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

由刘立云、张放所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比较研究》一书，对《乐记》两版本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这在历史上尚未做过。从古至今的学者，对两书一般是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就事论事，并未涉及其整体比较，更不用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予以全面分析、合理归纳，由此得出自己独立的理性结论了，故该书值得一读。

本书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从文本的角度对《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的流传情况、版本情况与各依附书籍的关系作了清晰勾勒，厘清了《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它们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从校勘学的角度对两书比较明显的舛误进行了订正，对值得商榷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今人难读难解或可能产生误会的字、词、句，予以注释；对一些历史疑案（如关于《史记》“袭取”问题），做了认真梳理，分析了它们的来龙去脉，揭示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在论列、比较两版本的若干差异、学者研究二书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产生差异和不同观点的学术背景与历史、文化成因以及哲学、社会学层面的因素，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以及形成这些认识的方法，合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能够自成其说，独树一帜，且能服人，从而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开出了新的路子。

本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确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例如：

一是论证了《乐记》的来源问题

本书认为，虽然关于《乐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迄今虽尚未定论，但有三条是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的：一是不管《乐记》的作者是谁， 《乐记》一书就是中国典籍中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二是不论《乐记》成书于什么年代，但根据现在的资料只能确认它是在西汉年间才被人们所知晓并流传的；三是《乐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是西汉时期编撰的影响很大的《礼记》和《史记》均在其书中编入了它。据此，《乐记》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这就将《乐记》是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和汉武帝时的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所著这两种看法都容纳进去了。

二是论证了《乐记》的版本问题

本书认为，由西汉时期编著的《礼记》收录的《乐记》和《史记》中的《乐书》这两个本子，虽然书写有一定的不同，但很多文字却是高度地一致，这足以证明，这两个文本都是先前就有的。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乐书》被收入《史记》的时间当在《礼记》之后。产生这一错误认识的始作俑者是唐代的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撰写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撰写《史记正义》先行为主地认为《史记·乐书》是来源于《礼记·乐记》。后人因为相信司马贞和张守节，未去仔细辨识，遂将这一误解扩大化，成为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本课题对两个文本从文字、编排诸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后，认为分别来源于不同的文本，《史记·乐书》的文本优于《礼记·乐记》。更重要的是，《史记》不是简单地将《乐记》纳入《史记》作为其中的“八书”之一即《乐书》就万事大吉，而是通过整理、补充和“太史公曰”等诸多方式，将儒家自先秦以来关于音乐的思想、理论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从而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乐记》。

三是论证了《乐记》礼乐思想的演变问题

本书认为，《乐记》所阐述的礼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论。这个理论在儒家学派那里本来是非常系统的，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虽然他们标榜是用儒家学说在治国，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理论，却往往是经过改造了的。《乐记》中所记载和阐述的儒家的礼乐思想，在社会和历史的运用中就有这样的演变经历。

《乐记》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儒家音乐思想的结晶。它继承了古代沿袭下来的礼乐，而礼乐又是一种有效的封建统治手段。如此的思想或者可以称为趋炎附势与迂腐，或者可以称为它顺应了时代。但是，不管怎么说，《乐记》确实对两多千多年来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从事音乐理论和音乐历史的研究者，仍然是言必称《乐记》，这就足见它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了。

四是论证了《乐记》的影响问题

本书认为，由于《乐经》的失传，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很大变化，本来讲究礼乐相辅相成的文化变成了专讲等级秩序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很大不幸。因为没有文字著作的《乐经》了，所以，相当系统阐述音乐理论问题的《乐记》就成为目前已知道的中国典籍中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也正因为如此，《乐记》一出现，就受到社会的重视，汉儒们将其视为《乐经》，事实上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乐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音乐典籍中，《乐记》一直是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其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如此，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乐记》中包含的美学思想一路发展的。

本书提出，《乐记》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光辉。学习《乐记》，研究《乐记》，有助于我们抵制腐朽文化，发扬先进文化。《乐记》不仅是音乐史上的巨著，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著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人类的道德修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