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

不久前，柏林自由大学邀请了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员吕途到德国参加工作坊活动，笔者陪同了此次访问。德方邀请了德国柏林地区某工会领导与她对谈。来德国前，吕途曾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能采访几位工厂工人，但主办方以“不好安排”为理由拒绝了。我们试图随机采访一位自由大学的东欧移民背景保洁女工时，她有些恐慌地拒绝了我们：“不行，我老板不会同意”。此后几天我们又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通过私交访谈了一些不同的工人和学者，初步对德国工人的现状有一些了解。

过去几个月，柏林见证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大游行和具有相当规模的铁路、邮政工人大罢工，关注这些事件的同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工友之家代表吕途与柏林某工会代表的尴尬对话和我们耐人寻味的遭遇。基于自身学术背景，笔者解读那次会谈之尴尬，与德国本身完善的工会制度、工人的结构性压抑有关，尝试将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本文中呈现。

在Gransow教授邀请吕途来柏林参加工作坊时，吕途提出希望在工作坊报告之外能安排一个与柏林工会的对谈，或者说一场双方的报告交流，希望听听柏林打工者，最好是移民打工者的声音，也希望柏林教授方面能帮忙找几位产业工人聊聊。Gransow教授答应想办法，在吕途已经抵达柏林的28号时，电话通知说很难安排采访产业工人，但安排了某工会的两位代表来以报告形式对谈，也找了一个移民背景的打工者来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