲千说桥梁工程队尽管有的是钱。但到了冬天却寒冷寂寞，屋子里的火炉都温暖不了工人的心。男人们的心思全部在千里之外的老婆身上，心里的冰冷是火炉融化不了的。

一路上，我和哲千亲近了，像恋爱中的男女，她把肚子里一切苦水都倒了出来。我们彼此把在武汉读书时的时光一一回顾一遍，然后就进入了青葱而又起伏不平的黄土乡野，黄土高原的路总是在高处。一路上经过很多赶着牛群和牲口、推着大板车拉煤的山西人。还有眼睛上方错落有致的漂亮窑洞，房顶很平，挂着全是一色的金黄玉米棒。我们跨越了一道道沟和一道道梁，沟壑纵横。我们爬呀爬呀，眼前出现的一条小溪竟然显得如此奢侈和幸福。我兴奋起来。这里四季缺水，更看不到江海。我觉得她是可以做我的女朋友甚至是我的女人。

我们穿越一片熟透的谷子地，谷穗随风摇曳，道路笔直向前延伸。临近碧山村的时候，远远听到了机械建设中的嘈杂声。一个不高的瘦老头站在工地栅栏边上，一撮小山羊胡，头发有些花白。他用褶皱挤出那么一丝笑容。是哲千她父亲在等我们，主要是等他的女儿。

她父亲住在工地上的木头房子里，周围是横七竖八的钢筋混凝土，干活的工人手里拿着电焊枪点点这里再用小锤敲敲那里。远处的钢铁梁上横挂着红色的大字：猫头鹰桥，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五处桥梁队承建。推土机和挖掘机不停地作业，桥墩已经雏形可见。这一切让我感觉自己踏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更为高尚的工作领域。

走进她父亲的木房里，有一股腥臊的味道扑鼻而来。这是间长方形的房子，都是用一块块工地上废弃的木板子结合起来的，木板上的刺还扎在外面，偶尔有一阵细微的风吹来。一根木柱子顶着房梁。木柱子上吊着一只宰杀完毕的野兔。鲜红的血肉裸露着，血水滴答滴答下来，我看得触目惊心。她父亲说知道我们要来，就特意去碧山村的沙沟里套了一只野兔款待。中午太阳光照射进来，打在野兔被开了胸的血肉上，我顿时厌恶起这个老头来。他说这是一只母兔子，还有四只小崽子扔在了墙角旮旯里。我的胃瞬时间又翻腾起来，恶心，呕吐。

她的父亲——这种父亲看上去是多么和善的老头，我却不了解他。在他的木房里闻不到丁点的刨花芳香，墙壁上挂着一排刨子、锯齿和锉刀，全是割木头、杀动物的凶器。我父亲，虽然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是九级木工。但是我父亲在教育的讲台上拿着课本给孩子传授文化知识，至少扮演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角色。我父亲，不管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没有碰到过麻烦，更不会虐杀小动物来换取五脏六腑的贪欲。每天，他只是捧着一本书，甚至嘴里咀嚼着地瓜、玉米饼的时候都不放下。他需要知识，需要的是一颗纯净的心灵。河西郭。那年春天，杨树叶子刚刚有嫩芽儿展开圆形变厚变大的时候，一只黄鹂鸟飞来在茂密的树干上布置了一个新窝。不久后，杨树花似一条条肥肥的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黄鹂鸟也做了母亲，孵化出的两只小黄鹂每天唧唧地叫着。放学后我站在树底下听上半天，优美悦耳。我产生了爬树掏下来的野心。后来因为我的破坏，黄鹂鸟母亲撕心裂肺地惨叫了一夜。我父亲得知小黄鹂被我藏在了床底下，他闷着吸了一夜的烟。我睡醒来发现眼角有虫子尿般的液体流出。那时候我跟着父亲在外乡河西郭求学，母亲在洋河种地不在我们身边。父亲说如果我被人抢走了，我母亲也惨叫一夜呢，结果会如何。父亲没有打骂我，他扔掉手中的烟头用脚踩了踩，然后抱起我，把我双手一举架在他的脖子上，我踩着他的肩膀把小黄鹂送回了鸟窝。黄鹂鸟母亲看见失而复得的孩子，高兴地拍动着翅膀再不叫了。

我问哲千父亲，我们修建的跨山大桥为何叫猫头鹰桥。她父亲说两边的山像两只猫头鹰，大桥横跨两个山头，桥自然是猫头鹰桥（这使我想起横跨龟山和蛇山的武汉长江大桥，还有毛泽东的那首“龟蛇锁大江”的诗句）。

远处山谷窅然！

回到工人宿舍。要穿过整个大牛站村庄，一条长长的巷子住着二十几户人家。黄色泥土墙被雨水洗刷过后痕迹斑斑。宿舍位于一条肮脏的村中小路高处，从远处可见一群穿着蓝色工作装的男人戴着黄色的安全帽出入。远在一百米外，我是另一种学生装的气派，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男人的独立，自立，成为社会中的一员。

门口一棵粗壮而老态龙钟的大枣树，树干上结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跨越在院墙之上。房东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年妇女。她的拐杖就斜靠在枣树上，坐在门槛上抽着一根烟卷注视我。她的脸很黑，看上去抽烟的年岁不短，熏得牙齿都发黄了。而她惊愕的神情像迎接从战场上打仗归来的儿子——身上还背着行囊和铺盖卷。她把那条伤残的腿双手抱住往一边挪动一下，我生怕踩着她的脚给她造成雪上加霜的疼痛。一阵微风吹来，发黄的枣树叶子飘落下来，还有被虫子咬过的枣啪嗒啪嗒掉在地上，发红。

这个四周被黄色泥土墙包裹着的小院，左右两边各有厢房，从屋子里传来嗷嗷叫的打牌声。坐在门槛上的房东妇女看我有些陌生，她抓起拐杖走过来。把我带进了一间还没有人住的空房间，她说这间屋子是她孙子每年放暑假时候从省城太原来度假住的。屋子里墙壁上还有她孙子涂鸦的手笔，各种各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想象都在墙上一览无余，你会觉得有一天孙子成为画家的时候是从乡下奶奶家的土墙上启蒙的。太阳西落的余晖打在墙壁上，画也跟着光跳跃。屋子里还有一台木头架子，张胳膊伸腿占据着很大的空间。房东女人说这是她唯一值得保留的织布机，家里男人几次都想用钁头把它砸碎烧火，都被她拦住。语气中几乎夹杂着要跟织布机同归于尽的劲头。她说现在从来没用过，留着只是对过去生活还有个念想。她的头发白了，看起来年龄也七十有余，她们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一代人。

土炕这边是一张老式的木头桌子，看起来厚厚的笨笨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排书籍，长年累月地摆放着好像一直没有人翻过。房东女人说是儿子当年读大学时候的书籍，儿媳妇嫌放在城里的楼房里碍手碍脚想处理给收破烂的，结果是自己的老头子大包小包背回来的。这个糟老头子就是为了显示他一辈子供读一个大学生儿子，然后没怎么享受清福，早早地从地球上蒸发了。我翻着桌子上布满灰尘的书，眼睛有些湿润。康德，尼采，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哲千把屋子里的尘土打扫了一遍，正当我看她扫地的姿态时，一只肥大的蟑螂向我脚边爬来，至少有五公分长。我把它指给哲千看，然后我用地上的一块废纸片捏住蟑螂。我们一致同意，这只蟑螂是从墙角旮旯里被哲千挥扫的尘土呛出来的。土炕边的墙上糊上了旧报纸没有任何缝隙。我执意要把房东女人孙子画的画空出来，没事的时候能欣赏两眼。房东女人看见了自留地似的墙壁，夸奖我的女朋友真是懂事乖巧，郎才配女貌，千年之合。哲千和我只是笑了笑。哲千说既然你喜欢画……她就在墙壁的报纸上画起来。画得龙凤飞舞，很抽象，看不出是任何一派的画风。她都被自己画的作品惊叫狂笑，跌倒在炕上。

事后算起来，要是我们真的相爱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爱巢。天气炎热，可是这里自有一种凉爽、清新的新鲜气息，就像在洋河，我们的孩子也会在每年的暑假跟着我母亲在乡下度过。在我的心里一直有懊悔，错过了哲千这样的新娘子。

我和哲千在土炕上看着这些画一番打闹的时候，她父亲来了。她的父亲常年在外独自生活，养成了一种独处的习惯。年纪不大，头发花白，风吹日晒使得他的脸像刀刻一般。一辈子熬到了九级木工，在队里带着几个徒弟，算是师傅级别。有人叫他老沈，我们年轻的则称呼他沈师傅。他经常在工地上捡一些木板和铁丝之类的玩意。回到工棚里制作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来。一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框框架架，这是他的喜好。真让他回城住进了楼房，他有一百个不适应，甚至会天天打盹想睡觉。在工地上的生活，他锻炼了一副好身板，腿脚也灵便，每天不停地跑，不是在桥墩上，就是在沙沟里套兔子。从他的那副神情来看，这种乡村田园的休闲，已经深深地迷惑了他的内心，他有足够旺盛的生命力。

沈师傅喜欢吃，也会吃。他每天总是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得与众不同。很远处就能闻见他屋子里传递出来的味道，一个人的日子无牵无挂，保养得笑逐颜开。晚上我和哲千被他叫到工棚里吃晚饭，虽然我对他屠杀小动物充满了仇恨，但我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厚待。他的铁炉烧得噼里啪啦响，连铁炉都通红，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屋子。他坐在铁炉不远处，手里还在来回折着一块铁丝，铁丝被火烧后十分脆弱，然后他再用钳子像穿针引线一样翻飞。他不忘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给我，我说不抽烟，他说是大光，是这地方最好的烟。让我尝尝。我接过烟还是没抽，看着烟盒果真是“大光”二字。他顾着做手里的活，没再劝我抽烟。我手里拿着的一根烟不知不觉地搓得粉碎，掉了一地烟末，满手的烟叶子味道。哲千似乎有些困意，折腾了一天，还没好好地停下来休息。

沈师傅看出了我们的无聊，让哲千从箱子里拿出迎泽啤酒。那是来自太原的纯生啤酒，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喝啤酒口感正是众人所说马尿的味道。沈师傅说锅里炖的是从碧山村买来的纯鸡，有着像飞行的野鸡一样的味道。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这种味道出现。我从过分讨厌沈师傅的残忍到接受他，不足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对妻子和两个儿女承担着一个男人的责任义务。而且对工程队里的晚辈们充满了关心和照顾。

后来沈师傅还是经常会去套一些野兔，买一只纯鸡，甚至还抓到一只野獾，想方设法地吃。他每次让哲千叫我吃饭，我还是去，但总是吃不下。他说年轻人参加工作，没社会经验，但要手勤眼快，多看师傅做，看完了自己动手做，不耻下问是好，不懂不要装懂。一瓶迎泽啤酒攥在我手里基本会喝一晚上，把时间打发掉，等着他最后说吃饱了没有。我再回到房东女人家的屋子睡觉。

我从房东女人儿子的书籍里读了尼采，读了萨特，读了克尔凯郭尔，读的世界一片混沌，欲罢不能。于是，我想寻求一本佛经，放出我内心的不安和躁动。

碧山村的华严寺就是传说中的观音寺，殿内几经风吹雨打，已经破败不堪，香火业已不旺。只是墙壁上的巨画还赫赫醒目，罗汉图和千手千眼观音，颇有气魄。

工地上的女人们昼夜莺歌燕舞。老杨头的老婆，从东北来，带着一屁股的妖风。她虽然肥胖，但善舞。披肩在她背上如蝴蝶般飞舞，让我想起窅娘在世。窅娘的眼睛带着混血，而老杨头的老婆就是哈尔滨和俄罗斯的混血，如果不是她自己解说一双眍喽的眼窝有异域风情，谁也不知道她是难得一见的俏货。我看她身轻如燕的舞姿，有时犹如莲花凌波，俯仰摇曳之态优美动人，有时犹如在一朵莲花形状的舞台上婀娜多姿。跟她睡了三十年的汉子老杨头在一旁双目深凹顾盼有情。一弯新月上莲花，妙舞轻盈散绮霞。

也因此，我和隔壁屋里的工友们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呼三喝四，打牌声、赌钱声此起彼伏，一直闹到后半夜算完。房东女人说，要不是她的腿瘸要钱治病，她才不会把房子租给这些整天吵闹没有素质的家伙。她是为了替儿子着想，能不伸手要钱就不伸手。在城里生活的人，什么地方都需要钱，喝口水都是自来水管，做个饭都是煤气罐。不像在乡下，喝的是免费的地下水，烧的是自家地里的庄稼秆，菜是自家院子里的无农药蔬菜，施的都是农家肥。房东女人经常在菜园子里拖着她的病腿捉虫子，手里攥着一把大青虫，都被家里的老母鸡吃了，然后下蛋都是大个大个的双黄蛋。

从洋河小村走到九龙小镇，再到县城，我吃上国家工人的铁饭碗，又回到乡下修建铁路桥梁，反复的人生轨迹里处处是现实生活又充满了诗意。

可沈师傅是不需要这种诗意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男人来保护他的女儿，然后和她结婚，生子，过着平常人的日子，抽烟喝酒，大口吃肉。在他心中，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男人标准。

其实，我爱哲千。爱她的善良和纯真。爱她对我要求少。但是周围的人觉得我像风，捉摸不定，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刮走。现在看来，那时我对她父亲产生的恼怒是不必要的。他就是一个木匠。认为大把地赚钱然后寄回家去，就是对妻子和儿女的爱。我给沈师傅上了一课后，他对我彻底产生了失望。在他看来长辈再无理也是对的，晚辈再有理也是错的。他把哲千从我身边赶走，欲想其他的男人替代我。

哲千对他父亲产生了恨意。但毕竟还是她的父亲，每年给她母亲寄回很多的钱，母亲给她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她在花季般的少女时代都穿着漂漂亮亮的花裙子，骑着父亲给她买的女式小飞鸽自行车，那也算是城市里的一朵奇葩。也曾有流氓无赖地痞无数次地跟踪她回家，然后看着她上楼的背影消失，消失了，一直看不见，直听到关门声为止。

瘦猴就是第一个跑到沈师傅面前献殷勤的男人。沈师傅爱玩麻将——工程队的男人工作之外的第二职业。为了输赢每晚吵得人声鼎沸，瘦猴就是那种甘愿每晚来输给老头子的人。他就组织过几个胖男人来陪老头子闹到下半夜，吵声里还有大吼大叫的歌声。

我有时路过沈师傅的木房子，看见里面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就心怀怒气。老头子戴着老花镜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摆弄着手中的方块，白灯罩里的光线把他的头发映得更加苍白。要是回到童年时代，我准搂起弹弓一个石子把他的白炽灯打爆。我怀着嫉恶如仇的心态，走到电线杆下，电表盒开着，我伸手拉下了电闸。顿时一片漆黑，我弯腰一溜小跑从木房子的背后进了一片葵花地。我一动没动，从深处传来女人一股股的无病呻吟，尔后是一个男人的呼哧呼哧声。

我被葵花地里活像母狼和公狼交配的叫声吓跑了。

第二天，有人谈论起葵花地的叫声说是领导把小会计上了。瘦猴应声说：原来男女做那种事都要把电闸拉下，天地变得一片漆黑。

沈师傅骂瘦猴是多嘴骡子不值个驴钱。哲千也瞧不上这样跟屁虫一样的男人，几次给瘦猴脸色看，瘦猴红着脸不死心。小会计报复瘦猴说：也不搬块豆饼照照自己是啥德性，还整天惦记着老沈的闺女。

沈师傅对女儿的选择模棱两可。瘦猴这样的陪吃陪喝，递烟玩乐，老头子觉得没多大出息。应该是介于和我之间会来点事又有文化修养的一类人，可是在工程队寻找国家公务员式的男人比登天还难。八月十五中秋季的来临，全队职工有了一次亲密接触。众人攥着麦克风又唱又跳，狂欢着。我和哲千坐在一排椅子上聊着最近的心得，哲千一直认为这种乌烟瘴气、素质低下的队伍不是清高孤傲的我久留之地。她说我应该在一个能发挥我文采的地方，比如机关办公室，比如报纸杂志，比如学校，甚至可以进入《铁道报》这样的机关做一名记者，一切源于我手中的那本《世界抒情诗》。哲千顺手接过诗集，她读起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我和哲千在我寄宿房东女人的小屋里读诗，在大牛站小路上读诗，也在一行行的葵花林里读诗。瘦猴一如既往地在沈师傅面前表现。露一手小聪明。第一片桥梁运上桥墩的时候，需要稳固。沈师傅从木房里抱着一包木楔子上桥指挥，瘦猴在桥下迟迟不敢爬上桥，说胆子小看着晕血。沈师傅骂瘦猴是猴屁精，他站在桥上顺下来一根绳子让瘦猴往上爬。瘦猴轻飘飘地上桥了，被风一吹浑身飞舞。沈师傅问瘦猴晕血吗？瘦猴说不晕。沈师傅说看见什么了？瘦猴说看见大牛站整个村庄了。沈师傅说最高的是什么？瘦猴说最高的是村里的电线杆子，有点像姜博瀚手里吉他的和弦，上面还落着五只麻雀。沈师傅对瘦猴说你奶奶个腿，最高的是你——站在桥上的你……

卷扬机在桥梁上嗡嗡作响，钢丝绳绞作一团。沈师傅在桥上巡视的时候及时发现跑过去拉电闸，是瘦猴一个箭步冲到了前面，卷扬机啪的一声爆出一个大火球，瘦猴当场击倒像一只烧煳的野鸽子。那段日子里，沈师傅是有点屈辱，所有的尊严都被瘦猴的死亡涂抹得消失殆尽。

哲千是爱她父亲的。爱他的束手无策，爱他大半辈子为家庭付出的操劳。哲千和我说起她父亲的时候，一脸的无辜：要恨就恨我，不要责怪老糊涂的父亲。哲千用糊涂来形容对父亲的爱。虽然他在工程队熬到了九级木匠的身份，带着众多的徒弟，可是又有哪个徒弟能真心地了解他这位白发苍苍的师傅。我和哲千始终因为她父亲而存在着一道隔膜和不可跨越的横沟。现在回想起来，正是我对她父亲的不屑一顾和鄙视，严重伤害了一位老师傅的自尊心。但他能看出我内心的城府和志向。我不只是一个只懂得读《世界抒情诗》的男人。那一阵子，沈师傅在瘦猴的死亡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大小便失禁。这是他作为一位师傅对徒弟严重的失职，队里把全部责任归到一位倔强的小老头身上，结果不仅没能算做工伤，还落了一身谴责。

哲千说，爸你尿裤子里了。她父亲像没听见一样，在女儿面前脱下裤子，掏出那玩意儿，然后傻傻地站立着，满脑子里转着糊涂。我在一边看着，虽然不忍心，但我也不至于帮他，我宁愿他尿湿了裤子让他在女儿面前丢丑。

在大牛站的苍穹之下，在葵花地旁的木房子里，冰冷和嘲笑一直侵袭着他。

大牛站村的神婆婆，为沈师傅跳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舞蹈，烧了一堆黄纸钱，让沈师傅喝下一杯水。四周的山谷都停止了鸟叫，狐狸发情的声音也戛然而止。我心里是哆嗦的，充满了不安和疼痛，比沈师傅的惊吓还要强烈。在鬼神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我把一根大光烟像父亲对我一样点燃，然后递到沈师傅嘴里。他用劲嘬着烟吧嗒吧嗒吸着，样子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不断地咳嗽，记忆慢慢地回升。他笑了，虽然是傻笑，我看到他的心乐了。

对我和哲千来说，我要消除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大牛站的星空下，在葵花开满的土地上，厄运慢慢地消失，我们需要迎接好的兆头。从大牛站去往黄寨，需要步行一个小时，然后我再坐上开往省城的汽车，给沈师傅购买帮助恢复记忆的药。路两边的葵花金灿灿地盛开，它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结满颗粒的野花。它在太阳东升的时候迎接日出，在太阳西落的时候，垂下脸庞。但你能看到的永远是它朝气蓬勃的笑脸。植物学家测量过，其花盘的指向落后太阳大约十二度，即四十八分钟。太阳下山后，向日葵的花盘又慢慢往回摆，在大约凌晨三点时，又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升起。在阳光的照射下，生长素在向日葵背光一面含量升高，刺激背光面细胞拉长，从而慢慢地向太阳转动。在太阳落山后，生长素重新分布，又使向日葵慢慢地转回起始位置，也就是东方。但是，花盘一旦盛开后，就不再随日转动，而是固定朝向东方了。

一路上葵花的芳香像铺满了闪闪的金光。

哲千把药给她父亲熬上，说睡一觉应该没事的。神婆婆灵光出现，加上中草药的威力，她父亲的病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康复的。哲千把她父亲的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晾在木房外的铁丝上，风刮着像帷幔摆动。她的内心是强大饱满的，她并没有为瘦猴而伤心。接下来的生活依然是活人的世界，她需要的是把父亲照顾好。依旧是以前的那个乖孩子，母亲不在身边，像个母亲在家里照顾父亲一样做饭，洗衣服。哲千让我看到了母爱，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

那时候，我家在胶州南部的洋河小村，交通四方八达，我经常引以为豪，可以方便离开小村走向更广阔的外面世界。第一次离家出走，我行程三十里地到了九龙我父亲教书的学校。那是一个更为偏僻甚至荒凉的小镇，当地人把小镇不叫九龙而是称作龙山。在父亲教书的九龙中学里，我把学生们劳动课种的瓜摘了遍，一个中年大胖子男人走过来问是谁家的孩子。我父亲惊呆了，面对我的出走，一个十岁孩子的寻父之路。我跟父亲说，母亲在家里太暴躁了，动不动就摔碟子摔碗，指猪骂狗。我父亲说是母亲的更年期来了。我不解。

晚上，我睡在父亲的小木床上占据了大半个身位，而父亲在灯光下批改学生的数学试卷。父亲抓头挠腮，几乎是被学生气破了胆。嘴里说，这样的试题都讲了一百遍怎么还能做错呢。我睡梦中清晰能听见他读数学方程式的腔调，有节奏有乐感。我父亲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教导学生。恨，只有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才在脸上或者额头上显示出来。面对学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慈父般的爱。那时候的学生，都是高大的青年，不爱学习，到了社会上就变为混混，也经常有学生上课期间从窗户跳走了。但是父亲的课堂是不会发生这类现象的。父亲说，不爱学习的到我家里帮着干活去，割麦子，种玉米。只要别变成社会混混，做什么事父亲都是鼓励的。也有放学路上，我被父亲的学生劫持的现象发生，那些高大的学生为了逃课，撒谎让我带着他们回我家干农活，我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看着他们大汗淋漓的样子，我也忘记了我是被劫持回家的。每次，我母亲都要把攒了一星期的鸡蛋煮给他们吃。噎得他们梗着脖子嗷嗷叫，像哑了嗓子的公鸡打鸣。

今天我又发现了沈师傅喝中草药汤的样子，滑稽可笑，他的脸苦得如喝了一杯黄连皱巴巴，又让人顿生可怜。

大牛站，这是我和哲千相识和相爱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却遭受着煎熬。虽然她的抵御能力要比我强大几倍，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我的那种女孩。脸上永远看不出丝毫的风吹草动。这种爱不是浪漫的，未必不是真诚的。

我们经常在空旷的街道上行走，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机遇等着我们。街两旁的树木都是葱郁的，它们在春天里开花在秋天里结果。夏天来临时，它们的叶子抵挡着炎热。它们是红枣树，它们在雨后沙沙地作响，在蜜蜂的包围中吐露着芬芳。

在感情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受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畴里，我们却大大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当然这和我们的基因有关……

村子有点空。房东女人开着收音机听着广播里的新闻，鸡在院子里突然想飞起来，菜地里辘轳井还冒着黄褐色的气泡，像是昨夜里天老爷降了一片土，而水浑浊不堪难以下咽。

沈师傅睡着了，他把疼痛忘记在梦里。

而我，如同毕业那年七月，迟迟收不到毕业分配信函时候的心情。那时，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九龙中学找父亲，告诉他需要延缓分配日期。第二天，父亲和我踏上了南下武汉的列车。三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父亲的腿都坐肿了。火车里是粪便的味道，两岸的村庄和树在黑影中退后、快速地消失。火车的速度把天幕拉黑，我和父亲像是被火车拉在黑色里。

下火车的时候，父亲一瘸一拐地走着。在我就读的铁路桥梁工程学校里，一个矮胖子四川男人接待了父亲，他是校长。七月的大武汉，天气如蒸笼闷得透不过气来。父亲第一次到城市，况且又是被长江链接三镇的大武汉。他习惯了乡下人的穿着方便，在校长面前于羞耻不顾脱去了外套，依然热得满头大汗，父亲把他的教师工作证给了矮胖子校长，校长刚开始是坐着，然后刷地站起来和父亲握手。父亲眼泪刷地流了出来，矮胖子校长一个眼神示意我出去等着。在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着我曾经读书的学校，我觉得有些陌生起来。

那一刻，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丝毫的留恋。那个清纯懵懂的少年，那个志在四方的少年，想着父亲的泪水被这蒸笼的天气压着，我身上像被蒸干了一样，眼前空寂。

很快，矮胖子校长送着父亲出来了，握着手言笑着。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让我回去好好工作。一句话，是人民教师的子弟兵。

我和父亲又坐上了返乡的列车，这一趟来回把父亲两个月的工资折腾光了。我一路上看着车窗外的风光都是静止不动的，只有我的身体在飘动。大脑像停止了运转，看什么都是死的，充满灰气。路过郑州火车站，父亲买了两根大葱放在嘴里嚼着，刺激扑鼻，烧心。我们父子俩一直没有提延缓分配的罚款问题。后来，还是很多年后，父亲很偶然说起了这件事情，我还可怜巴巴地不敢看父亲的脸。父亲说一分钱也没罚，因为他是教师的缘故，矮胖子校长送了他一份人情。

我和哲千说起我父亲的时候，她满脸的敬佩。

从省城抓药回到大牛站，我特意给沈师傅买了两盒大光烟。我重新领悟了烟的真谛，它燃烧着的时候有光，温度很高，一不小心可以烫伤，甚至燃起火灾。但是能令人提神醒脑，沈师傅的记忆在逐渐的康复中，唤起了他对我的热忱。

黄土地上的太阳每天顺着葵花朝阳的东方升起，在天地间游走一圈把道路打磨的光亮而顺滑，终于转到高高矗立的大桥背后隐身而落。

邮递员狠命地蹬着脚踏车。他在葵花间的小路上飞奔，孩子们赤着脚丫子追逐，把尘土扬起在身后。邮递员的嘴咧开了葵花盘大，他的牙合不拢，“你的通知书，北京来的。”

我离开大牛站那天，沈师傅站在接待我的路口目送我，他扶在篱笆上眼睛里流淌着泪花，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看着我，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前程繁花似锦……你该去你向往的地方……”哲千让父亲快回木房里休息，她有话想单独跟我说。哲千看着我，我看着她。

“你把她带走吧，互相有个照应。”

我看着沈师傅，感觉心里满满的。哲千瞅了父亲一眼又背回头去。沈师傅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对哲千说，“有你在，一切艰难困苦是击不倒老父亲的。”

哲千让我快走，走了永远别回来，这不是人呆的地方。我的眼睛模糊不清看着她的轮廓，她对我充满了客气和留恋。她的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眼球向外挣扎着的信息里告诉我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她是那么诱人，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伤感穿过我的肉体，伴随着一阵令人不安的战栗。她的手从我双握着的手中抽出，一阵风袭来，我顿时感到了手心的冰冷，她的脸再次模糊。

我怀着这份爱情上路了，我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我突然感到有向阳花生长的土地上，太阳光像金子般铺盖大地，我还看到了满地的星光，前程不再寒冷。

尔后，我做起了北漂。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桥梁队上的日子，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生辰八字显示命里注定过着吉普赛人般的流浪生活。

我不认命。我也不低头。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父亲年满六十，从教师的位置上退下来。回洋河乡承包三十亩土地做起了地道的种植园丁。他每天在电话里和我报喜，小麦又长高了，蹿穗了，每亩产量上万斤；两头老母猪又生了三十只小猪崽，个顶个的猪头大耳。父亲憧憬着未来这些农作物和里岔黑野猪种能给我在北京换一套楼房。电话这头我有些哽咽……父亲到了尽享天伦之乐的年月，还依然在土地上辛苦播种。父亲也从当年的七十五公斤瘦到了六十公斤。我劝父亲再不能这样拼命了，父亲说身体上的劳累不算累，最累的是你们的脑力劳动和社会工作压力……当年在胶州火车站，父亲骑着单车送我上车的叮嘱，再一路西行到榆次，然后到黄寨，依然清晰而深刻。我从出生地中国的东部沿海B角到西部黄土高原C角再到天朝之都京城A角，像一个几何三角形一路爬行。青春不经意间滑走，这个几何的边边角角也被打磨得光滑而不再有锐气。倒是父亲的任劳任怨让我再度点燃了闯江湖的狠劲。

在京城打拼的几年里，我在国家大剧院谋到了一份做助理导演的工作。然后遇到一位同样叫哲千的女孩，她刚从西班牙留学归来，此前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的是西班牙语，因此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们相识正是在威尔第二百周年诞辰前夕，因制作歌剧《假面舞会》得以相交恨晚。很快我们又像大牛站的哲千一样投入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机缘。排练《假面舞会》的整个过程，我们是相当快乐和兴奋的。这个剧目为三幕悲剧。题材取自十八世纪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遭暗杀的真实事件。

我和她提起昔日哲千，她笑了笑，似信非信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巧合，似乎世界充满了谎言。歌剧首演庆祝酒会上，中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欢声笑语一片。一个白卷毛、绿眼睛似鹦鹉的阿根廷导演乌戈·德·安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演员频频举杯，饰演女巫乌利卡的拜尔纳黛特·维德曼挺着两个下坠如大葫芦的奶子向我走来，她举杯放荡不羁地哈哈大笑，她的表演精彩俨然成了女巫的专场盛会。我说她是全世界最瑰丽的女巫，观众不仅记住了她的歌喉，还一定记住了她的两个葫芦般的大奶子。哲千用流利的英文一字不差地翻译过去。她又爽朗地哈哈大笑，把酒都笑喷了一地。

我的手机丁丁当当地响了，接到了大牛站哲干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父亲死了。沈师傅得的是老年中风，没有及时治疗，病情恶化。我从大牛站离开一年后，他们父女也回到了东北佳木斯老家做工，哲千也早已为人妇为人母，她的弟弟钢钎子承父业，在县城家具厂里做起了木工，打造的柜子木床，很受年轻人喜欢。

十二年来猫头鹰桥历历在目。

在国家大剧院。我强忍欢颜和哲千碰杯。

《假面舞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落幕。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感谢那个岁月让我认识了你……我的眼泪掉在了葡萄美酒里，我一口气喝完，极力想抽一根烟。

父亲从青岛转到天津做手术，我从北京乘坐城际列车赶到天津，父亲在医院门口等我，见到我。父亲兴奋地跑上来和我握手。这是父亲第一次像对待朋友一样和我握手，我极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见到父亲的情形我还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父亲说治个病还这么麻烦，跑这么远的天津来。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耽误了孩子们的工作，深深地带着一份歉疚。

一群病人。男女老少串病房跑过来找父亲问东问西。你是什么关系？你是当官的吗？我们都等了一个月才轮到空床，手术都还不知道哪天进行呢？你怎么刚来就住上院了？告诉你手术时间了吗？父亲只是笑笑，说，我运气好。我不是什么做官的，我是老师。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听父亲说是老师，卯足了精神头立马和父亲握手。哎呀，我也是老师啊，教了一辈子幼儿园，你看看我七十岁了性格还像个孩子。我就是家里的活宝。我们俩算是同行啦。你说，咱们能得肺病，是不是跟吃了一辈子粉笔面有关系。粉尘太害人啦！现在的教师上课哪里还用粉笔，都是用水笔，比我们那时候进步多了。这位老太太眉目干净，梳着一个马尾辫，除了身材肥胖，哪里像七十岁的人。这三个都是你的儿子吗？她又接着问父亲。你可真有福气。医生通知我，明天手术，让我找三个男人帮着推床。你三个儿子呐，你可真会生，计划生育没罚你吗？弟弟在旁边站着，说，阿姨我罚了八百，父亲因此还降职一级工资。弟弟让出凳子让这位阿姨坐下来。她叉着腰理直气壮地说，我怎么就生不出来。我也愿意他们罚我八百。你们说，现如今社会一个孩子能干什么，要伺候双方四位老人，还有自己的家庭。光工作压力够大的，我们老了谁来伺候。反正，我看的开，死活都那么回事。别给孩子添乱了。早死早托生。她一顿激烈演说把病房渲染得一片欢声笑语。倒不像是来治病的。

后来这位阿姨和父亲一天进的手术室。

父亲的手术历经五个小时，对医生来说是很小的手术，对于我们做子女的简直就是一种摧残般的煎熬。父亲的手术很成功，推进了重症监护室观察后，我们哥三个绷紧的神经像一摊烂柿子软了下来，我们几乎是倒在重症监护室的走廊上等待着父亲从麻醉中醒过来。医院的过道里躺满了病人的亲人家属，加上灯光暗淡，给人一种压抑和焦灼。晚上九点钟大哥进去探视父亲，胸和背部的伤口疼痛只能让父亲侧躺着，父亲坚强，没吆喝一声，直到出院。

大哥担心父亲手术后的身体，建议用救护车护送回青岛。我给父亲的建议，是乘坐高铁回胶州。父亲满口答应。我买了两张高铁的商务座。父亲上火车兴奋不已。

父亲说，第一次送你去武汉读书到现在整整有二十年吧。

我的眼泪刷刷地淌满了脸。二十年的光阴。父亲就老了。二十年的光阴，我们顾及不到父亲内心的孤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没有陪伴父亲去远游。我们做子女的都把时间给了谁？而作为父母的他们从来不埋怨不抱怨任劳任怨像一头老黄牛为子女效力。在那一刻，我与哲千合二为一，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合二为一，无数的远去和现在合二为一。面对童年成长而又遥远的故乡，我却无力回头。

父亲一路上感叹高铁的速度快之又快，漂亮的列车员时不时送来水及零食。父亲说躺在商务座上就像是一座活动的农村火炕。比比二十年前的绿皮火车，都不敢想象过去的日子。想起父亲送我去武汉读书，他腿脚肿胀，在武汉街头找一个公用电话长话短说打到镇里中学托副校长跟家里报一声平安。我泪水满面，伤感不已。

身体虚弱的父亲忘记病痛，像一个孩子般很兴奋地望着车窗外滑过的华北平原上绿油油的麦田，一群喜鹊跳跃在枝头叽叽喳喳地传递着春天的信息。父亲的眼神瞬间有些凝固，他想着家里的土地上他种植的麦子也这样绿油油地在春风里飞快地拔高结穗等待着他收割。

可是，我的父亲啊！你哪里知道，你患的是癌症。

（责任编辑：张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