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芳琳

古人（这里特指商周至西汉时期的人们）一日几餐？今天的研究者有说两餐的，也有说三餐的，也有说四餐的。无论持“一日两餐”还是“一日三餐”者，所依据的均是先秦典籍，如《三礼》以及《论语》《孟子》《诗经》等。由于所据记载的差异，且在释义上亦有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一、“一日两餐”论

王学泰在《华夏饮食文化》（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书里引《孟子·滕文公上》里的一段话“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飧而治”说：“周秦、两汉时的普通人民一般只吃两顿饭，早餐曰饔，时间当为上午1O至11时（指今时），晚餐曰飧或，时间在下午3至5时。王学泰还引《睡虎地秦墓竹简·仓》里的记载说，当时的筑墙劳役人员每日早餐的饭量是半斗（约合今1升），晚餐为1/3斗。这些记载是“一日两餐”的有力证据。王学泰还指出，至于社会上层，特别是天子诸侯，钟鸣鼎食，美食方丈，一餐时间很长，因而一日两餐制亦与他们那慢吞吞的生活节奏十分合拍。

不过，王学泰又说，入汉以后，统治阶级的饮食已变为一日三餐或一日四餐了，这可能与自秦以来建立的皇帝早朝制度有关。他举班固《汉书·淮南厉王传》的记载说，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徙蜀。文帝下令，刘长虽以罪流放，但生活待遇不变，即每日可吃三顿饭，给肉五斤、酒二斗。这依旧维持了当时诸侯的生活标准。至于皇帝则一日四餐。这有《白虎通义》为证：“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食，少阴之始也；莫（同暮）食，太阴之始也。”因此，一日四餐在汉代当为皇帝宫廷饮食之定制。至于老百姓，一般还是一日两餐，最多是早上加一顿“寒具”（小食品，如麻花、馓子之类）。这正如东汉郑玄注《周礼》所云：“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

许嘉璐在《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里也认为，古人一天只有朝、夕两餐。

我们注意到，尽管当代研究者对周代以降（含周代）的古人是否一日两餐或三餐问题各持一说，但是，大都认可商代人们是一日两餐的。如持古人“一日三餐”论的胡新生在《谈古代日常生活的“三食”习惯》（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一文里即指出，殷商甲文中有“大食”、“小食”之称，其在卜辞中的具体意思分别是指一天中的朝、夕两餐时刻，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早饭时、晚饭时。这说明殷商时的人们基本上实行的是两餐制。他还说，卜辞记录的内容大都属王室贵族圈里的事。不过，既然连贵族都是一日两餐，平民百姓自然不敢奢望三餐制的。因此，如果说“古人一日两餐”，那么，则当特指殷人的饮食习惯。宋镇豪在其《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里也从殷商甲骨文入手进行分析，肯定商代人当为两餐制。（他同时承认，“夏代人一日用几餐，不得而知”。）他指出，第一餐当在旦和中日之间，约当今上午7至9时，称为“食日”，也称“大食”；第二餐则在昃和昏之间，约当今15至17时之间，称作“小食”。

二、“一日三餐”论

胡新生在《谈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三食”习惯》一文里说，“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在周代特别是东周时期便已形成；尤其是在生活优裕、“列鼎而食”的贵族阶层，一般都采用三食制。胡新生特别举出《周礼·天官·膳夫》中的一段记载为据：“王日一举……王齐（斋）日三举”。他又引东汉郑玄、唐代贾公彦对此的解释说，所谓“王日一举”是说“一日食有三时，同食一举”。即在通常情况下，周天子每天吃早饭时要杀牲以为肴馔（即举），但吃午饭、晚饭时则不再另杀新牲，而是继续食用“朝食”后剩余的牺牲。“王斋日三举”则是说，斋戒时为了保持庄重，不可吃剩余的牺牲，必须一日内三次杀牲，这样一日三餐便每餐都能吃到新鲜的肴馔。这种做法当时称为“齐（斋）必变食”（如《论语·乡党》所言）。胡新生还说，《周礼》关于斋戒时每日三次杀牲，应当是建立在一日三餐制的基础之上的。

在此基础上，胡新生又举出《礼记·玉藻》的一段记载来加强他的论据。《玉藻》上说：“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馂”。胡新生认为，这里是说天子在日出时上朝理事，然后吃过早饭；剩余的食物到日中进餐时继续食用（即馂）。由此可确知，周代的上层贵族在朝食、夕食之外，还有固定的日中之食，即一日有三食。

对于前举王学泰所据班固关于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的说法，胡新生认为，班固之说不可靠，是他人为地制造出的食制上的“尊卑之差”。胡新生还举出清代学者刘宝楠、孙诒让的观点，称一日三食在周代贵族中“为上下通礼，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异”。（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三）

胡新生还指出，周秦时的人们虽已有了一日三食的习惯，但似乎还没有给每餐起上一个固定的名称，只是以时间来区别之，如对早饭称“朝食”，晚饭称“夕食”，如《诗经》《左传》等典籍便是这样处理的。进入汉以后，一日三餐才拥有了比较固定的专称：早饭称饔，午饭称，晚饭称飧或。

对此，笔者认为，对早、中、晚三餐分别命名作饔（或餐）、（或食）、飧（或）一类的专称，并非自汉代始，其实在周代就已有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诗经·魏风·伐檀》。其第一章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第二章说：“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第三章说：“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这餐、食、飧即早饭、午饭、晚饭之谓也。

应当承认，“餐”、“食”、“飧”三字在先秦典籍里单独出现时，都可作食物、熟食或吃饭讲。但像《伐檀》这样呈对举时，便当各有其义了。这里，我们仍以东汉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饔飧而治”句为例。赵岐说：“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孟子章句》）这里“飧”，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说，亦为“也。”《国语·晋语》有“不飧不寝”，这是说，不吃晚饭便睡不好觉。

刘运兴在《〈诗〉义知新四题》（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里考证“餐”字，说它的本义指的就是残食，引申义即早餐。因为“餐字从食从，义为残余食物，……残食或加水烧煮而后用，故餐字又作‘湌’。先民每日午晚两次正餐，非晨早不食者，乃取昨日晚餐之残余而食之，故早餐得谓之‘餐’。”

刘运兴还指出：“‘食’乃饮食类字词之母根，蒙昧时期，先民盖日得一食而已已，故后世餐制虽变，仍以正食午餐曰‘食’。”

这里，笔者补充一下历代学者对午餐称“”的某些说法。其最早可能见之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其上说：“，昼食也，从食象声。”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说：“此犹朝曰饔，夕曰飧也，昼食曰，俗讹为日西食曰，见《广韵》。今俗谓日西为晌午，顷刻为半晌，犹之遗语也。”稍后山东安丘人王筠则在《说文句读》里说：“昼食”之“昼”在“《御览》引作中，谓日中也。吾乡谓午饭曰饭，因谓正午曰正。”今人张舜徽亦在《说文解字约注》中写道：“许（慎）云昼食，谓中午之食也。昼字从昼省，从日，言一日之中，以此为界也。今湖湘间犹谓上午为上昼，下午为下昼，则昼食物为午时食明矣。《御览》卷八百四十九引《说文》作‘中食也’谓日中之食也，犹今语称中餐也。”

此外，笔者还要指出的是，周秦至两汉，尽管包括天子王贵族等在内的上流社会实行着三餐制，但是在民间，一般老百姓却仅有饔、飧二餐。前引《孟子·滕文公上》“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一段话，讲的就是上流社会里的贤者（主要应指贤君）与普通农民共同劳动，并体验其每日两餐的日常伙食。至于汉以后民间何时开始普遍推行三餐制，不得而知。

窃以为三餐制当因地因时而议，即是说，是与各地甚或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相联系的。即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例，这时因为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在许多地区，包括一些城市吧，其居民只能吃两餐以维持生计——而此前他们是一直吃三餐的。

三、“一食即一餐”论

末了，还特别需要提到某些研究者对《礼记·礼器》里的一段记载的误解。《礼器》说：“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一食即一餐。”今人姚伟钧则据此解释《礼器》说：“天子一日吃饭，一餐即可，诸侯二餐，士大夫则三餐，至于劳动者则可尽量地吃。”（《礼——传统道德核心谈》，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孔颖达对《礼记·曾子问》的疏解，便不难理解《礼器》那段记述的真谛了。《曾子问》说：“孔子曰：‘……天子崩，……既殡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饭，不侑’。”对“三饭，不侑”，孔颖达说：在正常情况下的祭礼，对于所立的尸（代死者受祭的臣下或死者晚辈），士礼当九饭，大夫礼当十一饭，诸侯礼当十三饭，天子礼当十五饭。但因现在有天子之丧，所以要减礼数，即尸三饭之后主持祭礼的祝就不再劝尸继续吃下去了。按照这样的意思去看“三饭”、“十五饭”，其实是指吃三口饭或十五口饭，并非三顿饭、十五顿饭。孔颖达疏《礼器》谓“一食即一餐”，实际也是“一食即一口饭”之意。

周人之礼，诚如孔颖达疏言：“尊者常以德为饱，不在食味。”所以《礼器》说：“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这意思是讲：在饮食礼节上，天子吃一口饭就说吃饱了；诸侯要吃两口饭然后告饱；大夫、士则须吃三口饭才说饱了；至于一般劳力者，就吃无定数了（一直到吃饱为止吧）。这其实是一种假斯文。“实际上告饱后，当侍侑食者劝食而后再食，最后天子当食至十五饭。”（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