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干部初衷都想有所作为

无论何种职业，绝大多数从业者都有与生俱来的职业荣誉感，都想有所作为，而最初就有“为官不为”心态的官员，在群体中的占有率少之又少。真正导致“不作为”现象发生的，既有个人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辩驳”，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开脱。实习期间的一位同事老吴，是五十几岁的老同志了，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积极工作，期待赞许，追求进步，但基层工作纷繁复杂，吃过苦头、有过失误、挨过批评，典型的“没有功劳却有苦劳”，干了几十年才熬到了“股长”级别，现在提拔重用已是无望，洞视一切的他激情不再，对于任务安排只求过得去，对待群众诉求能推则推、能唬则唬，逐渐步入不想干事的“不作为”行列。从老吴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作为”的基层老干部的影子。

怎样让官员有为？我认为一要遵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通过提高保障和真心关怀，来增强官员的职业归属感、荣誉感和幸福感；二要打破个人提升的“天花板效应”，从收入和职级方面，尽量让付出和收获实现对等；三要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科学量化干部实绩，真正让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有效增强干部履职尽责的责任心，提高干部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江苏省宿迁市委组织部人才处 何海强

部分官员不作为有“苦衷”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不作为”，也存在一些“苦衷”。一是干部工资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干部工资水平勉强属于中等水平，无法与企业管理人员薪酬相比，有的甚至不如服务行业人员待遇。加之，一些地方在“反四风”中，把干部的正常福利待遇也一并取消了。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一些干部选择了搞“副业”，对工作不作为。二是缺乏必要的容错机制。改革是有风险的。“摸着石头过河”，有可能“摸”对了路，也有可能“摸”错了路。成功了，自然有鲜花和掌声，但失败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实社会对干部缺乏必要的“包容度”，一旦干部出现失误，将面临“口诛笔伐”、遭受非议，导致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湖北荆门市实行“十个区别开来”，正是为了建立容错机制，促进干部大胆干事。三是基层干部权责不对等。特别是在乡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无限大，权力却大部分集中于县级以上，有的基层干部感到“多的是任务、少的是职能”，有些工作甚至“吃亏不讨好”。有的干部认为“既然做不好，不如不做了”。

从政权层级来看，乡镇干部“不作为”的现象较多。乡镇干部处于我国公务员队伍链的最末端。相对而言，其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任务压力大，同时还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从干部职级来看，县处级副职及以下的干部群体，肩上责任不重、自我要求不高、担当意识不强，其职业自豪感较差。少数干部本身就是冲着那些灰色收入而来的。在中央“八项规定”、强力反腐下，那些将不合理利益视为应有报酬的干部感觉被“捆住了手脚”，“不能吃、不能占了”，但也“不干事了”。——湖北某组织部干部 象山居

“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在哪些干部中表现突出

当前，“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的问题，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中，在少数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庸政、懒政的现象中，“不敢干”问题居于多数。这些人或因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怕承担责任，怕影响升迁，怕舆论监督，怕行政问责，存畏难情绪，宁可“为官不为”不敢干；或因在中央“八项规定”、反腐风暴的高压态势下，头悬利剑、处处受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旧日恶习到处撞线，自感“为官不易”不敢干。

“不会干”现象则以基层的个别中层干部为主。这些人多因平时疏于学习，懒于思考，领会不了党的政策的根本意图，掌握不清基层一线的具体实情，寻找不到落实指示的正确抓手，好政策被曲解，好事情被办砸，一事无成不会干；或因习惯于往日悠哉乐哉的生活，习惯于躺在功劳簿上安于现状，习惯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更毫无本领恐慌意识，毫无能力危机意识，手足无措不会干。

“不愿干”现象则存在于部分“天花板”型和“起跑线”型这两个公务员群体。在“天花板”型中，少数干部因价值取向始终盯着位置，瞄着权力，却因临近退休，自感已无出头之日，更无升迁之路，便安于现状，沉醉于过往，奋斗精神衰减，不想干。而在“起跑线”型中，一些干部则因刚刚迈入公务员队伍，怕做事不够稳妥影响领导看法，怕解决不了问题影响个人发展，怕工作太过高调影响周围评价，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想干。——中共阜阳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 高奎

“官员不作为”五种病

在中央提出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官员出现“为官不为”现象，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因“迷”而不为。一些官员在激荡改革期因理想信念动摇，目标不清，产生思想困惑。可以说，一切的不作为情形，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上的问题。二是因“怕”而不为。从严管理及反腐持续推进，有的人因心中有鬼而怕，有的人怕做多错多而不作为。前者是对潜藏腐败分子而言。后者可能更有一定普遍性，也就是较大范围内官员可能为自保而不作为，因为官员的作为是需要付出管理成本的，尤其是对不良问题的改革往往触及多方利益，做好没人知，做坏自己买单，还不如不做。三是因“愤”而不为。古语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在一些地方，官员选拔质量不高，被提拔的人不是关系户就是跑要户，还有一部分是论资排辈轮到的，靠干而得到提拔的比较少见。同时，一些不作为、不负责、不称职的官员没有相应的惩罚体制，那些真正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官员投入后所得与不作为官员相差无几，甚至更低时，就容易产生因“愤”而不作为。四是因“懒”而不为。《汉书·朱云传》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一些官员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思想上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工作上敷衍了事、无所作为。又因交流不足，官员变成“老油条”， 工作不干，责任不管，检查不理，制度不怕， “一张报纸一包烟，优哉游哉过一天”。五是因“笨”而不为。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意识，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种能力即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其中“推动改革、落实改革”重在“作为”，而有些官员恰恰是因“笨”而不能为之，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一些官员无视于时代进步、观念革新，知识老化，能力不足，无法作为。——深圳市委组织部 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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