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一直存在“贱讼”的法律传统观念，它有着显著的时空特点，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性，“贱讼”这一法律观念，不但存在时间上的前后继承，而且必然存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本文通过对其现象、原因等的研究，探讨它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贱讼；诉讼制度；法治；启示

清代崔术曾说：“自有民生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世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故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这是中国古代极其罕有的对诉讼的客观、冷静的态度，绝大多数的古代中国人不仅缺失这一态度，而且更多的是对诉讼的鄙视与厌恶。

一、“贱讼”的体现

中国的“贱讼”究竟从何时开始，已不得而知，春秋时期的邓析事件，大概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的最早证据之一。古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于诉讼，抱着较为一致的轻贱态度。

从官府的司法定位看来，以息诉止诉作为根本职责，清《钦颁州县事宜》：“州县官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德化，以移风易俗；次之奉朝廷法令，以劝善惩恶……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亦与之俱行矣。”听狱断讼只有作为德教的手段之时才有意义，如果为了断狱而听讼，则“父母官”之所为很是不耻。

从个人精英来看，即使在经济活跃两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田土及钱债为主的民事纠纷，然而王安石变法时期倡导为培育司法的专门人才设立“明法科”的举动仍受到了保守派领袖司马迁的强烈反对：“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驯良？