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强

正史中在公文上以加点为标识暗号的例子，较早有高欢与侯景之约。史家以为高澄于此事处理不当，造成了侯景的叛魏归梁。

据《北齐书·神武纪》记载，高澄“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l]

又据《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及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2]

同书又记载“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因用王伟计，乃乙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求降。”[3]

两书记载大致相同，但细究起来，有诸多疑点。首先，就高欢来说，史载他“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4]很明显，这样性格的人是不会非常信任自己的文臣武吏的，因此不太可能与侯景有如此之约。况且，侯景专制河南，拥兵十万，早就成为高欢的猜忌对象。他在病笃之时对高澄言道：“（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驭也。……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5]可见高欢非但猜忌侯景，连自己身后制约侯景的人选都已经为高澄想好了，这就更不太可能与侯景有文旁加点之约了。其次，就高澄来说，他在十二岁的时候“神情俊爽，便若成人”[6]，“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得预之”[7]，更是在年仅l5岁（天平三年，公元536年）时入朝辅政。至高欢去世（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他已参与政事长达十余年。如果真有此事，而高澄不知情，不太可能。退一步来说，文旁加点之约，或许因高欢生性多疑，“虽子弟弗之知”，那么在其病笃之际也就没有继续隐瞒高澄的必要；因为既然连应对侯景之法都已经交代高澄，还不告知此事，难道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徒留祸患，让他自找麻烦吗？这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对于此事，还是吕思勉先生说的最有道理：案神武（即高欢）猜忌性成，从未闻以将帅为腹心，而自疏其子弟；况文襄（即高澄）在神武世，与政已久，神武与景有约，文襄安得不知？说殆不足信也。[8]

至于侯景书到不至，应当主要是受到高氏父子的猜忌而“惧祸”。再者，高澄虽然参与政事已久，其才能也为朝野所认可，但毕竟年轻，素为侯景所轻视，“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9]二者之间已经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高欢死后，侯景必不能为高澄所容。所以，且不说高欢与侯景约定文旁加点之事以及高澄矫书召景事不可信，即使是高欢的真书，侯景也不可能在高欢病笃之际冒险赴召，所以之后的叛魏归梁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之后有隋文帝与其子杨谅之约，此事仍是诸多可商榷之处。据《旧唐书·屈突通传》记载，“及文帝崩，炀帝遣通以诏征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有密约曰：‘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所屈，竟得归长安。”[10]

又据《新唐书·屈突通传》记载，“炀帝即位，遣持诏召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约，若玺书召，验视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及是，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屈，竟得归长安。”[11]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及高祖崩，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先是，高祖与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知有变。诘通，通占对不屈，乃遣归长安。谅遂发兵反。”[12]

这里仍然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即隋炀帝对文帝与杨谅之约知情与否。众所周知，隋炀帝在未为太子之前已经历诸多政治磨练，多方参与国家政事。抛开这一点不说，隋炀帝自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此后每当隋文帝到仁寿宫避暑时，都是他监国处理政事。[13]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隋文帝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14]。可见，相对于高澄来说，隋炀帝不但参政已久，而且更深一层，亲身处理国家所有重大事项长达半年时间。（隋文帝于仁寿四年七月驾崩。）若真有隋文帝与杨谅之约，炀帝不会不知道。

再者，仔细分析这三条史料，可以发现对此事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新、旧《唐书》都说炀帝遣屈突通以诏征杨谅，并未说明是隋文帝诏书还是隋炀帝诏书，而《资治通鉴》则明确指出是高祖（即隋文帝）玺书。其二，三书不约而同地指出杨谅认为诏书有蹊跷，事情有变。其三，面对杨谅的诘问，屈突通“占对无屈”。对于第一、三点，屈突通所持的应当是新皇诏书，因为据《隋书·高祖纪》所公布的遗诏中并无征召杨谅之事；且隋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成为合法的皇帝，没有必要再用已经驾崩了的文帝的诏书征召杨谅。正因为如此，屈突通才能有底气面对杨谅的诘问“占对无屈”。

对于第二点，恐怕应该从杨谅身上找问题了。应当说，杨谅是很受隋文帝宠爱的，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被立为汉王，之后在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成为雍州牧、上柱国、右卫大将军（后转左卫大将军），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为并州大总管，所辖地“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15]之后他又在辽东之役、突厥犯塞时两为行军元帅，可谓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不过高处不胜寒，“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16]又“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17]。由此可见，杨谅在太子杨勇被废黜以后，对炀帝被立为太子是心怀不满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炀帝遣屈突通征召自己之时，以诏书有问题为由诘问屈突通，企图在法理上占据有利地位。然而，杨谅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使他和文帝真的有敕字加点之约，那么在隋炀帝即位以后，此项约定也已经自然失效了。这一点，身为并州总管府司马的皇甫诞看得尤为清楚，认为此时“君臣位定，逆顺势殊”[18]，数次力劝杨谅奉诏入朝，守臣子之节。无奈这位汉王心中早已觉变，不但没有听劝，反而在囚禁皇甫诞后不久便发兵反叛了。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于此事所记，对杨谅多有袒护，几乎是在引导读者产生炀帝得位不正的遐想。大概是因为隋炀帝被贴上暴君标签，又是亡国之君，史家有意对其多所指摘以警示后世之君吧！不过，纵使隋炀帝有诸多不是，将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强加在他身上，总归不甚公允。

注释：

[1][4][5][9]（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23页，24页，23页—24页，23页。

[2][3]（唐）李延寿：《南史·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月，第1994页，1994页。

[6][7]（唐）李延寿：《北史·文襄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32页，232页。

[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第557页。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屈突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320页。

[1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屈突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749-3750页。

[12]（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5606页。

[13]参见（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60页。

[14]（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52页。

[15][16][17][18]（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杨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244页，1245页，1245页，1641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