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奕秋

刘怡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元帅们不愿做的事，就让上校们来干好了！”密谋集团最后的中坚分子、断臂半盲的伯爵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抛出这么一句话后，毅然承担起刺杀者和代号“女武神”政变计划指挥者的双重角色……

屏息读完了这本有关德国国防军与希特勒恩怨纠缠的历史新书，才知道电影《刺杀希特勒》所还原的情节仅仅是最后的高潮部分;这张德国国内反抗纳粹政权的网络，早在二战前就开始编织了，有据可查的反抗多达42次，近在咫尺的刺杀希特勒未遂行动就有五六次。

而这种悲剧性反抗的全部意义，到最后仅仅在于证明德国仍有血性的清醒者，敢于以其牺牲来点燃反思纳粹暴政的道德火种。正如一度把总参谋部、前线部队、外交部、军事情报局和民间抵抗分子串联起来的特雷斯科夫少将所说：“上帝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只要能在所多玛城发现6个正直的人，就不毁灭这座城市。但愿由于我们的缘故，上帝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德国。”

的确，战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重建，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基石。但在阴谋与背叛，畏葸与绝望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密谋集团害怕当时本国的民意。作为密谋集团核心的国防军贵族军官，只能想出恢复魏玛共和国或君主立宪这个答案，并在软禁还是杀死元首问题上莫衷一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背负在战时给德国军队捅“第二次背后一刀”的责任，妄图保留战前的大德意志帝国版图;其中一些人寄望于在希特勒的军事冒险遭到英美惩罚时“反戈一击”，而在纳粹的征伐机器看似顺风顺水时又依附于这架暴虐的死亡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