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白

《庆祝无意义》作为小说题目，早早就揭示了情节、内容和最终指向的意义，即，在繁复过程中最终抵达虚无。与其说昆德拉通过生与死、严肃与荒诞、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推杯换盏，来表达世界的最终荒诞性狂欢，将虚无主义深深地刺向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阴影中，不如说这是耄耋之年的昆德拉再次对着他所面对的世界发出的嗤之以鼻的笑。

昆德拉没有通过复杂的过程，让终点的无意义出现，而是从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告诫大家，所谓神圣、严肃、真诚、崇高都不过是一种道具，而这些道具在最终都是要证明虚无的存在。在虚无的“套”中，昆德拉带着读者不断尝试发现“意义”或价值，但经过并不漫长和复杂的路途，我们还是最终抵达了虚无。

通过笑话来解构历史，昆德拉一向拿手，但这次并不精彩。很难想象那些关于前苏联政治家的笑话，为什么会常年盘旋在一位作家的脑海中，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重新加热后再端出来以飨读者。

徘徊在卢森堡公园周围的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这四个好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友谊，而是相互搀扶着度过自己空洞无聊的晚年。昆德拉塑造了一群“塑料人”——暂时无疾却个个长了一副重病缠身的凝重表情。他们需要无数个不好笑的笑话来填充彼此构成的一个巨大的无聊气泡，用无聊的笑话来抵消或减少无聊生活的荒诞感，而这反过来更加印证了他们身上确凿无疑地存在着荒诞。如果这是某些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的一种选择，那么还真不如回到过去再从头看看激进主义是如何虚张声势的。

俏皮话、冷笑话大概是昆德拉这类作家一辈子的器物，从他三十八岁出版的处女作《玩笑》中就密集展示过，男人在女人面前总是表现出一副机智又不急于说破的幽默。在荒谬政治的背景下，昆德拉至少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暧昧含混，又力道十足对价值观、政治立场之类东西进行讽刺。什么会成为讽刺的对象，什么又可以被束之高阁，昆德拉大概从来没出过错。

小说家一旦摇身一变用哲学家的口吻来讲故事，难免让人有一种虚妄的感受。昆德拉大概已经不需要讲故事来取悦读者，而是用自己最说不清楚又是最愿意表达的思想，来直接告诉你点什么。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这篇极短的小说中，用虚妄本身来证明了虚妄这种东西的存在，以及它的形态和价值所在，这与他在这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是真理本身在发现真理的表象。跟昆德拉有点类似的美国知识分子导演伍迪·艾伦，也常常对自己身处的环境、趣味和阶级下手，只是伍迪·艾伦通常更极端和不留情面，尤其在面对自己身上的痛点，而且这位几乎每年一部电影作品的老导演，向来都是将一切建立在故事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昆德拉没有伍迪·艾伦那么热爱叙事和故事本身。

如果用他的理念来看，所谓政治气候、历史环境、荒谬岁月不都也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吗？这就好比他以往小说中被一种花心痴迷性爱本身的男主人公抛弃的女子，时隔多年之后你再见到她时，发现她还是落寞地坐在昏暗的酒吧中逢人便讲述自己曾经的不安遭遇，但如此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热爱哭诉的人，也并非事物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以为米兰·昆德拉最辉煌的创作仍然是他早年用捷克语写作的那些诸如《好笑的爱》、《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之类的作品，后期昆德拉更容易陷入自己早就事先存在的这种精英主义陷阱中，他自省的同时，又将一种鄙夷的目光早早侧漏出来，让读者对作品的感受降低，甚至变成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