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龙 朱羽丰 宋砚秋 李桂君

一、引言

土地流转不但可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且还可以解放农业生产力从事非农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我国自1984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始逐步推进土地流转以来,到目前我国户均土地拥有面积只有7亩多,在世界上属于超小规模(李克强,2015)[1],还远未达到适度规模。有关怎样更好更科学地推进土地流转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政府方面,中央政府已经连续12年发布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其中每年均不同程度涉及科学推进“土地流转”方面的内容。在学术方面,也有一些人士聚焦在土地流转上,给予学术探讨,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的驱动因素、流转模式创新和市场化等方面。在关于驱动因素的研究方面,关注较多的是有关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驱动因素识别问题,例如曹建华等(2007)[2]通过设置的土地流转意愿度指标分析了农户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许恒周和郭忠兴(2011)[3]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钟晓兰等(2013)[4]从农户自身特征与农户认知方面探寻了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流转模式创新方面,当前有关土地银行的研究是热点,例如郭骊等(2010)[5]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农村土地银行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张光宏和张振环(2013)[6]以土地流转市场为研究对象,运用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地银行的产生以及长期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