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耀萍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20岁前一直没有离乡。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诗歌艺术上，“最为精工周密，无瑕可击”。“他还卓越地掌握了声韵”，在运用上“并没有被《切韵》所束缚，而且大大超脱了《切韵》之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的语音特点”［1］。杜仲陵先生也认为，“其词语基本上符合唐代口语”，“连音韵也不取应试的《唐韵》的分部为准，而是以当时口语里的读法和音韵为据的”。杜仲陵先生还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杜诗与唐时口语的亲密关系［2］。其实，杜诗用语的通俗性，唐人早有认识。元稹就曾在一首诗中指出，杜诗“直道当时语”(《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

由此可见，将杜诗作为实际语言材料来研究当时的语音，是切实可行的。马重奇先生的《杜甫古诗韵读》，就是从杜甫古体诗的押韵情况来考订唐诗韵读。

细读杜诗，还可以看到，其“喜用双声叠韵的词或词组，与唐时其他诗人有些不同”［2］。清代周春就已注意到了杜诗的这一特点，著专书《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予以标注阐明。但周春的写作目的只是为了“窥见诗律”。杜仲陵先生的《读杜卮言》，亦有专章研究“杜诗的双声迭韵与迭字”，其着眼点也是杜诗的艺术效果、语言风格。郭绍虞先生在《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中也曾提及杜诗的双声叠韵，亦诚如作者所言，是“重在述说中国诗歌对于双声叠韵之使用方法”，“同时也重在说明诗歌韵律所以能利用双声叠韵的原因”［3］。将杜诗的双声叠韵作为实际语言材料来研究当时语音的音类和拟音，尚无人论及。

见于杜诗的双声，可以观察到，凡是构成双声的两字，或者发音部位相同，或者发音方法相同，或者发音部位和方法都相同。这就为分析杜甫诗歌所用语言的声母状况(各组声母及个别声母之间的亲疏远近)创造了条件。

本文所直接依据的材料，即是清代周春的《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周春所归纳的杜诗双声叠韵，有双声对双声，叠韵对叠韵，双声叠韵互对。这些双声叠韵出现的范围包括:上下句相同位置(如“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书记》)，上下句不同位置(如“衣裳判白露，鞍马信清秋。”《舍弟观归蓝田》)，同一句中相连位置或中间杂一字(如“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戏为六绝句》)，四句中一三或二四句相同位置(如“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没潜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还有一句内两字或三字中杂一字甚至多字形成双声或叠韵(如“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春夜细雨》)，一句中上句尾字和下句首字形成双声或叠韵(如“血理诸将甲，骨断使臣鞍。”《王命》)。从诗律的角度来看，周春对杜诗双声叠韵的标注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看，周春的标注主观色彩甚浓，不能保证所定双声必为作者着意安排之双声。为了确保材料的可靠性，本文仅以周书所列的杜甫古诗和律诗中符合如下条件的双声为研究材料。这条件是:上下句相同位置皆为双声，或一为双声，一为叠韵。

本文考察了符合前述条件的杜诗双声536例(每例双声只计一次)。除娘母、俟母外，杜诗双声几乎覆盖了《广韵》中的全部声母。下边仅以杜诗符合上述条件的双声为据，就《广韵》(《切韵》)所见某些声类之间以及个别声母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不涉及全部用例。

一、唇音双声分析

声母帮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晓帮4 1 5 6 2 1滂151 1並5 5 4 1 3 2 2明1 16 4 1 2 3 1非623 4 2 3 2 2敷11 3 2奉2 3 2 3 41 1 2 2 2 3微

(一)《广韵》轻重唇音是否已经分化

声 母重唇音 轻唇音 总计重唇音60 22轻唇音11028

统计范围内，上下字皆为重唇的双声60例，上下字皆为轻唇的双声28例，上下字一为重唇、一为轻唇的双声22例。

《广韵》音系轻重唇不分。但如果据此说杜诗所据语言中唇音还完全保持着“古无轻唇音”的状况，笔者认为是不妥的。从上边的统计看，轻重唇音分别构成的双声已占到总数的80%，而轻重唇合在一起构成的双声仅占20%。由此可见，“古无轻唇音”的格局在杜诗双声中已被打破，虽不能就此肯定轻重唇声母已经完全分化，但至少已呈明显的分化之势。

据此，《广韵》时期“虽还没有完全分化出［f］组声母，但这种分化在《广韵》时期已启其端”［4］的说法是可信的。

(二)关于《广韵》轻唇声母的拟音

赵元任的拟音为非［f］、敷［f‘］、奉［v］，董同龢的拟音为非［f(pf)］、敷［f‘(pf‘)］、奉［bv‘］。鉴于以上唇音“虽还没有完全分化”，但“已启其端”的大前提，笔者认为轻唇音在此时的存在应为过渡性质的。赵氏将非组拟作［f］等，与轻重唇音完全分化后的读音相同，倘就杜诗双声所见而言，似未能体现出唇音在这一时期的过渡性质，不如董同龢先生拟为唇齿塞擦音妥当。

二、舌头音、舌上音双声分析

声母 端透定泥知彻澄清崇章端3 1 7 2 4 1透1 1 3 2 1定7 3 13 1 9 1泥2 1知1 1 2 1 1彻214 2 9 4 1 1澄

(一)关于知组声母从端组声母中分化出来的时期

从杜诗端知两组声母字所构成的双声来看，端组字与端组字构成的双声有41例，知组字与知组字构成的双声有7例，端组字与知组字构成的双声有19例。三者中最后一种尚占总数的28%。

清儒钱大昕“古无舌上音”的看法，已得到大家的同意。胡安顺先生认为:知组音“在上古尚未产生，大约是到了六世纪时这组音才从‘端透定泥’中分化而出”［5］。而王力先生认为，“知、彻、澄是唐天宝年间(742－755)才从端、透、定中分化出的”［6］。从杜诗知组字与端组字构成的双声尚占端知两组声母字所构成双声总量28%的情形看，笔者认为，生活于八世纪的杜甫(712－770)的诗歌尚反映出知组与端组的亲密关系，知组在此时应尚处于分化形成期，认为六世纪知组就已从端组中分化而出的观点不甚稳妥，王力的说法更为可信。

(二)关于知组声母的拟音

高本汉将《广韵》知组拟作舌面前塞音，王力、赵元任、陆志韦、李荣、董同龢等先生赞同。钱玄同、罗常培、李方桂、周法高等先生认为是舌尖后塞音。方孝岳、李新魁二位先生将知二拟作舌尖后塞音，将知三拟作舌面前塞音。统计范围内未见包含知二组的双声。从上边的统计结果看，知组的音值应该仍与端组较为接近，拟为舌尖后塞音较为合理。

三、齿头音、正齿音双声分析

母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端透定知澄溪晓来日精7 4 3 3 2 1 2 8 1 1 2清4 12 5 1 4 2 2 3 2 1 1 1 1从3 5 8 3 2 1 1 1 1心3 1 3 21 1 19 1 8 3邪212

续表

将《广韵》精组拟为舌尖前音，章组拟为舌面前音，各家不存在分歧。这里只讨论庄组声母的拟音。庄组声母高本汉、赵元任、方孝岳、李荣、周法高等先生拟为舌尖后音，王力、陆志韦、董同龢等先生则拟为舌叶音。

声母 精组 庄组 章组 总计精组88 34 37庄组218317章组39

从杜诗包含精组字的双声来看，精组与庄组的双声有34例，精组与章组的双声有37例，可见庄、章两组同精组的亲疏关系较为接近。

从杜诗包含庄组字的双声来看，庄组与庄组的双声仅为3例，庄组与章组的双声有17例。联系上项可见，庄组不仅与精组的关系密切，而且与章组也很难划清界限。

再从杜诗包含章组字的双声来看，章组与精组的双声有37例，仅比章组与章组的双声少2例，可见章组与精组的关系也很密切。

如仅将庄组拟为舌尖后音，虽足以反映庄组声母与精组声母的亲密关系，却难以解释与精组几乎同样亲密的章组声母何以为舌面前音。倘将庄组声母拟为舌叶音，则庄章两组声母的发音部位都与精组声母距离相仿，能够较好体现庄章两组声母同精组声母接近一致的亲疏关系，但又不便于说明何以后来庄章两组声母又都读舌尖后音。是否可以这样分析:此时庄章两组声母关系密切而且又都和精组声母关系密切，不仅意味着庄组声母读为舌尖后音，而且意味着章组声母也已由舌面前音前化为舌叶音，只需再前进一步，也就是见于宋代《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中的庄章两组声母合并。

四、喉音双声分析

声母晓匣影云以明书见溪疑晓10 21 1 3 2 1 1 2匣21 13 7 11 4 1 1 2影1 7 10 2 2 1云3 11 2 4 12以2 4 2 12 12 1 2

《广韵》声母的拟音中，晓、匣、影三母的拟音较为一致，分歧在于云母(喻三)和以母(喻四)的拟音。

高本汉将云母拟为舌面中半元音［j］，赵元任、李方桂赞同。王力、陆志韦、方孝岳、周法高等先生拟为舌根音［ɣ］，与匣母的拟音相同。董同龢先生拟为喻化舌根音［ɣj］，李荣先生拟为零声母。以母的拟音，有零声母和舌面中音［j］两种意见。

近代音韵学家曾运乾在他的《喻母古读考》中提出“喻三归匣”说。李新魁先生指出，“六朝及唐代的许多语音资料都表明喻三与匣纽不分”，“到了唐末宋初，喻三逐渐从匣纽分化出来(喻三是匣纽的细音，读为［ɣi－］，［ɣ］逐渐变为［j］)，这样，喻三遂与喻四合流”［7］。杨剑桥先生认为，“喻三与匣母的分离必定是在匣母上声字变去声之前，亦即公元824年以前［6］”。从杜诗包含云母字的双声来看，云母字与匣母字构成的双声有11例，占包含云母字双声总数的34%，数量在云母与各母的双声中列第二位，仅比云母与以母的双声少1例。但也应当看到，虽然云母与舌根音晓母、匣母的双声有14例，但云母与喉音影母、以母的双声也有14例。可见，云母与舌根音、喉音的关系是同样密切的。如果说云母此时还没有从匣母分化的迹象，是难以解释云母同舌根音、喉音的这种关系的。因此，从杜诗包含云母字的双声来看，王力先生对云母的拟音是不可取的。高本汉等先生拟为半元音，李荣先生拟为零声母，又似乎没有顾及云母同舌根音的关系。董同龢先生拟为喻化舌根音，虽是一种折衷，从杜诗双声看，则较为合理。

以母的拟音，高本汉拟为零声母，董同龢、周法高、李荣等赞同。赵元任、王力、陆志韦、方孝岳、李方桂等拟为舌面中音［j］。仅就杜诗双声所见而言，以母与云母的双声已有12例，与两字皆为以母的双声数量相等，两者的音值应该较为接近，既已将云母拟定为喻化舌根音［ɣj］，那么将以母拟为与之最接近的［j］自然较为合理。

本文通过分析杜诗双声讨论的以上几个问题，施向东先生在研究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时、刘广和先生在研究不空译著中的梵汉对音时，也都有所涉及，现将三者列表比较如下:

轻重唇分化 端知两组分化 庄组拟为舌尖后音 云母拟音杜诗双声 + + + ［ɣ j ］玄奘译著 + + +未见云母字的译音不空译著 + + + ［ɣ］

玄奘(公元600－664年)，“出生在洛阳附近的缑氏，形成自己的语音习惯的时代是在洛阳度过的。”施向东先生认为，“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反映的正是玄奘本人的方音——中原方音”［8］。而不空法师(公元705－774年)虽然是天竺人，但“在中国生活约五十年，除去南海(广州一带)滞留十年，其余四十年来一直在北方”，“学的应是长安话”。刘广和先生认为，“说不空‘善唐梵之言’的记载可以相信”［9］。这就表明，玄奘的中原方音与杜甫的方音在地域上是有联系的，而不空的译著则与杜甫诗歌有时间上的对应。因此，两种译著所表现出的声母上的特点，与杜诗双声所呈现的特点多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应当不是偶然的。

［1］马重奇.杜甫古诗韵读［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2］杜仲陵.读杜卮言［M］.成都:巴蜀书社，1986.

［3］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李新魁.汉语音韵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5］胡安顺.音韵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杨剑桥.汉语音韵学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李新魁.中古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J］.语言研究，1983，(1).

［9］刘广和.不空译梵汉对音研究［M］//音韵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