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

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曾于20世纪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造成深远的影响。通过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计量法等方法梳理史料脉络可以发现，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历程可分为5个阶段，分别是发端期（1925—1949年）、高峰期（1950—1964年）、骤衰期（1965—1981年）、回升期（1982—1991年）和沉寂期（1992至今）。

图书馆学术思想苏联中国历史分期

建国初中苏两国埙篪相和，新中国正处于器物的模仿、制度的构建、文化的探索阶段，因此无论是图书馆知识、经验与技能的传播，还是话语体系与价值观的重构，苏联都给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且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在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的研究上，现有成果一般只关注建国初期，而忽视了后来曾出现的反复与持续性影响，实际上其传播与影响不仅仅是在五六十年代，如八九十年代就有一个翻译苏联论著的小高潮，故需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①。

1　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具体来讲，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受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强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而当时苏联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发展模式，所以中国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研等各个方面都向苏联转轨，发出了“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热潮”［1］的号召，所以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研究必然也会顺应时势有所偏倚。二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建设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图书馆事业，特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制定了一系列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方针与政策，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2］。刘国钧曾指出当时苏联图书馆事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图书馆事业，无论是方针政策还是技术方面都是中国的模范和指南［3］235。据1932年的统计，苏联共有34 338所图书馆，“全俄图书馆书籍之数目，增加甚速”［4］221，在人均图书数量上，城市人均图书拥有量3册，乡村人均图书拥有量0.1册［5］。1950年年底，苏联各类图书馆馆藏总量为7.14亿册［6］；1951年，苏联已有各类图书馆超过35万所［7］292。而1949年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凋敝零落，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只有392所，藏书仅2 600万册，而且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交通发达的京、津、沪等沿海一带的城市，边远地区基本上是空白［7］292-295。随着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8］。因此，我国参照苏联经验来建设图书馆事业成为一条捷径，“苏联图书馆经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9］成为常见的颂词。三是因为两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高度相似，苏联与中国在图书馆事业实践与研究领域的确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刘国钧认为两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古典文化、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且都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所遭遇的问题也大体相同［3］235，如在图书分类法中，仅就大量出现的马列主义著作等图书的分类就应该重视对苏联图书分类法体系的借鉴。

2　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相关文献的分布

因为文献是学术思想传播与产生影响最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在综合考量社会环境情状的基础上，以各年份相关文献数量的变化情况为分期标准是较为得当的方法。

2.1文献检索方法

为了全面获取前人研究苏联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的论著，笔者主要选用了13种索引及书目②查找自苏联1922年建国起，到1979年之间的中文论著；而1979年至今的论著主要通过CNKI、读秀、万方等数据库进行查找；在英文、俄文文献方面，使用了E lsev ie r、E m er ald、EBSCOhost、Eric、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俄罗斯科技文献信息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俄文图书）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以上数据库基本涵盖了从1922年至今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及出版的前人研究苏联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文献收录比较广泛，因此通过以上检索工具，可获取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料，进而分析总结本研究领域的研究概貌。

在数据库检索方法上，笔者首先进行主题检索，在中文数据库中将“苏联/苏俄/俄国/俄罗斯”与“图书馆/分类/基础理论/藏书建设/读者服务……”等图书馆学分支学科概念逐一进行组合检索，英文数据库使用“Soviet &China & librar*”、俄文数据库使用“К и т а* & б и б л и о т е*”为检索词，查出的结果数量颇多，但经过人工筛选可尽量保证文献的查准率。笔者在此基础上以核心著者为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再使用追溯法（以已获文献的参考文献为线索来追查相关文献）进行三次检索。在检索结果的整理上，笔者将检索出来的全部结果进行查重，逐一筛选，剔除重复及不相关文献，将同著者相同题目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论文视为同一篇文献来计算。

2.2文献分布分析

笔者经过尽可能多途径的文献调查，最终获得了1 062篇相关论文及138种专著。通过对这些论文和专著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笔者得到在中国传播的苏联图书馆学相关论著的时间分布图（见图1）。由图1可知，其主要有两个峰期，其余时间段情状较为平稳。

图1　苏联图书馆学相关论著时间分布图

3　传播的历史分期

如上所述，根据文献这一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传播载体的分布情况，以各年份文献数量的变化情状为分期标准，我们可将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分为发端期、高峰期、骤衰期、回升期和沉寂期5个阶段。

3.1发端期

发端期的时间跨度为1925—1949年。孙中山先生晚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较深，他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多次提及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在1924年致蒋介石的函中曾明确提出“以俄为师”，认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国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0］，国民党还曾于1935年建立了“中苏文化协会”，黎澍也指出苏联理论界在20世纪30—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11］，而国民党“党治国家”等政治体制的形成亦深受苏联政体模式的影响［12］。在这一社会风气下，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联的图书馆论著开始有所关注。但二战后期中国民众开始产生“疑苏”和“反苏”的情绪［13］，所以总体来看，当时中国对苏联图书馆界关注的持续时间较短，只是出现了零星的译介作品。例如，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了《苏俄文化沟通社与本会交换书籍》一文，其是较早对中苏图书馆界活动进行报道的文章；1 9 3 4年译为中文的鲍士伟（A·E· Bostwick）编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一书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了苏联图书馆事业［4］217-223，沈祖荣作序时曾赞叹道：“可畏的苏俄等国，他们是多么的注力于提倡民众图书馆啊！上至国家、社会、机关，下至学士、商贾、农工，他们无时不在振励的提倡，无人不在声嘶的高呼”［4］序；而1936、1937年分别出版的3种版本的苏联译著《书的故事》则是较早被引入中国的苏联图书馆学科普性专著。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逐渐出现了传播马列主义图书的图书馆，有的图书馆直接提出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口号，如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就提出：“‘旨意在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这个图书馆运用通信借书的方式，大量流通着‘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马克思与唯物论’、‘阶级斗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4］。后来中国又出现了蚂蚁图书馆及分散隐蔽的地下图书馆。其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大量图书馆，并于1941年7月成立了延安图书馆协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图书馆学术组织。当时该协会中规模最大的成员之一是中山图书馆，其中收有苏联出版的中文、俄文图书；在学校图书馆成员中，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收有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的马列著作，有中文、俄文和英文版。但由现在的文献看来，解放区图书馆与苏联图书馆并没有直接的交流、联系，有的学者认为延安图书馆协会是没有受到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涉而独立建立的［15］，所以其也没有受到苏联图书馆界的影响。由此可见，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图书馆事业虽然已经为革命战争、为党服务并传播苏联的图书，但均缘于其是党建的宣传机构，而非苏联图书馆思想带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1948年之前，苏联虽然在军事上与中国共产党有所联系，但因为分歧较多，特别是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40年代的国共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接受苏联的指示。相对而言，苏联偏向与国民党合作，而国民党虽然曾一度“以俄为师”，但实际上更为倚重美国的支援，在这一大政治背景的影响下，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的文化事业都并没有向苏联靠拢的倾向。在图书馆事业中，当时业界与学界的带头人多数是在民国时期接受日美图书馆理念的人物，因此也并没有特别关注苏联图书馆领域动态，所译介的多是简讯或概述性介绍。国共战争后期，1948年前后的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开始向苏联靠拢，但文化领域并不完全与政治、经济同步，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依然较少。民国时期，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传播情况主要可以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苏文化》这三大期刊上得以反映。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与苏联相关的报刊论文约有56篇、专著4种，总体来说数量少、领域分散，传播与影响力度不大。

在地理分布上，由于各地解放的时间有先后，苏联图书馆学对中国各地的影响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总体来说，东北区解放较早，并且毗邻苏联，所以东北区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文化事业，都应该是受苏联影响最早的。例如，旅顺解放后，1946年便成立了民众教育馆，馆内设图书借阅室，后又建立多个村镇图书室，并实现图书通借通还，成为旅顺城乡最早的图书网点［16］。又如，1948年建国前夕，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曾使用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蓝本、参照苏联分类法经验进行改编的《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油印本）来分编图书；1949年东北图书馆迁址沈阳后，对草案进行了修订，正式出版铅印本的《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东北法》）［17］。《东北法》为十进制分类法，共有十大类，附有5个助记表及儿童图书分类表［18］58-60。这是中国解放后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分类法［18］59，并于1950年、1951年两次再版修订，当时被不少图书馆采用，就连处于国土之南的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也使用这一分类法，且至今仍设有“东北法书库”来存放以此分编的图书。此外，1951年1月，文物局还召开了“东北区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对组织辅导、图书流通、时事宣传等进行了布置，并普及到东北区的农村图书室，对全国图书馆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19］。

3.2高峰期

高峰期的时间跨度为1950—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特别是在中国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发挥了重要的援助作用。在文化事业方面，1956年7月5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文化合作协定》，从而“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走上常轨，此后每年都由双方的文化部代表签订该年度的执行计划”［20］。是时，中国图书馆界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全国大方针下积极引入苏联图书馆界实践经验与科研成果，译介了大量的苏联图书馆学论著，内容涵括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分类学、目录学、儿童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学、图书出版等学科及领域，其涉及面广、数量丰富，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经验介绍，均被中国图书馆界视为研究和实践的参照。这一时期对苏联图书馆学论著进行翻译、研究、介绍的作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15年间刊发的报刊文章约有644篇、专著92种，在该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范围广泛（从东北区扩展到全国）、力度不断加大，几乎重塑了建国后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曾有学人批评中国图书馆界机械地学习苏联，从而导致了工作上的“教条主义”，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学界的强烈反对［21］，《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等期刊均发专文进行辩驳，因而响应“向苏联学习”的文献数量不降反升。

在这一时期，苏联图书馆学思想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渗透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1）建国后首先被译介入中国的是苏联图书分类学的相关论著，1950年前后基本集中在分类学领域，对其的关注一直持续到1959年前后。中国本土图书馆学中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分类学，并在借鉴苏联图书分类学的基础上编制了《人大法》、《中小型法》、《科图法》等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分类法。（2）1953年前后，苏联图书馆服务思想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开始得到更多的介绍，又因两者关系紧密，故分布有很大的关联性。同一时期，目录学、儿童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等领域也纷纷开始被关注，有相关论著被译介入中国。（3）1955年，儿童图书馆领域的译介作品达到高峰。（4）1957年，目录学方面的成果大量出现，等等。

3.3骤衰期

骤衰期的时间跨度为1965—1981年。20世纪50年代末，因为中国高速发展、毛泽东的威望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苏开始明里暗里地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22］，加上两国的国内与国际政策路线出现了很大分歧，两国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龃龋。然而，虽然苏联在1960年已经撤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破裂，但文化领域并没有马上反映出这一变化，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后，中苏关系恶化才逐步体现在图书馆界。中国图书馆业界在图书资料交换方面首先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1963年下半年以后，苏联大量削减了寄送中国中苏友协的图书、报刊、图片等文献资料的数量，以往寄送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报纸也一律停寄［23］。随后，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传播也发生了变化，1965年前后与苏联相关的论著骤然减少，在图书馆实践与学术研究中也逐渐不再“言必称苏联”。其后中苏进入敌对状态，加之1966—1976年“文革”的发动，图书馆界的实践与研究基本停滞，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学术活动才逐步恢复，但成果并不多。总体而言，在这17年间与苏联相关的论文只出现了46篇、专著7种，涉及面狭窄，如7种专著中有5种是属于“列宁与图书馆”这一主题的，这与当时中国政治上反对“苏修”但依然推崇“列宁主义”的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3.4回升期

回升期的时间跨度为1982—1991年。1982年，苏联处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开始表达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意向，自此中苏关系开始破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图书馆事业，实践与科研领域均有了新的发展，被认为“对诸如国家公共图书馆网的集中、科学图书馆藏书发展的前景、图书和阅读在苏联人民生活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研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24］。于是，在建国初深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代学人在其逐渐恢复的学术研究中试图继续秉持向苏联学习的研究导向，希望继续跟上苏联当时的步伐，将苏联的新成果介绍入中国，以“使我们了解苏联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情况和动向”［25］。这一时期译介苏联图书馆学论著的文献不断增加，10年间刊发了相关论文371篇、著作18种，并且拓展到图书馆自动化等前沿领域，苏联80年代的图书馆学思想在中国重新得以传播。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一是因为中美建交、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简称IFLA）会员合法地位的恢复，乃至后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国家方针的执行，中国将视野转向了全世界，多元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欧美的学术成果及业界实践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重视，相对于当时美国机读编目格式标准等先进技术的兴起，苏联的图书馆理论与技术实践均已明显落后，不再具备50年代的先进性；二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掀起了对文革及前17年的回顾与反思浪潮，在图书馆界也发出了“图书馆不存在阶级性”［26］的声音，这实际上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苏联图书馆传统的否定。所以，这一时期苏联译著所占分量并不是特别重，苏联图书馆学总体来说没有受到重视，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并不及建国初高峰期的那般深远。

3.5沉寂期

沉寂期为1992年至今。自苏联1991年12月解体后，“苏联图书馆学”便成为了历史，其分裂出的主体“俄罗斯图书馆学”也已经与“苏联图书馆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中国对苏联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只存在于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术史领域中，并且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方面，影响力在不断衰减、淡化。20多年来，中国刊发的这一主题的论文约有58篇、著作1种，其可视为20世纪苏联图书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余温。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80年代后的苏联图书馆学思想总体来讲对中国产生的新的影响不断式微，但50年代留下的烙印有很多一直保留至今。

注释：

① 苏联存在的时间一般是指1922—1991年。本文研究的是苏联图书馆学术思想对中国一直以来造成的影响，即1922年至今，所以1922年之前的苏俄及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产生的关系均不考虑在内。

② 包括（1）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1辑（清末至1949.9，北京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1959）；（2）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2辑（1949. 10—1957.12，南京图书馆编，商务印书馆1959.1）；（3）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索引（1925—194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总索引（1929—193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5）书目参考工作文献目录 （1948—1959，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6）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0—1980.12，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7）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论文索引（1949—1985，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编，科技文献出版社，1991）等13种索引及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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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梦笑女，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联合培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已发表论文20余篇。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the Soviet Union library has spread across China and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rough synthetically us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bibliometrics and other methods， we could find that the propag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acdemic thought of the Soviet Union library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namely the originator period （1925-1949） ， the peak period （1950-1964）， the sudden decline period （1965-1981）， the recovery period （1982-1991） and the silent period （1992-present）.

Library academic thought； Soviet union； China； Historical stag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Library Academic Thought in China

G250.9

B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AT001。

2014-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